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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尚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对于“学而优则仕”这样的理念我还无法领悟其深刻含义，至于“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这句话我同样未能有深入且透彻的认知。
彼时，读书学习对我来说仅仅是一项任务，完全是在父母的督促以及老师教鞭的鞭策之下才展开。课堂之上，我总是心不在焉，老师的授课声仿佛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放学后，我便悠哉游哉地与小伙伴们纵情玩耍，将学习抛诸脑后。
时光荏苒，如今我参加工作已二十载。作为世代务农家庭的子弟，凭借读书与机遇，我走出了山沟，告别了那一方农田，捧上了令村里人羡慕的“铁饭碗”。
步入职场，我才深刻领悟到读书学习才是人生的首要出路。所幸在漫长的求学之路上，我并未偏离方向。如今，虽未能成就非凡事业，但也能为所在单位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上班的途中，途经乡镇中小学时，我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脸上洋溢着欢喜，轻快地踏入校园。这般场景，如同一把钥匙，瞬间开启了我记忆的大门，将我拉回到80后的求学时光。那一刻，心中滋味复杂，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宛如镌刻在心底的画卷，始终难以磨灭。
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城镇乡村的开发建设尚未兴起，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居民。
那时，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五年制小学，每个年级都设有教学班，每班约40名学生，还开设有学前班，上完一年即可升入小学一年级，不像如今幼儿园分早教班、婴幼儿班、小中大班等多个层级。
记忆里，村里小学是砖瓦房，门窗、横梁皆为木制结构，总共两三排瓦房，10余间教室，包括教师办公室和杂物间。操场及公共区域没有橡胶、草坪或水泥铺设，全是泥土路面。操场正上方有几级砖砌台阶，中间立着一根长长的铁杆，配有绳索和滑轮，每周一早上在此升旗。
只要不下雨，我们便戴着红领巾，整齐安静地排列在操场上，听从老师口令和手势行动。记忆中，升国旗没有广播、录音机等设备，少先队辅导员清嗓起音，全体教师站在学生身后，前面的少先队员和高年级学生齐唱国歌，一旁低年级学生大多不懂音律节奏，只是羞涩地张嘴附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两名五年级学生拉动下，伴着雄壮激昂的旋律冉冉升起，即便年纪小，我们也心潮澎湃。
若周一下雨，就由老师戴着斗笠升旗，学生们在教室里站着唱国歌配合。
在那质朴无华的岁月，即便农村学校，也始终坚持升国旗制度，这是我们少年儿童对仪式感的初步认知与难忘记忆。通过国旗下讲话，我们知晓自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祖国未来，要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的幼儿时期，是与父母一同度过的，相较如今的“留守儿童”，我无疑幸福许多。当然，父母不可能时刻陪着我悠闲玩耍。
那时，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干农活与做家务上。他们既没有“孟母三迁”那般的格局境界，也缺乏欧阳修母亲“画荻教子”的启蒙引导，只觉得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该读书。
上学前，父母主要负责保障孩子的衣食住行，教导孩子端正品行。每当大人们忙于劳作，我便与村里的小伙伴们，在大人们干活的附近“摸爬滚打”，时而挖沙、捏泥人，时而捉迷藏，整天无忧无虑地玩耍。饿了，就吵着让母亲做饭；玩累了，便爬上床呼呼睡去，丝毫未察觉父母的辛劳。
5岁那年，在8月末9月初的时节，母亲从街上带回一个鲜艳的红色书包。当我的目光触及它的瞬间，心中便已明了，明日就要去学校报名，开启学前班的学习之旅。时光荏苒，一年后，学前班毕业，我正式迈入小学的校门。自那以后，书包、读书以及学习，便成为我漫漫求学道路上的重要事物与重大使命。
9月1日，开学首日，是父母送我去村里学校的学前班。记忆里，从家到学校仅有一条三米宽的土路。夏天，我穿着一双黄色凉鞋；雨天，便换上黑色雨鞋；冬天，则蹬着一双老虎靴，徒步往返于家校之间。
刚到学校，操场上一群群四处奔跑的学生映入眼帘，数量比在村里玩耍的孩子多得多，我满心欢喜。
进教室前，父母叮嘱我：“刚到学校别着急，安心读书，课堂上别做小动作，认真听老师讲课。放学后和村里小伙伴一起回家，别在马路上贪玩，注意安全。我们没空来接你，家里太忙。”
这时我才意识到，每天都要与父母短暂分别，瞬间涌起伤心落泪的冲动。但不知哪来的坚强与勇气，我硬是把泪水咽了回去。
如今，幼儿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无论祖辈还是父辈，都风雨无阻地接送。上学时，校门口陆续有人挥手送别；放学时，学校门口人头攒动，家长翘首以盼，大人小孩都满是期待与幸福。
还记得学前班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颇似现代艺术体的“1”字。这“1”字体加宽，上部带有棱角，下部设有底座，框内还有斜线作为底纹。老师引领我们认读，我们看着这个颇具框架结构感的数字，内心不禁对老师的才华充满崇拜。
随后，老师说道：“同学们，今天照着这个样子把字写完交给我，就可以放学回家了。”
彼时的我，瞬间苦恼不已。正式上学前，父母偶尔教我写“1”，不过是简单地竖着画一条直线，哪像黑板上这立体的“1”。不光是我，其他同学也都抓耳挠腮。老师见状，便从第一排开始，手把手教大家临摹。
我坐在第四排，看着一排又一排同学完成作业，背着书包欢欢喜喜地离开教室，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轮到我，老师握着我的右手，示范如何起笔、运笔，突然铅笔头断了，教室里又没有削笔刀。我向同桌借笔，可每个学生都把手中铅笔当作宝贝紧紧握住。老师说只能等最后一个同学写完借来用，明天再还他。于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作业，也成了最后一个交作业的人。
经此一事，我每天都会准备两支单价两分钱的铅笔。在往后的人生中，我深刻领悟到“有备无患”的重要性，这不正是老一辈人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现实意义吗？
那个年代，村里的小学与如今城区、城郊的学校大不相同。彼时，学前班实行半天制，中午1点左右便放学，孩子们都各自回家吃饭。
而小学年级虽是全天制，但中午用餐情况也较为简单。学生们要么吃早上出发时自带的饭菜，家离学校近的，家长则会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
我常使用白色烤漆铁饭盒带午餐，里面有时是干饭，有时是稍稠的稀饭，上面铺着一层清炒的时令蔬菜，偶尔还会多上一两片咸菜。
然而，铁饭盒并无保温功能，尤其是冬天，到了午餐时间，饭菜基本都冷冰冰的。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活力满满，只是脸上大多不够红润。
在当时，肉食对于多数家庭而言是奢侈品，那些有能力购买或过年杀猪熏制了腊肉的家庭，一般也是在白天忙碌过后，于夜宵时才煮来吃，且并非每日都能如此，通常隔三到五天吃一次。
如今，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生活实现了从“有什么吃什么”到“吃什么有什么”的转变，食物品类齐全，消费选择丰俭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