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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风高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瞬间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阵亡，上万个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立即派出十余万解放军火速奔赴唐山地震灾区救援。当时驻扎在辽宁省锦西飞机场的海军原第一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三大队五中队的官兵们参加了唐山的抗震救灾。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已年过花甲的白正利、陈思朋、童建萍、于文星等部分当年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老兵深情地回忆起1976在唐山那难忘的日日夜夜。
(一)一路艰难急奔唐山
1976年7月29日深夜，辽宁省锦西飞机场的营区静悄悄的，海军原第一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的官兵们都进入了梦乡。突然，三大队五中队的营房内响起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哨音，同时听到中队长急促地大声喊道：“全体都有马上到中队会议室集合。”哨声就是命令，很快全中队就集合到了中队会议室。会议室里非常安静，鸦雀无声。大家虽然不知道紧急集合是怎么回事，但都感觉到有紧急情况发生。因为在我们这样的航校飞行部队半夜紧急集合的情况很少发生。突然中队长上前一步非常严肃地宣布：“接上级命令，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大地震，海军总部命令我们前去救援，团里命令我们中队由指导员带队，人数五十人组成救援队，下面由指导员宣布具体行动安排。”指导员纪国军上前一步宣布：“团里命令我中队临时组建两个排，一分队加三分队部分人员为一排，排长贾玉军。二分队加三分队部分人员为二排，凌晨两点钟吃饭，四点钟出发，汽车停在中队门口，打好背包，多带一双鞋，带春秋水兵服，雨衣，水壶，走时穿夏季工作服。”指导员又说道：“这次救援队人员自愿参加，会后报名，动作要快。”会后中队的长廊里排满了报名参加抗震救灾救援队的官兵，很快名额报满，第一个名字就是于文星。多年后于文星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当时自己第一个报名参加救援队的上述情景。
凌晨四点钟，由我们五中队和六中队组成的三团救援队准时出发，乘坐汽车先到兴城与五团的救援队和其他部队救援队汇合一起向唐山出发。没想到一路上历尽了艰难。童建萍回忆起了这段艰难的行程。当我们救援队到达绥中河的时候河水已经上涨了，过河遇到了困难。刚开始还可以用东方红推土机拉着汽车过河，但到了下午轮到我们要过河了就不行了。我们就在河边等舟桥部队架浮桥。由于舟桥部队相距较远，直到天黑还没到。这时我们接到命令，返回兴城乘坐火车赶往唐山。我们连夜返回兴城等火车。还没等到火车，上级又命令我们回绥中过河去唐山。此时舟桥部队已架好浮桥。我们救援队又赶紧出发，坐汽车经浮桥过了绥中河向唐山出发。当我们救援队赶到山海关时，已是大半夜了。当晚我们就睡在山海关飞机场的停机坪上。陈思朋清楚地记得，当时停机坪的水泥地面被白天的太阳烤得很热，我们也顾不得了，把雨衣往下一铺放上被褥就睡着了。尽管当时跑道上有三叉戟飞机起落而且飞机起飞时那么大的声音，我们都没听到，连续的急行军和折腾太困乏太累了。
天刚一亮，我们救援队匆忙吃完早饭，就往唐山灾区赶。离唐山越来越近了，一路上逐渐出现了震后的惨状了。倒塌的房屋，裂缝的公路，扭曲的铁轨，从震区运出来的伤员，震坏的滦河大桥，正在往灾区赶的陆军救援队伍。从山海关到唐山我们整整走了一天。当天晚上我们就露营在唐山郊外的铁路上，当晚我们做饭的水都是从一个工厂的洗澡池里搞来的，这是事后炊事班的战友告诉我们的。第二天，也就是1976年的8月1日.经过一路艰难的跋涉，我们海军的救援部队正式进入唐山市区开始救灾。
(二)在唐山救灾的日日夜夜
童建萍、于文星清楚地记得，我们五中队的救援队开始分在一个家属区，该区域绝大部分都是平房。地震发生时除了邻居间互相帮忙抢救出来的人外，其余的都遇难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遇难者尸体。这项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当时正是三伏天，尸体全部都腐烂了，有的连头或者四肢轻轻一动就会分开。童建萍记得清理第一具尸体时，那个气味呛得他吐尽了肚子里所有的食物，连胆水都吐出来了。在清理尸体过程中，那呛人的腐烂尸臭味使很多人都出现恶心、头晕、身体不适等症状。当时虽然部队给每个人都发了口罩，但根本不管用。当时童建萍出了个主意，就是把口罩上涂上牙膏就能使臭味减轻，战士们都采纳了这个方法。而谁有牙膏就成了首选目标，当时流行的牙膏主要是“中华”“白玉”等，正好于文星在地震前几天托回上海探亲的战友买回一大管“白玉”牙膏。战友们知道后，都拿着口罩找于文星挤牙膏。很快一大管“白玉”牙膏就用完了，为此于文星真有点“心疼”，“白玉”牙膏在当时是不好买的。没想到两三天后，干部战士们都大声嚷嚷：“口罩上涂牙膏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原来牙膏是有腐蚀性的，涂在口罩上后，干部战士们的嘴唇开始脱皮，这可害苦了大家。后来上级发下防毒面具，带上这东西干活又热又喘不开气，后来干脆什么也不戴了，再苦再累再臭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海军航校部分救援队员在唐山合影
救援队的战友们在清理遇难者尸体时，还要负责用汽车拉到郊外去掩埋，每车都拉二十至三十具尸体。刚开始没塑料袋，就只能用草席或床单等包裹，用电线捆三道后装车拉走去埋。跟车去埋的就三到四个人。按要求是每具尸体挖一个坑，然后覆盖一米厚的土层。后来有了大塑料袋，就把尸体装入大塑料袋，口一扎就用汽车拉走掩埋了。有一天，于文星和战友们在挖出一具尸体时，在他的手腕上戴有一块手表，表针正好停在3时42分，表壳都没坏，只是内陷把表针压停。当时对地震发生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说3时42分的，有说3时43分的，没有定论，后来国家确定是3时42分53.8秒。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挖出的尸体手腕上那块手表还是挺准的。
那时候天天和尸体打交道，白天时人多任务紧忙忙碌碌没怎么觉得害怕，可人一闲下来，或人少寂静时恐惧感还是有的。陈思朋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和李晓勇去玉米地里找水坑洗澡，刚走到玉米地中间突然遇到一大堆死尸，当时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哇”的大叫一声扭头就跑。经过救援队干部战士们克服困难，努力奋战，清理和掩埋尸体的任务用了十天左右就完成了。
(三)奋战在唐山冷冻厂
在完成了清尸埋尸任务后，大约是震后十天左右，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进入唐山冷冻厂抢险。冷冻厂有五层楼高，水泥混凝土结构，非常坚固。这次大地震虽然没有震倒，但楼体已经开裂，非常危险。市指挥部决定人工定向爆破，由陆军爆破队和爆破专家实施。爆破是在一个下午进行的，所有人全部退到三里地以外，随着“轰”一声巨响，定向爆破成功了，五层楼高的冷冻厂瞬间倒塌成一座小山高的废墟。接下来就由我们海军救援队清理。清理冷冻厂的工作非常艰苦。童建萍、于文星回忆起清理冷冻厂时都有同感。由于震后冷冻厂楼体开裂，破损，整个冷冻厂的冷冻物有很大一部分暴露在空气中，加之在炎热天气下已经有十来天了，冷冻厂外部边沿裸露的各种肉类严重腐败，臭气熏天，简直臭不可闻，离厂几百米都能闻到那股臭味，使人恶心、呕吐、头晕。特别是冷冻厂泄露出来的氨气，轻则让我们呼吸困难，重则让人晕倒。我们当时没经验，经常出现人被氨气呛倒的情况。当时我们驻扎在唐山农研所自己搭的帐篷，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吃饭，到冷冻厂正好天刚亮就开始清理。中午休息一下又去清理。每次从冷冻厂回来都是臭气熏天，防疫队的来苏水都去不了这个臭味。现在回想起来，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没有发生瘟疫和大的传染病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时调派了大量的防疫队伍。救援队员们都记得当时每一个救援营都配备一个防疫队跟着及时消毒。每天除了天上飞机喷洒药水外，营区的防疫队更是及时的为救援队消毒，用来苏水为救援队员的衣服消毒，手则用酒精消毒。当时酒精都是用大的铁桶装的，后来酒精用完了又调来整箱的食用白酒消毒。
冷冻厂虽然经过了人工爆破但仍是大块大块的混凝土，人工清理仍然无法进行，于是上级调来好几辆进口的16吨吊车。后来上级又从开滦矿务局唐山矿调来一部分煤矿工人配合我们，一名矿工配两名战士，用井下采煤的风镐把大块的混凝土分割成小块，再用撬棍几个人合力推下去用吊车吊走。由于水泥板比较厚，用风镐切割声音大，震动又大，震的胳膊疼，手疼，胸也疼，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于文星回忆，当时我们救援任务重，每天早晨早出晚归工作量大，加之我们又都是年轻人，到了上午八九点钟就饿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每天上午八点来钟就给我们送来了整箱的饼干。当时其他食物少的可怜。因条件所限，开始送的饼干质量较差，又硬又涩难于下咽，加之战士们累的没有胃口，每天送的饼干剩下很多。指挥部了解到情况后特意调来了上海的优质饼干，又甜又脆，入口即化，战士们吃了很高兴，每天发的饼干都剩不下。指挥部领导们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救援战士们的士气。
童建萍、于文星都清楚地记得，当时把冷冻厂裸露在外的腐败的臭肉清理走后，里边很大一部分肉还是可以吃的。每天冷冻厂院里排着长队，各机关、厂矿很多单位来人等着把肉拿走回去吃。我们也一样由炊事班战士拿走做好我们中午吃。当时冷冻厂的职工每天中午都是一大碗红烧肉，而他们都能吃完，很让人羡慕。当时我们由于受环境的影响胃口差，能吃两三块肉就不错了，但在冷冻厂能吃到肉，我们的伙食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清理冷冻厂是我们在唐山最繁重的救援任务，也是我们在唐山救援的最后一个任务。
(四)难忘在救援中相遇相识的唐山人民
我们海军原一航校三团救援队在唐山救援时与唐山人民共同度过了五十个日日夜夜，虽然至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对当年在救援中相遇并相识的有着特殊经历的唐山人，这些救援老兵至今难以忘怀。
于文星回忆说：不知道地震后第一个救人的解放军在文献中是否有记载，但我知道地震后第一个救人的解放军是唐山人。他的家就在唐山市，他父亲是某区区委书记，1934年参加革命的。他母亲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他是北京某部队干部，他的名字不知道。地震时，他正从北京休假回唐山，刚出火车站就发生了地震。他穿着军装，马上就开始了救人。震后惊魂未定的灾民，看见有解放军来救他们都高喊起来：“亲人解放军救我们来了!”其实当时救人的解放军就他一个人。他把随身带的衣服、食品及其他物品都给了灾民。当他回到唐山家中时，除了自身穿的衣服什么都没了。他回到家已是下午，他的父母已离开了人世。他父母亲并不是因房屋倒塌压死的，而是楼房上层坍塌，他父母住的一层房屋无空气时间过长窒息而去世的。他说：“如果当时我从火车站直接回家，父母可能就死不了。”他又说：“作为军人在地震发生时先救人民群众，而耽误了救自己的父母我不后悔。”他舅舅是我们救援驻地所在单位的，所以他就住在了他舅舅家。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几天的救援工作后就离开了。他是回北京部队了还是去了救援的陆军部队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他是个唐山人，是地震后第一个救人的解放军，为了第一时间救人民群众，自己的父母却在倒塌的房屋中因时间过长窒息而死。
在救援中巧遇唐山籍战友。于文星回忆说：“我们刚开始救援的地方是一片平房区，处在地震中心一带，房屋全部倒塌了。那天我们正在开展救援工作，忽然来了一名海军军官，在谈话中得知他家就在我们救援的平房区，他是来他倒塌的房屋中取东西的。巧的是在谈话中得知他竟是从我们海军航校我们训练团培养出去的一名飞行员，现在海军航空兵某战斗部队飞行。他这次在唐山家中休假时正赶上大地震。幸运的是他一家三口都脱险了。据他说，他家卧室到院里有两道门，每天睡觉前都要把两道门关上，蹊跷的是大地震那天莫名其妙地把两道门都忘关了，地震发生时他凭借一名军人的本能同时把老婆孩子一起拉到院里来。他后怕的说，如果地震那天睡前把他家两道门全关了那后果就难于预料了。因为他的邻居是一名警察，地震发生时这名警察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老婆没有跑出门口，一家三口死在了门内，他家墙上还挂着“五四”式手枪。后来我们这位唐山籍战友参加了家乡的抗震救灾，他假期满归队了，可惜忘记了他的名字。”
在抗震救灾中，唐山两个小孩主动参加救灾重建家园的感人故事，白正利战友始终没有忘记。在海军一航校三团救援队先担任群工组长后担任联络员的白正利回忆说，在我们救援驻地，有两个小孩，姓贺(何)，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当时都六七岁，父母都在上海工作，她们姐弟俩当时在爷爷奶奶家住。地震时，爷爷奶奶都遇难了，可是这两个小孩很坚强，尽管年纪小，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们和大人一样参加抗震救灾，参加唐山重建。她们小姐弟俩一个拿着瓦刀，一个拿着小锤子跟着大人一起干活，用瓦刀把砖头清理的干干净净，码放的整整齐齐。小姐弟俩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当时广播电台、报纸都报道了她们的事迹。后来，上海来人把小姐弟俩接走了。抗震救灾工作结束后，在团里举行的总结大会上，白正利专门向全团官兵讲述了唐山抗震救灾中小姐弟俩的感人故事，讲述了英雄的唐山人民坚强的抗震精神。
死里逃生的唐山开滦矿工师傅，我多想再见见你啊！于文星深情地回忆起清理唐山冷冻厂时和开滦矿工师傅在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于文星说，当时我们在清理冷冻厂时遇到了困难，大块的水泥预制板用人工和简单的工具难于清理。于是上级调来了一部分开滦唐山矿的工人用风镐切割水泥预制板。当时我和一名朝鲜族战士配合这名唐山矿的师傅。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在一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位矿工师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幸运儿，他所居住的两幢两层楼房，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他说地震那天我们住的是一个三人间，我们三个矿工住在一起，刚好那一天有一个矿工休假了，剩我们俩人住。每个人床下都放着一个木头箱子平时装东西用。地震时同屋的那个工友爬起来想从窗户跳出去，由于地震摇晃窗户变形根本推不开，几秒钟后墙体倒塌把他甩出去了，当时就遇难了。这个时候我就把他和另一个工友的木箱拉到我床下，成三角形支撑着木床，我钻到床下。虽然我出不去，但暂时保住了我的性命。就这样，我在床下趴着等待救援。晚上七点左右的大余震把我的床一下子顶起来，原来还有一点空间，这下子一点空间都没有了，把我身上擦伤好多次。可能是我命大，没把我挤死。就这样我嘴里鼻子里全是土，可以说是等死。大约十点钟左右，我听到我们一个工会干部和一个办公室干部走了过来，他俩边走边说：“看来这幢楼里也没活的了”，我听到他俩过来就喊，但他们听不到，越走越远。我心里那个急呀，会动的两只手摸到一块砖头使劲敲水泥板。“有声音!”两人顺着我敲的声音跑了过来，“就是这!”办公室那位干部“嗨”的一声就掀起了水泥预制板，把我救了出来。关于办公室那位干部当时一个人就把水泥预制板掀起来这事，后来有人做了试验，三个人都没有把预制板掀起来。老人们曾说：男人越急劲越大，女人越急越没劲，看来这话有道理。后来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因为都是外伤没大事就出院参加了抗震救灾。正好冷冻厂清理工作需要我们配合，领导就让我来冷冻厂了。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死里逃生的矿工师傅现在还好吗？如果我有机会再去唐山的话，一定见见他，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于文星深情的说。
(五)各文艺团体来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演出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及时派来解放军救援队、派来了医疗队、防疫队，调来大量的救灾物资。全国各省市都给予了大力支援。地震发生不久，中央慰问团就来唐山慰问和领导抗震救灾。在童建萍等海军救援队员记忆中，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来唐山慰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建萍、于文星、白正利回忆说，当时总政军乐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河北省文工团等都来我们海军救援队驻地慰问演出。马玉涛、吕文科等战士们喜爱的部队歌唱家给我们演唱了很多首我们最爱听的军旅歌曲。特别是我们海政文工团的吕文科老歌唱家，刚从海南为电影《南海风云》录制完主题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没回北京直接来到了唐山为我们慰问演出。当时作为中队教歌员的于文星还向吕文科老师要了这首歌的歌篇，回部队后教全中队学唱了这首歌。到了救灾后期，晚上演电影的时候比较多。那时候部队和老百姓一块看。我们部队救援时间长，收工晚，不论多晚，只要我们部队一到电影场地，老百姓都主动撤到边上去，把中间地方让给部队，没有任何人指挥，军民关系非常好，血浓于水。白天救灾虽然劳累一天，晚上看看文艺演出，看场电影心情也很愉快，也为我们救灾增添了干劲，鼓舞了士气。
(六)离开唐山难忘唐山
正当我们在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时，在1976年的9月9日早上，我们突然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全体官兵立即整理好装备，在帐篷里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下午两点钟，参加抗震救灾的干部和党员到唐山二中操场集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才知道是毛主席逝世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和唐山人民的心情一样无比沉重。毛主席逝世后，我们海军救援队，经过短暂的休整，接到上级命令，返回部队进行备战。当时全军都处于战备状态。为了不麻烦和不打扰唐山人民，9月15日深夜我们乘坐部队军车悄悄地离开了唐山、离开了还处在苦难之中的唐山人民。我们在唐山和唐山人民一起度过了五十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们从唐山回到部队后，进行了抗震救灾工作总结。童建萍回忆说，虽然我们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特别辛苦，可是部队领导也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荣誉。我和唱贺祯带领的班、包括于文星在内荣立集体三等功，李景淳同志还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并参加了到北京为毛主席守灵的光荣任务。很多战友受到了不同奖励。白正利在团里举行的总结大会上还代表我们救援队向全团汇报了我们在唐山抗震救灾的情况，受到了全团的热烈欢迎。
唐山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工业城市，虽然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英雄而伟大的唐山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新城，美丽漂亮的新唐山矗立在世人面前。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老兵发自内心的为英雄的新唐山而骄傲!为英雄的唐山人民而自豪!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有机会一定再去看看新唐山，看看曾经经历过苦难而坚强不屈的唐山人民!白正利、陈思朋、童建萍、于文星代表当年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老兵们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刘风高2020年7月写于唐山
2023年7月修改于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