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在石油二校工作十六年，其中四次去外国语学校代课。此图是石油二校正门。
赵传怀
凌晨四点的哈密，空气像被烈日反复锻打的铁，白昼的余温在毛孔里烙下细密的疼。
我拉着一只行李箱站在口子公寓的天井里，等天亮。
四下传来戈壁风掠过白杨树林带的沙沙声，行李箱的金属扣泛着冷光，像戈壁滩上散落的陨石碎屑。
“小伙子，怎么不进去睡？” 声音从背后浮上来，带着四川口音的韵律。回头，是何老师——白短袖、灰西裤、钥匙串在腰间咣当作响。他六十多了，仍被返聘带高三。
我报上姓名，他“哦”了一声，像翻开一本旧校历：“石油二中已经没了，改成外国语学校，老师全打乱重分。” 一句话，把我从三千公里外的大海连根拔起，又随手丢进这片更深的戈壁。
我跟着何老师上楼。楼道的光在墙上打出一圈昏黄的涟漪。他给我倒了一杯凉白开，杯子外壁凝着水珠，像极了我此刻的不知所措。
七点，天边泛起钢蓝色的光。我拖着箱子往外走，何老师追到门口：“先去找中心问清楚，别急。” 我点头，却一路跑到了原来的石油二中。
校门换了新牌子——“外国语学校”。 偏偏在门口撞见老书记。他比以前更瘦，满脸疲惫，白衬衫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书记，我分到哪了？” 他连忙摆手：“不清楚，到中心问吧！”话没说完，人已经闪进传达室。那扇门“咣当”一声，把我和过去一年一并关在门外。
教培中心的人刚上班，领导抬头看见我，笑得像久旱逢雨：“来得真早！去二校，很多老同事也在。”
二校——我在心里默念，像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出了中心，太阳已经高悬，柏油路被烤得发软。我沿着路向南走，不久就到达一座小公园，二校突然跳进视野：两层的教学楼，校园围了一圈灰绿色的沙枣树。八月底的果实正由青转橙，空气里混着沙枣的酸甜——像谁把戈壁的烈日和晚风一起酿进了果核里。 隔着铁栅栏，我看见空空的操场旁，矗立着高大的风雨操场。
我绕校园一圈，行李箱轮子不时卡在砖缝里，发出短促的“咔哒”声。风一吹，沙枣树哗啦啦响，熟透的果子噼里啪啦掉在地上，裂出一股蜜糖般的甜香。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六月的杏子早已退场，八月的沙枣才是这片戈壁给我的第一颗糖——酸里带甜，甜里带涩，像极了我即将开始的新学期。
傍晚七点，天仍旧亮得晃眼。我顺着柏油路往基地外沿走，鞋底磨得发烫，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干脆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反正同事都在外地休假，上一届学生也在军训营里喊口号，没人会注意到少了一个“赵老师”。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清亮的呼喊： “赵老师！” 我回头，看见冯骞——去年石油二中八（2）班的冯骞——顶着一头被风吹得有点乱的短发，站在沙枣树影里。少年晒得比暑假前黑一点点，一笑就露出一排白牙，像夜里突然亮起的手电。
我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就在十六区，离这里很近。”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楼房，“刚在六区买光盘，远远看着就像你。” 我一时语塞。戈壁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极远，却又在毫无预兆的瞬间，把人推到面前。
冯骞把手里一瓶没开封的冰镇汽水递过来，玻璃瓶上凝着水珠，像是从家乡的海风里直接空运过来的。
“赵老师，下学期……你教我们吗？” 我握着冰凉的瓶身，心里却像被烫了一下。告诉他真相似乎需要很大的力气—— “我分到二校了，可能……” “没事的！”他打断我，语气轻松得像拂去一粒沙，“二校又不远。学习上我有问题，随时去找你；生活里你要是有困难，也可以告诉我。” 少年说完，把双手插进裤兜，微微扬起下巴，好像三千公里的荒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条可以随时跨过去的小水沟。
那一刻，我忽然听见风里有细碎的“咔哒”声——不是行李箱轮子，也不是抽油机，而是心里某块本来松动的螺丝，悄悄被拧紧。
冯骞挥挥手，转身跑向不远处的楼房，背影在夕阳里被拉得很长。我低头拧开汽水瓶，气泡猛地涌上来，溅了我一手。甜味混着沙枣的酸，一路从舌尖滑到喉咙，像一句迟到的安慰，又像一声轻轻的提醒—— 原来“留下”或“离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在离家三千公里的戈壁滩，只要有人喊你一声“老师”，那条回家的路就自动拐了一个弯，把你重新接回原地。
我抬头望向二校的方向，灰绿色的沙枣树在风里摇晃，枝头还挂着几粒橙黄的果。 我忽然有了决定—— 今晚先不订票了。
明天一早，去二校校园里参观； 等冯骞有空，再请他喝一瓶汽水，听他把新学期的问题一股脑儿倒出来。 我把空瓶倒扣在沙枣树下，像插下一枚小小的路标。
风掠过，瓶子发出清脆的回响—— 那是开学前最后一个瞬间，也是新学期第一个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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