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好友小鹏带我来到卧云庵看碑刻。庵内一片杂草，杂草丛中青石碑刻特别显眼。拍照、测量、辨认、记录，我俩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一通青石碑刻有少半截埋于土中，碑身泛黄，裂痕累累，字迹模糊不清，和小鹏反复辨认，这通碑为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卧云庵勒石记》，碑额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排列十六字“皇图永同 帝道遐昌 佛日增辉 法轮常转”。只是奇怪，常见的碑额是碑首正中的题字部分，内容多为碑文的提要，如同文章的题目，阅读者通过碑额内容即可知晓立碑者或碑主所处的时代、名讳以及所铭事由。若碑主受到封建朝廷的嘉奖、封赠或有功名，碑额会刻“恩荣”“圣旨”“奉天敕（勅、诰）命”“诰封”等字，以彰显政治恩荣，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朝廷对功臣贤能的表彰。“水源木本”“春露秋霜”“永世克孝”“报本追远”等碑额，旨在阐扬报本溯源、缅怀先人的传统孝道；“年高德邵”“尊师重道”等碑额多刻在懿行碑上，褒扬碑主的端庄品行和感人事迹，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寿”“万福攸同”“天官赐福”等碑额，表达了人们对长寿、福运、吉祥等美好事物的祈求和祝愿。
也未多想，来到卧云庵五眼窑洞居左廊檐下，一块双龙盘绕碑首的青石碑震撼了我们，其线条、结构、布局艺术性极高，碑额四周雕刻龙纹祥瑞纹饰，精美绝伦。两面碑首间都有一个孔洞，却没有光线相通。碑额上从右到左写着“曹洞宗派”四字，下面和《卧云庵勒石记》一样楷书刻写十六字：“怀镜圆明 慧灯普照 觉证玄宗 广兴妙道。”我恍然大悟，这原来是龙堂山卧云庵属于佛教曹洞宗，十六字字辈排序看来是有明确的宗派传承体系。
不由想到刚才看到《卧云庵勒石记》碑额上的字，返回碑前细细琢磨。
此碑额“皇图永同 帝道遐昌 佛日增辉 法轮常转”共十六字，每个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皇帝佛法”，这是明代佛教碑刻中典型的“政佛同颂”范式，既体现对皇权的尊崇，也承载佛教的核心祈愿，二者相辅相成，反映了当时宗教与政权的和谐共生关系。
明代佛教寺院多需获朝廷许可方可修建或重修，碑刻中首提“皇图永同”，是对嘉靖朝皇权的直接称颂，体现寺院对中央政权的臣服与拥护，也暗含“国泰方能寺兴”的现实考量——唯有皇权稳固，寺院才能获得长久庇护。“帝道遐昌”承接“皇图永同”，从“疆域基业”转向“治国之道”，既赞美嘉靖帝的统治方略，也隐含对帝王“仁政护佛”的期待。明代中后期，部分皇帝（如嘉靖帝虽更崇道教，但未完全抑制佛教）对佛教采取包容态度，寺院通过此类表述，希望维系政权对佛教的支持，避免宗教政策波动。“佛日增辉”中“佛日”是佛教比喻，将佛陀的智慧与教法比作太阳，“增辉”意为光芒愈发炽盛，普照世间。这是碑额中纯粹的佛教祈愿，既指卧云庵重修后，佛法传播能更广泛深入，也象征佛教教义能为世人带来精神指引，消解烦恼，同时暗含对寺院香火鼎盛、弘法事业长久的期盼。“法轮常转”中“法轮”是佛教核心象征，既指佛陀初转法轮（首次宣讲佛法）的典故，也代表佛法如车轮般辗转不息、普度众生，“常转”意为佛法永不间断地流传，利益众生。结合《卧云庵勒石记》“重修庵堂”的背景，此句既纪念重修工程完成后，寺院可重新开展弘法、修行活动，也寄托了佛教“代代传法、永续慧灯”的终极追求，与“佛日增辉”共同构成对佛教自身发展的核心祈愿。
真没想到，这十六字字辈排序中竟然隐藏着历史文化。碑额以尊皇开篇，以兴佛收尾，既符合明代皇权至上的社会秩序，也满足佛教寺院依托政权，弘法利生的现实需求，是当时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直接文字见证。
再次回到《龙堂重建扼险碑记》石碑前，这通碑是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所立，主要记录了卧云庵的修建背景、历史沿革、地产捐赠及宗派传承等内容。
《龙堂重建扼险碑记》中记述了龙堂寺的沿革。龙堂是禅师清溪和尚的修行之地，因“洞鸣雨应、虎啸风生”的自然环境被视为“出世地”，后由僧人证杭继建卧云庵，成为佛教修行场所。
这通碑记重点记载了证杭在乱世中的贡献。碑文提及“崇祯壬癸之交流寇猖獗”，“崇祯壬癸之交”推测应为“崇祯壬申（1632年）与癸酉（1633年）之交”或“壬午（1642年）与癸未（1643年）之交”。其中，“壬午、癸未之交”（1642-1643年）迟于这通碑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所立时间，故而，只能是崇祯壬申（1632年）与癸酉（1633年）之交。《交山平寇本末》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部将王刚“西来”，“山乡焚劫一空”，在交城的三座崖结寨，与此同时，任亮、巴山虎等也在交城群山分据势力。崇祯四年，陕西起义军首领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等36营共20余万人转战山西，交山农民军任亮、王堇英、郭彦等人率部紧密配合。到崇祯壬申、癸酉之交时，交山农民军势力已经颇具规模，他们以交城山区为根据地，凭借险要地势与明军持续作战，让当地明军的多次围剿都宣告失败，“西北山乡一带灰烬殆尽”的描述与《明史·李自成传》“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的记载吻合。当时战乱频繁，百姓流离，龙堂山因地势险要（“层峦环抱”“天险地利”）成为民众躲避战乱的场所，崇祯年间壬癸之际，为抵御流寇，证杭以数十年积蓄募工建关王庙、凿重窑、筑三楼，依托“层峦环抱”的天险形成防御体系，僧徒玄清曾率众人凭险击退飞贼，使此地成为庇护千余百姓的“一方保障”。龙堂山“天险地利”的防御建设，恰是民间应对战乱的典型举措，类似《绥寇纪略》中“结寨自保”的记载。因此得到地方官绅、民众的支持（如赐进士李之奇撰文、知交城县事薛国柱立碑）。这种“吉凶同患”的互动，反映了明末佛教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
碑阴《卧云庵施产记》详细罗列了各方捐赠给卧云庵的土地资产，涉及多个村落（如西坡村、紫蓝村、水峪贯村等），包括耕地、坡地、房基等，明确了土地的四至（边界）和面积，是庵堂经济来源的重要记录。碑阴详细记载各方捐赠的土地资产，涉及西坡村、紫蓝村、水峪贯村等多地，包括耕地、坡地、房基等，明确四至与面积。捐赠者涵盖庆成王府信官李松家族、文水县信士李国、居士白变饰等，土地或“舍到”卧云庵作为“香火地”，或由僧人购置（如清溪和尚买龙眼凹地、映潭和尚置野猪沟地），构成寺院经济支柱，体现了当时地方民众对佛教场所的支持。大量土地捐赠的记录，是研究明末宗教场所经济模式的重要资料。卧云庵通过接受捐赠获得土地，可能通过耕种、租赁等方式维持运转，而明确的土地四至记载，也反映了当时土地产权登记的习惯。卧云庵的修建和地产捐赠，体现了佛教场所在乱世中不仅是精神寄托，更承担了庇护民众的实际功能。
在碑记中还规定了住持及僧众的管理规则：不许分门另住，不住者需净身离开，不得私带常住物品，强调以碑为证、举贤任能，体现了庵堂的管理制度。
这通碑文既是卧云庵的建设与资产档案，也是明末社会动荡、宗教与地方互动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宗教研究价值。
龙堂洞口斜放着四通碑，多为残碑，其中一通青石碑较为完整，字迹也清晰，突然惊喜地发现，碑额上也同样书写着十六个字：“法海宏深 清湛澄定 常守本元 真如寂靜。”再细观碑文，不难发现，《龙堂重建扼险碑记》中记录：“本庵住持比丘证材、证枌、证杭，门徒玄陸，法侄玄通，法孙宗晖、宗明、宗曜、宗璧、宗惊、宗台、宗暎、宗照、宗映、宗寿，重孙广成、广印、广智。”“证”“玄”“宗”“广”字辈排序与碑额“怀镜圆明 慧灯普照 觉证玄宗 广兴妙道”相符，《龙堂寺记》中记载：“住持僧人兴礼、兴禎、兴䘺，法侄妙現、妙奇、妙昌、妙成……，法孙道瑛、道禪、道念、道存……，重孙法聚、法悟、法仲……，曾孙海亮。”《龙堂重建扼险碑记》及碑阴《卧云庵施产记》记录了宗派传承与管理制度。碑额题“曹洞宗派”及字辈“怀镜圆明 慧灯普照 觉证玄宗 广兴妙道”，明确属曹洞宗。住持证杭及其门徒（玄字辈）、法孙（宗字辈）、重孙（广字辈）的辈分体系清晰，且规定“不许分门另住，不住者净身出户，不得私带常住物”，以碑为证强化管理。
《龙堂寺记》也记录了 僧众谱系与字辈延续。住持为“兴”字辈（兴礼、兴祯等），法侄为“妙”字辈（妙成、妙鉴等），法孙为“道”字辈（道瑛、道禅等），重孙“法”字辈、曾孙“海”字辈，与碑额“法海宏深 清湛澄定 常守本元 真如寂静”的字辈序列完全对应，印证曹洞宗传承脉络。
两碑碑额的32字字辈（前16字“怀镜圆明 慧灯普照 觉证玄宗 广兴妙道”、后16字“法海宏深 清湛澄定 常守本元 真如寂静”），与曹洞宗传世字辈谱高度契合。如元代曹洞宗高僧万松行秀所定字辈中“慧灯普照”“觉证玄宗”等句常见于华北寺院，而“兴、妙、道、法、海”的辈分序列，与山西五台山曹洞宗寺院记载一致，印证龙堂山属曹洞宗分支。
碑额中刻僧人字辈排序，这是佛教寺院碑刻的特殊文化现象。字辈排序呈现在碑额中，强化了僧人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宗教权威，体现佛教“法脉相承”的核心观念，也让信众直观感受到宗门传承的严谨性。
僧人字辈是佛教各宗派为规范传承、明确辈分制定的字号序列，碑额刻写相关字辈，可直接反映龙堂寺院所属曹洞宗派及传承脉络，明确僧人在宗门内的辈分关系。我们通过碑额48代字辈的排列，能考证出龙堂寺历史悠久，且僧人趋于稳定。
有趣的是，这字辈排序分别记录在《卧云庵勒石记》《卧云庵施产记》和《龙堂寺记》中。我心存疑问，不是说庵是僧尼修行的场所、寺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吗？龙堂山一个院落里怎么会既有庵又有寺呢？
带着疑问下了山，查阅资料了解关于庵的历史溯源。
最初，庵是由庵闾这种草搭建的圆形草屋，常建于路旁，供行人歇脚、遮风避雨，功能类似亭子，造型也与之相似。在南宋《青山白云图》中，深山老林中修道者居住的圆形草屋，忠实呈现了庵的原始形态。元明清时期以庵为主题的画作，也基本遵循这一古朴样貌。因其造型封闭、状貌古朴，逐渐被僧人、道士或在家居士用作静心清修之所。许多古代文人钟情于庵低调、朴素、容身、安心的意境，常将自己的居所、书房命名为庵，如元代王蒙为隐居山中的高氏友人所作《宿庵图》 ，明代文徵明描绘自己曾寓居的栖霞山小寺《涉山白鹭悬庵图》。文人在庵中读书、创作，赋予庵浓厚的文化气息，庵成为他们寄托情志、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随着时间推移，庵与宗教紧密相连。在佛教中，成为比丘尼修行、居住的专用建筑，即民间俗称的尼姑庵。汉代以后，专门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逐渐增多，“庵”正式成为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建筑名称。
通常认为“寺为僧居、庵为尼居”，但龙堂山“寺庵同院”现象并非特例。据《宋高僧传》载，唐代禅宗寺院常以“寺”为主体、“庵”为附属静修场所，如百丈山“禅院居中，别庵散处”。卧云庵“三眼窑洞”的简朴布局（中为佛龛、两侧为居所），符合《祖堂集》中“庵为宴坐之所”的记载。整个院落建于山林清幽之处，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营造出宁静祥和的修行氛围。但从三通碑文来看，明崇祯年前称为卧云庵，证杭增修寺院后规模扩大，从而称为龙堂寺。且卧云庵与龙堂寺僧人法号严格按照碑额字辈来排序，可见是一脉相承的。《龙堂重建扼险碑记》明确记载：“龙堂乃禅师清溪和尚栖释华严，如神福山一龛，洞鸣雨应，虎啸风生，迄今如响。继创卧云庵，持钵参禅，销灭诸漏，真出世地耳。”由此可知，卧云庵实为龙堂寺僧人静修之所，而非尼庵。
《龙堂寺记》碑文明确记录了“死契人”白永昇因“粮差紧急”，将祖传的“小角沟山林”以“银壹拾伍两”的价格“永远承业”卖给龙堂寺僧人妙成，属于明清时期常见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契约，且“死契”意味着交易不可赎回，产权彻底转移。而“粮差紧急”的卖地原因，折射出明末“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对民间的压迫，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民不堪命，弃产逃亡”的记载相互印证。白永昇因“粮差紧急”卖地，反映了当时赋税压力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寺庙作为买方，说明龙堂寺在当地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且寺庙购置田产是古代佛教寺院经济的常见形式，用于维持寺院运转。
这些碑刻共同构建了明代曹洞宗龙堂山寺院的立体图景：既是宗教传承的载体（曹洞宗字辈、僧众谱系），也是乱世生存的堡垒（防御建设、庇护民众），更是地方社会的缩影（土地交易、官民互动）。其价值不仅在于补充了区域佛教史的细节，更以“寺庵共存”“契约文书”等特殊性，展现了明末基层社会治理与宗教组织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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