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风，总裹着黄土和炊烟的味道。那时的日子像村口那条河，浅滩多，水流缓，却在朴素的河床里，藏着我童年最亮的波光——那些被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幸事，比后来尝过的任何甜都更让人记挂。

        立夏刚过，卖冰棍的铃铛就开始在村头晃悠。“叮铃铃”一声铃响，孩子们竖着耳朵追出去，兜里揣着攒了几天的三分钱，手心攥得发潮。木箱掀开时，白气裹着甜扑面而来，大白糖冰棍上还凝着细冰碴。我从不舍得大口咬，只小口小口舔着，让那点甜慢慢渗进喉咙，冰水流到手腕，蹭在粗布短袖上，留下一片一片的印子，有时和妹妹分一根，你舔一下我吮一口，最后连木棍都要咂摸半天，仿佛那点余甜能撑到下一个集日。

       水果糖是藏在兜里的秘密。多半是走亲戚时，大人从礼包里匀出来的，小心的剥开糖纸，幸福的把糖送到嘴里，糖在舌尖慢慢软成浆，甜味从舌尖漫到牙根，连说话都带着黏糊糊的香。就连糖纸也被夹在书里珍藏着。有次含着糖睡着了，醒来时糖没了，嘴角还挂着丝甜，梦里都是蜜色的光。

      赶集的日子是味觉的盛宴。土路被踩得发亮，货摊从街头铺到街尾，卖滩的吆喝混着铁匠铺的叮当。在空气里撞出热闹的响。我总拽着母亲的衣角往凉粉摊钻，粗瓷碗里的凉粉滑溜溜的，撒上盐、醋、蒜泥，再浇一勺红辣椒油，摊主用大瓷勺一搅，酸辣香能勾着人往前凑。蹲在摊边呼噜噜吃，凉粉滑进喉咙时，那股劲直冲天灵盖，额头上冒一层细汗，却连碗底的汤都要舔干净。看我这模样，母亲总笑着说：“慢些，别呛着了。”

     忙假的麦场是撒野的天堂。收割的麦子滩晒在麦场上，脱粒后，麦秆堆成圆圆的麦秆垛子，像一座座软乎乎的小山。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钻进垛子缝里，麦秆绵乎乎的，带着太阳晒过的焦香，能埋到膝盖。你追我赶地翻跟斗，麦糠粘在头发上、衣领里，刺得皮肤发痒，笑声却比打麦声还响。累了就躺在麦秆上看云，云走得慢，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晃，直到炊烟漫过村口，才拍着满身碎草回家，梦里都是麦香。

        最盼的还是露天电影。消息下午就传开：“今晚邻村演《南征北战》！”天一擦黑，我们扛着小板凳往邻村跑，土路高低不平，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脚步声惊起路边的虫鸣。银幕是块白布，绑在打好的木杆上，机器一转，光打在布上，就有了会动会说话的人。我们挤在最前面，枪声响时捂耳朵，看到好人赢了又拍手叫好。散场时月亮已挂在树梢，一群人往回走，嘴里学着台词，脚步声踏碎了夜的静，也踏碎了日子的平淡。

        要说一年光阴里最最大的幸事，还得是过年。从腊月初就开始一天天数日子，一群孩子在村里跑着喊着：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只剩七八天，小年过后，灶台上的铁锅里，终于能闻到肉香——那是整年里难得的荤腥，猪大肠炼油后剩下的油渣，是我和妹妹盯着锅沿盼的美味；母亲总把肉切成小片，混着萝卜炖，就着新蒸的白面馍吃，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除夕的饺子捏得像小元宝，咬开时能吃到点香油；米饭盛在粗瓷碗里，白得晃眼，要慢慢嚼才舍得咽

      大年初一的新衣是压在箱底的惊喜，多半是母亲熬夜缝的，布面是攒了很久的票换来的。穿上新衣跟着大人拜年，进了亲戚家先磕个头，过完年就能攥着五毛或六毛的压岁钱。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纸票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盘算着能买冰棍、糖果，或是留着买文具。

       后来，长大了，日子也甜了，冰棍有了奶油味、草莓味……糖果堆成了山，电影院亮得像白昼，过年时肉和米再也不稀罕。可我总想起七十年代的童年时光，想起那根慢慢化掉的白糖冰棍，那张夹在书本里的糖纸，那碗辣得冒汗的凉粉，那个埋着笑声的麦秆垛子，还有新年里攥在手心的几毛钱。

                                                  原来童年最珍贵的幸事，从不是唾手可得的富足，而是匮乏日子里，那些被小心收藏的甜，那些和亲人伙伴一起盼过的光。它们像撒在童年里的星星，如今再看，依旧亮得让人眼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