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风炳
在我家的阳台上，静静地立着一台棕色的“工农”牌缝纫机，它没有博物馆里的展品缝纫机那样沧桑古朴，也没有商场里的新式缝纫机那般油光晶亮，但在我心里，这台普普通通的缝纫机，却是我和老伴有着一段忘不掉的记忆，也是我们过紧日子、同甘共苦的见证。
记得那是在1977年，我们刚订婚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一张缝纫机购买券，我渴望买台缝纫机作为彩礼，那时，我东拼西凑只能拿出100元，于是，我就厚着脸皮让未婚妻从家里要了60元，才把这台缝纫机买回来。从此，全家人的四季穿着，床上用品，缝缝补补，就从缝纫机的齿轮间变化出来。
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响声，伴随着岁月的流失，转眼间到了2000年，老伴从一家国有企业下岗了。那个时候，全家人的生活开销，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孩子自费上大学、读研。家里还有两位年迈的父母，老伴的社保还要续缴。一位邻居看到我们经济压力大，介绍老伴到县医院作保洁，被谢绝了，没去。还有的找到我们，帮他们带小孩，也没去。
老伴又打起了家里那台缝纫机的“主意”：为商家代加工缝制棉花包。从县城西关一家商铺，用自行车驮来塑料袋，然后用缝纫机把四个塑料袋缝合在一起，就是一床棉花包。加工一床包4毛钱，每天加工50床，就是2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600元。当时来说，每个月增加600元的收入，我很知足。缴社保、缴学费，日常家用，贴补了许多。有时候，我也利用工余时间，骑上自行车和老伴一块去驮袋子。那时，我就职于机关单位，是一名在职的科级干部。
有一次，我正赶着自行车驮着满满的一大捆塑料袋子，迎面遇到了一位熟人面孔的干部，我正想主动给人家打招呼，人家却把脸转一边去，弄的我一阵好尴尬，我扪心自问：为了生存，不贪不沾，工余时间，干点私活，丢人吗？我懂得：可能这位干部觉得，不如和一位座着轿车摇下车窗的人打招呼有面子。后来，这位干部干部进去了，出来后，我们再次偶遇……
扯远了，还是说说我家的缝纫机吧，用它缝制了几年棉花包，我记不清了，后来又用它缝制工艺品，再后来就是帮邻居缝缝补补，改个裤脚啥的，又哼起了咔嚓咔嚓的老调。
现在它退休了，上面盖了一块帆布，闲置在阳台上。我和老伴也退休十多年了，每次从外地回家，老伴总得先看看她那台缝纫机，用手摸摸机板上那岁月留下的深深刮痕，像是她在和缝纫机悄悄的诉说着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