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吴韵长歌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南宋历史的长河中，张俊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其生平经历与身后之事一直备受关注。张俊生前备受高宗宠遇，进封清河郡王，死后赠封循王，其丧葬规格等同于异姓亲王 ，在南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关于张俊墓的记载，在无锡地方志中却存在诸多疑问与争议。这些疑问不仅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墓葬地点的准确认定，更反映出历史文献在传承过程中的复杂性。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无锡地方志中张俊墓相关记载的深入剖析，结合正史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梳理出张俊墓记载中存在的问题，还原历史的真相。期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张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同时也为南宋历史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爵位谥号中的儒家理念体现

在封建时代，王朝授予某人的爵位谥号，蕴含着深刻的儒家理念，是对一个人一生功绩、品德的高度概括与评价。

以康熙帝的尊号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为例，其中 “圣祖” 为庙号，因康熙功绩卓著而获此殊荣。“合天弘运” 体现了顺应天命、弘扬国运的儒家天命观；“文武睿哲” 彰显了文治武功、睿智明哲的治国才能；“恭俭宽裕” 展现了恭敬节俭、宽厚仁爱的品德；“孝敬诚信” 突出了恪守孝道、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中和功德” 体现了持守中庸、德泽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成仁” 则表明康熙是集大成之仁德君主。整个尊号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儒家对君主的理想要求，“仁” 作为核心评价，也符合清代对康熙 “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 的历史定位 。

岳飞的封号同样体现了儒家理念。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十二日，孝宗赐岳飞 “武穆” 谥号，“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这一谥号高度赞扬了岳飞在军事上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功绩，以及在品德上秉持正义、施行仁德的高尚品质。嘉泰四年（1204）五月二十日，宋宁宗封岳飞为鄂王，这一封号不仅是对岳飞忠义殉国精神的褒扬，更是对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巨大贡献的肯定，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忠诚、爱国等价值观。

而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张俊的封号，大部分正史中也写得清清楚楚。张俊（1086年-1154年），字伯英，秦州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人。中国南宋将领。生前进封清河郡王，备受高宗宠遇，死后赠封循王。古代对逝去的人是非常尊重的，诺非犯大罪，则是必死后赠封的爵位定上升一级，所以张俊生前已是郡王的级别，循王应该是高于郡王的待遇，故张俊丧葬时朝廷是以等同于异姓亲王的礼仪。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张俊等，二段原文如下：“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辍视朝三日，敛以一品服，帝临奠哭之恸。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颜、子正、正子仁。”

(三)《常州府志》中 “循郡王” 的错误

在对无锡地方志中张俊墓相关记载的研究中，《常州府志》无锡县部分的记载出现了明显错误。其中关于张俊的封号，记载为 “循郡王” ，然而，在大部分正史中，张俊生前进封清河郡王，死后赠封循王，并无 “循郡王” 这一说法。

这一错误的出现，极有可能是由于府县志编写人员信息匮乏，对历史知识掌握不足。在封建时代，爵位谥号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明确的含义，一字之差，释义便可能相差千里。“循王” 与 “循郡王” 所代表的等级和意义截然不同，这种错误严重影响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这一失误也反映出，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史志，也并非完全准确无误。在研究历史时，不能盲目依赖单一的文献资料，而应广泛查阅各种正史、野史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比对，以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例如，在研究张俊的生平与封号时，除了参考《常州府志》，还需结合《宋史》等正史资料，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四)《锡山景物略》的问题剖析

1名人墓葬记载错误

《锡山景物略》作者王永积明代崇祯时期人，此书中存在诸多疑点，尤其在名人墓葬记载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文中称张俊葬在无锡青山（即今马山街道华藏山），同时还说岳飞坟也在无锡青山并被祭祀 。然而，众所周知，岳飞的真身墓位于杭州市西湖边上，这是被世人公认的事实。

这种错误记载的出现，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有限，作者获取的信息不准确，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记录。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存在地方文化竞争的因素，某些地方可能希望通过将名人与本地联系起来，来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但这种做法却违背了历史事实 。

以岳飞墓为例，其位于杭州西湖畔栖霞岭下，有着明确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证据。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 年），岳飞的孙子岳珂勘定北山的下智果寺与岳坟 “委是毗近”，愿自行创建，买田供瞻，请僧焚修，于是南宋朝廷下诏改赐紧邻岳飞墓的下智果寺充岳飞功德寺，并赐额 “褒忠衍福禅寺” ，这便是今天杭州岳王庙的始基。而《锡山景物略》中关于岳飞坟在无锡青山的记载，与这些确凿的历史资料相悖，显然是不可信的。

 2华藏寺修建记载错误

《锡山景物略》中还记载华藏寺是南宋绍熙年（1190 年 - 1194 年，宋光宗赵惇的年号）为祭祀张俊而建的祭祠，这一记载与史实严重相悖。

南宋王朝为岳飞平反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秦桧死前夕，高宗就命秦桧与其子、孙同时致仕，并不断清除其党羽，起用被秦桧排挤的人上台。宋孝宗时期，秦桧病逝，主战派卷土重来，全国上下都期盼着审判秦桧、为岳飞平反。虽然由于宋高宗赵构还在世，此次平反并不彻底，但追复了岳飞原来的官职，并寻得遗骸以礼安葬，还宣布寻找岳飞后人并给予官职，迈出了为岳飞平反的第一步 。

到了宋光宗、宋宁宗时期，蒙古族崛起，金朝国力下滑，南宋朝廷政治风向发生根本性变化，朝野武力北伐的气势高涨。最终，南宋下定决心为岳飞彻底平反，认定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夺秦桧的 “申王” 爵位和 “忠献” 谥号，将其改谥为 “谬丑” ，明确指出秦桧 “纵敌” 的罪行，至此岳飞冤案才完全得到平反，秦桧等人在南宋官方被正式定性为奸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锡山景物略》中所说的华藏寺在宋光宗绍熙年为祭祀张俊而建是完全讲不通的。即便当时朝廷为岳飞平反还未达到高潮，秦桧、张俊仍有残存余党，但此时秦张势力已大为减弱，风向对他们不利，其余党为求自保，也不敢做出为张俊建祭祀寺庙这种对自身无益的事情 。这就如同在现代社会，对于那些被历史定论为负面的人物，很少会有人公开为其立碑纪念一样。例如文革时期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那四个人，现在哪个地方敢公开地搞纪念他们的话动？所以，《锡山景物略》中关于华藏寺是为祭祀张俊而修建的记载是错误的，与当时的的政治局势和历史发展不符。更见自相矛盾之态，文中前句称此寺为宋循王张俊勅建一事，没有传记记载，后文却又言其是为祭祀张俊而建，恰似左脸所言，被右脸自行否定，前后龃龉，令人费解。

还有地方志“锡山景物录”传说祭祀张俊的祠庙，是在南宋绍熙年建的，可是现在“华藏寺”官方对外宣称，该寺始建于绍兴二十四年，两寺始建年代根本对不上，故排除了华藏寺是因祭祀张俊而建的。

(五)神道碑的存疑之处

我查阅不少无锡地方志分析，无锡市有张俊墓之说，最早依据是后被编入《四库全书，海陵集卷二十三》中，宋代人周麟之撰写的“张循王神道碑”。全书中说这个碑文中讲到张俊死后；是年九月十一日葬于常州无锡县塘湾山。这扬扬洒洒三千四百多个文字的神道碑文。

关于该神道碑是否存在于无锡马山街道华藏寺，至今尚无确凿证据。有人声称在某年华藏寺附近曾挖出一个无字石碑，有人说可能是历经六七百年后，石碑上的字迹因自然侵蚀而消失。然而，这种推测缺乏合理性。一般来说，石碑在自然条件的浸蚀下，表面腐蚀程度是深浅不一的，只会出现局部字迹消失的情况 。而周麟之撰写的神道碑有三千四百多个字，要使所有字迹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凭这个无字石碑，难以认定它就是周麟之撰写的 “张循王神道碑”。

更为蹊跷的是，特别是古代高官的丧葬中神道碑，是封建礼制中最为重要的物件，它必须是由皇帝命令大臣名朝廷的名义，撰写总结大臣一生的功过和朝廷的恩德，这东西是封建制度的脸面，中央官方正史心定重墨记录。可“张循王神道碑”虽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学习和临摹很有名气，此神道碑文却在元人编的《宋史》上也没有，仅是原记录在周麟之私人的文学作品专集《海陵集》中，后直到清代才连同《海陵集》一起被摘录《四库全书》中。

甚至 在无锡县志上却并未被记载。无锡县志中记录了许多古代碑文及墓志铭，其中不乏比张俊地位低的人的碑文 。张俊在历史上颇具名气，其神道碑文却未被无锡县志收录，这一现象显然有悖常理。按照常理，像张俊这样在南宋朝廷中地位显赫的人物，其神道碑理应受到重视并被县志记载。这种异常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无锡张俊墓相关记载的怀疑，也让我们对无锡地方志中关于张俊墓的记载准确性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