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兵报”
朱海燕
一
1997年9月11日晚,部长喊到他家去,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答:“明天党的十五大召开,你要离开铁道部了。”他问:“你听到什么没有?”我答:“传你到中纪委工作,负责常务。”他说:“是的。一小时后要开党的十五大预备会,这个时间我把你找来,说明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说:“你永远是我的领导。”他接着说道:“从党的十四大,你跟着我一直到党的十五大,做了不少工作,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你的这支笔为铁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部党组是认可的。在单位受到一些人的嫉妒,我都清楚,把你耽误了。”我说:“不!我就是写文章的人,有平台写文章就行,不图其他。”他说:“现在我还是部长,到明年3月的两会才卸任。你看,到部办公厅或宣传部工作怎么样?若可,我来安排。”我说:“这两个地方我都不去,1994年,你叫我到办公厅去,因为热爱新闻工作我没去。现在去了挡着别人的路子不好。你离开铁道部,我也想离开,回中国铁建去。”他沉思了一会说:“好!下去锻炼一段时间也好。马上让政治部的领导给中国铁建总经理与党委书记打电话,安排好你的工作,做《中国铁道建筑报》的总编辑。王振侯同志是党的十五大代表,我们会上还要见面,我会向他交代的。”
第二天,部政治部副主任何振山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肯定了我在《人民铁道》报的工作,并说已与总公司的领导沟通了,按照部长的要求安排好我的工作。
从那天起,我开始办理调动手续。这里有一个插曲,我在办调动手续时,记者部吴国良三番五次找社长说:“无论如何不能放朱海燕走,报社需要这样的记者。放走他,他将来那个报社必定会成为《人民铁道》报最强的竞争对手。”国良在记者部负责记者稿件的编发,是第一关口的“守门人”,由于长期编发我的稿件,他的表现似乎钩沉出内心隐秘的真意。在此,我向他送上迟到的感谢。
真要离开我奋斗近十四年的《人民铁道》,心里五味杂陈,百般的踟躇,千般的忧虑,那几天,打结的心绪怔对着心口。人,不是神,人不能不对自己作出定义,人不能不对自己审时度势。在铁道部虽是一名记者,但我放歌于全国铁路的苍天与大地,跟随铁道部主要领导,走遍全国铁路,报道着浪推波涌的时代。铁道部三百四十万职工,而中国铁建只有二十万职工,仅是铁道部的十七分之一。在铁道部我走遍千山万水,以文字报答山河的相思。我曾两次参加亚太地区新闻工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新闻泰斗甘惜芬同台讨论,与华人世界著名记者赵浩生纵论新闻。回到建总,这一切都不复再有。我的生活与目光将被工地的山水重重围峙。如果说《人民铁道》报的视野是无边无尽的草原,而《中国铁道建筑报》仅是狭隘的磨道,怎么能让千里马甩开四蹄?如何抵抗壮年落寞的失意?如何唤回斗志归来,重启远航的目标?如何以额头的煞纹回应时光的深情厚意?想想这些,我曾几夜失眠,颠沛的心弦,迎朝霞东升,又送太阳西去。人啊!一生总要多次面对前方吞咽的不测玄机。
二
由于中国铁建一时召开不了党委会,我和吴志义的命令到1998年3月初才下来。吴志义任报社社长,我任报社总编辑。
1998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事是,中国铁路记协在杭州召开1997年的好新闻评选会。我和报社总编助理田望生,将1997年的报纸翻来挑去,才找到9篇认为比较好的新闻参加评选。结果很不理想,一篇获二等奖,五篇获三等奖,另三篇落选。从铁路好新闻评选开始算,十几年来,《中国铁道建筑报》仅有二篇作品获一等奖。获奖率远低于路局中等水平的报社,这阴森森的忧伤,像一双冷酷的眼睛照射着我,让我抬不起头来。一位路局报社总编对我说:“你们可是大军区级的报社啊,瞧不起我们这小奖,不和我们挣。啊,啊!感谢你这大报的承让啊!”与兄弟单位这种新闻质量的云泥之别,居然报社内部同仁不知道!每次乐滋滋地享受捧回来的那几个二等三奖证书,根本不晓得肥肉被别人吃了,拿回来的是几根骨头。没有知耻而后勇的危机感,没有忧患意识,关着门称“老大”、装“英雄”,就会永远落后下去。我没这种雅量,我受不了这气!如果能受这气,就是对铁道兵的污辱!就是对铁道兵文化与传统的污辱!就对不起这支部队牺牲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我回答那位路局报社的总编:“明年见!告诉你,你干不过《中国铁道建筑报》!”这绝不是我个人耍英雄主义,也不是我个人轻狂、口吐狂言、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我是代表一个逝去的兵种表决心,代表五十年报龄的报纸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件事是,中国铁路记协在丹东开一个研讨会。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伫立鸭绿江西岸举目朝鲜的三千里江山,我哭了。那片土地上埋着我们报社的前辈报人。《中国铁道建筑报》前身的《铁军报》是中国所有报纸中,在两个国家同时开办的报纸,既在国内办,又在朝鲜办。如今我是这家报社的第九任总编辑,如果我办不好这张报纸,我无脸向牺牲在朝鲜的前辈交代啊!我无脸面对这张被炮火与鲜血染红的报纸!我顿觉肩头责任的千斤重量。为使命之饱满,我要订制办报的战略、方案、计划……
我到报社以后,提出若干项要求:
一,解放思想,更新办报观念:《中国铁道建筑报》同仁,要在“中国”“铁道”“建筑”“报”,这四个词根上找自己的位置,找自己的责任,找自己的行动。“中国”,显然要站在中国的高度上看中国、看世界,这个高度不是兵种的高度,也不是中国铁建的高度,而是一个国家的高度。“铁道”,即全国铁路的高度,不是中国铁建所修铁路那一点点长度。装下全国铁路的宏观,才能报道好中国铁建所拥有的微观。“建筑”,既含铁道建筑,也含机场、港口、公路及民用建筑。我要求报社同仁学习建筑学,洞开自己的视野,面向建筑的大千世界。“报”,即办报要遵循新闻规律,把中国、铁道、建筑所发生的新闻,以报人的专业与手段,落实在新闻作品上。
其次,要小报大办,小舞台唱大戏,小马拉大车。《中国铁道建筑报》是一家企业报,严格说来,与全国主流报纸比,与铁路行业的《人民铁道》比,它是小报。但是小中有大,在报道“铁道建筑”的报纸中,只有它敢用每期四个版,去报道铁道建筑的新闻,相对《人民日报》《人民铁道》,就不可能每期用四个版去报道铁道建筑。从这方面讲,《中国铁道建筑报》又是“大报”,它们反而是“小报”。这就是大报与小报的辨证关系。因为“小”,反而“大”了。因为“大”,它的报道才能走向深刻,走向高度,走向宽阔。
其三,要开门办报,提高质量。自己夸自己,再夸还是自己,自己说自己好,未必是好,让社会说好,让同行说好,让专家说好才是好,不能自己院子里打拳,号称打遍五湖四海;不能家门口称英雄,自认为是天下豪杰。一个报人的名誉不能陷入一种叙事形式的虚构。要在全路的舞台上、乃至全国报林一试身手。让报人真正成为历史的书写者,社会的活动家,将自己放逐到新闻史学的江海里航帆。为此,我建议《中国铁道建筑报》加入中国产业报协会,与一百多家产业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以决雌雄。
二,洗脸换装,让报纸展示大报姿态:过去报纸是来什么稿登什么稿,被来稿牵着鼻子走,主题不突出,主旋律唱不响。我和吴志义到任后,提出报纸不能活在被动的来稿中,要跳过僵死的护栏,走向旷达的原野。
首先是唱响主旋律,向大局要目标,向生活要素材,向政策要深度,一切向大局看齐,在大局确定的目标下,实施各步骤的新闻突破。紧跟大局,报道不是空泛的,要分析大局形势,解读大局内涵,让读者知道大局与自己的关系,与饭碗和收入的关系。要解读资源配置钢材、水泥等价格的升升降降对建筑市场的影响,使新闻成为建筑市场不可或缺的参考系数。使报纸既是精神的鼓动器,又是市场的“解读员”。
其次,改革版面。要有“四渡赤水”的决心,改革报纸的四个版面。一版必须选好一个头条,一篇言论,一幅图片;二版每期要有一个较好的通讯和一张较好的图片。三版是政工版,要摆脱说教,使稿子“软”下来,报道职工的生活,说职工的话。让职工下班后,带着报纸回家,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读报纸。让整个版面成为“职工之家”。四版,要向文学的高精尖看齐,发职工的诗文,也要发名家的作品,以名家作品引领职工的作品。如果没有名家引路,基层作品只能永远停留在业余作者的水平上。
其三,加大新闻评论的力度。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没有评论,报纸就没有旗帜,没有导向。我到报社后,让刘建国编辑统计几年刊发评论的数量。结果是,一版一年不超过15篇,二版不超过12篇,三版不到10篇,四版的杂文更是了了无几。没有评论,怎能点亮一张报纸的拂晓?我要求一、二版每期必有评论,三版每年发评论不得少于五十篇,四版副刊择机选发高质量的杂文。
在《人民铁道》时,我是记者,从不操心评论,评论是编辑部的事,近十四年,我仅写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到《中国铁道建筑报》就不一样了,作为总编辑不仅是首席记者,更是首席政论家、时评家,在某种意义上,要把撰写评论摆在撰写新闻的前面。我每年除撰写编辑部文章、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外,还以“仲铁平”之名发表大量时评性文章,一年不下五十篇评论。
评论之所以是旗帜,它表明报纸在思想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它是报纸的“眼睛”,使报纸炯炯有神。它是“纲”,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评论必须抓住时代的思想脉搏,必须扭住企业的中心工作,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准确、鲜明、生动。1999年,铁道部政治部在五棵松饭店召开全路报纸总编辑会议,我介绍经验,谈到报纸刊发评论的问题。许多总编不相信,让我拿报纸到现场核对。一核对,那年一版发表评论八十七篇。方才知道我介绍的情况并非虚言。
其四,充分发挥记者的特长。报社记者大多不是科班出身,都是过去的报道员,见识不一样,水平不一样,悟性不一样,怎样让他们庸常化神奇,舞红巾翠袖,各尽其能?做到这些,必须发现他们的长处。按各自长处,报社有目标地培养“猴子上树”型的抓消息的能手,“猛虎下山”型的抓通讯的能手,“狮子蹲窝”型的指点江山的能手,“飞龙在天”型的全能式高手。按照这些特长,编辑部灵活调度他们去执行符合他们特长的新闻报道任务。
为提高消息的写作质量,报纸不间断地开展“短新闻擂台赛”,锻炼记者追求真实,保证准确,交待来源,坚守客观,选择角度,展现细节,使用引语,考察背景,构建段落,以及导语的写作能力。使原来薄弱的消息写作提高了一大步。
我深知这些土生土长的记者,与那些专业报社的记者气象宏阔,意涵广大,存在一定的水平落差。但是,在报社确定的大局下,精心策划,部署到位,操弄精准,同样会有日新又新的佳作精品问世,如风樯阵马席地卷天的扑面而来。
其五,“金点子”点石成金,让记者成为八仙过海的“神仙”。上文谈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记者个顶个可能逊色于中央大报或产业报的记者,但是,在一个个“金点子”的策划下,他们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高手,八仙过海的“神仙”,像群狼追逐猎物一样,每次都能抵达成功的终点。西康铁路巡礼,内昆铁路巡礼,渝怀铁路巡礼,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国铁建职工阿富汗遭恐怖分子袭击的报道,连续报道、专题报道、深度报道,每次都以排山倒海的形势推出,声势浩大,将篇篇新闻熬制成点燃读者激情的万丈光焰。原《人民铁道》报副社长王廷彦说:“这帮记者个个调皮捣蛋,人人都是能话篓子,想不到进入新闻现场,投下的都是天光云影,把自己的调皮捣蛋放大成勇猛自尊、骄傲与自豪。王廷彦与原《中国铁道建筑报》老社长陈远谋都为他们的作品写下赞扬的文章。
最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中国铁道建筑报》关于青藏铁路的报道,前后五年间,发稿总量约在三百万字左右,我个人完成一百万字。这个庞大的文字量,在全国报纸中没有第二家。报社记者高举精神的火炬,克服生命禁区的艰难,将文字流转于生死,跌宕于灵肉之间,为天路唱响一曲又一曲高昂的赞歌。我很庆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很庆幸,和他们结成生命与共的兄弟,以书生的事业抵达天路的事业,抵达中国铁路的事业,抵达铁道兵三十五年奋斗而未竟的事业。我们这一代报人,以安身立命的天职与使命的召唤,一旦选定目标,勇而往矣,如日月破空,而特具异禀也。
其六,经过几年实践,报社同仁深刻认识到“新闻有学”的道理,敢于实践、敢于探索,敢于参与、敢于碰撞的过程,本身就是丰富新闻学的过程。“办报无官”,但“办报有学”,你觉得有能力、有办法,如果不事实求是,没有群众观点,把办报视为抬轿子、吹嗽叭的工具,又不勤于思考,那么,办报绝对会失败的,最终搞臭自己,当代新闻史上,这种自己搞臭自己的人不乏其例。办报实践推动我了解报纸,了解时事,了解社会,和读者广泛接触,推心置腹;办报实践也督促我,对任何一项新政策,对大局工作,对上级新的思想、新的号召,新的部署,都要认真学习和仔细研究。我认为,盲目跟从,就是瞎子摸象,作为总编辑肯定要栽跟头。办报跟大局、跟政策,跟着真理走,跟着新闻规律走,绝非跟某一个领导走,而是跟着一个恒久的正确方向走。研究这些,就是一门学问,这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一门学问,需要在实践中智慧性地把握它、驾驭它。
三
这一切,一切,目标只有一个:提高报纸的质量,报纸质量是一张报纸的“定海神针”。不到一年,成果便显露出来了。在1998年的全路好新闻评比中,《中国铁道建筑报》斩获消息、通讯、评论三个一等奖。当时近七十家报纸参评,设九个一等奖,平均八家报纸平摊一个一等奖,而本报在三分天下中独占一分。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得知本报获奖情况后,特地打电话祝贺,对另一家无缘于一等奖的“光头”报纸,提出严厉的批评。
再后,1999年又一次斩获三个一等奖。再后,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总编辑、社长十二年,对我任上的成果评比参加了十一次。八次获全路第一名,三次与其他报纸并列第一名。那位羞辱《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路局报纸似乎没有了挑战本报的勇气。
在中国产业报协会的评比,本报年年获消息一等奖,一百多家报纸,新闻作品加版面、漫画等等,共设十八个一等奖。而本报消息与副刊稿获奖频次最高,独一无二。在中国新闻最高质量奖——中国新闻奖参评中,一百多家中国产业报,本报获奖密集度最高,仍是独一无二。
在全国近三千家企业报中,本报是第一家获中国新奖闻。在中国产业报协会中,本报是首次获“金笔奖”。
1998年,我任总编辑时,提出三年问鼎中国新闻奖的目标。朋友发出质疑:“中国新闻奖是你《中国铁道建筑报》拿的吗?吹牛逼要上税的。”中国新闻奖难道不是中国记者的奖项?《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记者难道不是中国的记者?别人能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得?正是如此,不仅是我思我言故我在,而且是,也惟有我这样思,这样言,这样干,故我在,也才真在。天助自助,目标真的实现了。朋友,理想春华烂漫,理念沉郁苍茫,铁石一般的人间现实与绮丽梦想的云奔霞驰,讲述了那一段诗意葱笼的山重水复,你有勇气面对吗?你生命中多次呈现悍然跋扈,为何不敢面对铁的事实。
2000年春节前夕,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给本报打电话说:“我要给《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同志拜年,你们把报社办到了我的心坎上,办到了职工的心坎上,我从你们报纸上了解到一线职工在想什么,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放下电话,他便冒着严寒来到报社,给报社的同志送来新春的问候。我想,一个共和国的部长,到下属的一家企业报拜年,这在铁道兵、中国铁建,乃至铁道部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代表铁道部认可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办报水平。
关于自己,也想说两句,借助本报的东风,发表的《铁道兵品牌价值说》,被《解放军报》转载;《我们正跨越昆仑》,被《羊城晚报》以三个版的篇幅转载;写冻土专家的报告文学被《光明日报·人物专刊》整版刊发。消息《今日火车登陆海南》《请过路,亲爱藏羚羊》,被选入大学新闻教科书,后者还被浙江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四
所谓历史,其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踩出的斑斑相连的脚印,是忘不掉的那些事实的不间断的叠加。所以,留下了一些脚印,我在回忆的长河里总是不断检阅着它们。1998年10月15日,是《中国铁道建筑报》创刊五十周年的日子,报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高位的老部长为本报挥毫题词;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为本报挥毫题词,并派秘书陈二厚亲临会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谢宏到会发表讲话,愿《中国铁道建筑报》与《人民日报》一道同行。
1999年9月底,中国报协在军事博物馆举办建国五十周年报展,《中国铁道建筑报》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9月30日开展那天,中央领导、中宣部长在我呼喊声中,进入展厅第一个走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展版前,跟随而来的穆青先生向首长及吴冷西、邵华泽和华楠同志介绍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历史。
我与吴志义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职期间,是第一个在中国美术馆承办《大路画展》的报社。我任职期间的四次画展,是我在中国美术馆七楼的会议室,主持了《大路画展》的艺术理论研讨会,受到靳尚谊、闻立鹏、詹建俊、李天祥、赵友萍等艺术大师及艺术批评家的好评。
是我和吴志义启动了在军事博物馆的《大路影展》活动,穆青亲临现场参观,并对贾鹏翼、李作描等人的摄影作品提出表扬。
是我提出策划出版了《大路画精品集》与《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这在全路报界乃至中国产业报报界,尚属首次。
2010年春节过后,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职整整十二个年头,离开了这家倾注心血的报纸,我最爱听的是朋友送我的那句话:“他走了,我们会把报纸办得更好!”我听到这话,纠结的心,得到无限的安慰。历史,就应该如此。就应该后浪推前浪,就应该新人超旧人。事业在不停地召唤,我们不能停留在原点踏步,我们不能靠记忆去述说过去的一点点亮光而活着,人类不仅活在历史中,更要活在未来的时间中,一张报纸亦是如此。我多么希望我身后的同仁,去创造我未竟的辉煌啊!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不死的《铁道兵》报,才无愧于死在路上的成千上万的战友们……但是,之后,“生铁的老嗓子烧得通红”,同仁再没迈向翘目中的高峰,不要说中国新闻奖,就连产业报新闻一等奖都没有斩获。作为这张报纸的老报人,我唯剩悲怆与苍凉。
我的老师冉淮舟批评我:“你就是把这张报纸办成一朵花又怎么样?办得比《纽约时报》还好又怎么样?谁会记住你!弄了自己一身病,得罪一堆人。听我的话,闷着头写十二年的书,早是大作家了。”所言极是,毕竟是经多见广,人情练达啊,这仿如历史的敕令,在层累的解读中给我以永恒的启示……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