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高端采访
[一]
采访是通过提问、观察诸多方式获取事实真相的过程，还原事件原貌并转化为报道素材。它是通过交流互动获取信息的，多指新闻界的活动。请注意，我这里用了“交流互动”与“新闻界的活动”这两个概念词，注意到它，才能感受与理解下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高端采访”，采访的当然不是一般性的人物，在国际采访贯例上，一般指元首一级的高官。无论采访后的文章成功与否，对一个记者来说，高端采访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幸运与其接触，并聆听到他的声音，是一笔值得记下的经历。
在记者生涯中，尤其作为产业报的记者，对高端人士采访的机遇是不多见的。而我却千载难逢地遇上了四次。
第一次是1994年1月30日早晨，我接到铁道部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让我当晚乘北京开太原的列车赶赴太原，明天太原分局党委书记杜国屏在车站接我。授话人说，这是韩部长的指示。我问：“部长，在哪里？”他说：“不知道。”由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我知道这肯定是一次重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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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从家里出来时，一号地铁出了故障，停运。马路被汽车堵塞，寸步难行。我找了一辆出租车，跟师傅说，无论你从哪条路走，晚9点前，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我给双倍的钱。他绕道北京大学，9点钟前把我送到北京站。登上发太原的列车，车长说：“我们接到分局的通知，软卧已给你准备好了。”
到太原见杜国屏书记，我问：“叫我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首长到山西视察，部长正在晋南陪同他，在山西的活动，视察太原铁路分局是最后一个点。对与首长座谈的职工，我们已经找好了，部长要你审查他们的发言，调度、策划好整个活动。另外，叫你写一份讲话稿。”我问：“谁的讲话稿？”杜国屏说：“大概是部长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吧。”
参加座谈的职工有榆社工务段党委书记罗计恩、太原站客运车间主任董建冬、太原车站客运服务员史改梅等五、六个同志。我看过他们的座谈发言，指出所存在的不足。一是普遍太长，二是大道理太多，三是没有自己岗位的个性。我要求他们发言在5分钟以内，不摆道理，全抖干货，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接地气，通血脉。太原分局局长毛维栋也有个发言，他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是山西省与铁道部的名人，他要讲15分钟。我说：“不行。”他开玩笑说：“我是局级领导，你是处级干部，你得听我的。”我说：“既然部长叫我负责这事，我就要负责到位。”最后，给他7分钟的发言时间。
经过几次演练，我感觉还缺少一种东西，即现场的互动不够。我要求他们把座谈会“拉到身边”，“拉到现场”，调动首长的兴趣。我这么一启发，董建冬说，他们车间一位叫苗建军的青年，去年“五四青年节”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首长接见，《太原铁道报》发表了首长接见苗建军的照片。我说：“这个细节很好。座谈那天你把报纸带来，座谈时，展开报纸让首长看。这样座谈就有了生动活泼的气氛。”
2月2日上午，韩部长到太原分局听取了我和杜国屏的汇报，表示满意。他问：“稿子写好吗？”我说：“写好了。”拿给他一看，他说：“不是这个，我是让你给首长写个讲话提纲。”我一听懵了，我说：“我想都没想过这事。”他说：“首长管全国的大事，对铁路不可能事事清楚，没有提纲，讲话就会无的放矢，没有针对性。”我说：“写哪些方面，我们凑一凑情况。”他简单说了几条。我把稿子写完后他便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9时，首长冒着严寒来到太原铁路分局，参观了调度所。之后与来自基层站段的干部职工进行座谈。座谈会由韩部长主持，他介绍我时说：“《人民铁道》的记者，部里今天就来我们两人。”首长笑着说：“老韩，看来你很重视这个座谈会啊，你把记者也喊来了。”
董建冬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她在发言时，拿出登着首长和太原站客运职工苗建军握手的《太原铁道报》，引起首长极大的兴趣。他说：“哦，你们还把我的照片登在你们的报纸上了，拿来我看看。”
董建冬立刻走到首长身边，递上这张报纸。首长一边看报上的照片，一边说：“有这么一件事，我和这位同志是合过影。”后来，《人民铁道》所发的照片，就是首长看报纸的这张图片。
董建冬谈了太原站的塑形工程，为旅客排忧解难，做好事67690件，拒收好处费434人，计7772元；拒收礼品298人次；资助旅客608人次，计1957元。
史改梅接着发言。她总结自己探索多种适应旅客需要的服务方法。过去，旅客听不懂她的话，她听不懂旅客的话。于是，史改梅利用休息时间拜师学习，基本掌握了上海话、四川话和广东话等地方方言。
首长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用上海话与史改梅对话，又用四川话与史改梅交谈。之后，他说：看来为了做好客运工作，你费了很多心思，动了不少脑子。
职工发言之后，首长讲话。他说，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座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光坐在机关里冥思苦想，是想不出来的。要获得正确的思想，就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的实践学习。
首长说，我给铁道部出了一个题目，就是形成运输“瓶颈”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研究了西方国家和原苏联及东欧国家铁路建设的历史，它们都有一个筑路高潮时期。苏联一年修3000公里，美国也一样，一年修建6000公里铁路。我们每年修几百公里，“七五”期间有一年最少，只有197.5公里。美国曾经拥有铁路42万公里，后来拆除了一些。我们现在铁路拥有量只有5万多公里，比印度还少，印度是6.2万多公里。按照人均拥有铁路的数量计算，我们只有5个厘米长，就是说不到一支香烟那么长。这两年，党中央、国务院注意加大了对铁路投资的倾斜，加快了铁路建设的速度。
他说，铁路是社会化、现代化的大生产，铁路工人应该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太原铁路分局推行全方位思想政治工作法，运用系统工程的办法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符合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改革越深化，经济越发展，越要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建设过硬的铁路职工队伍。
他指出：铁路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都跟群众直接见面。我们的列车员不仅接触中国的老百姓，还接触国外的旅客。铁路的路风关系到铁路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声誉。铁路职工的形象与铁路的形象是密切相关的，太原车站搞的“塑形工程”实际上是一种形象设计。每个铁路职工都要用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塑造自己的形象，不光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要心灵美。
作为在场者，我深感首长思路开阔，关于铁路的情况娓娓道来，充满着无限深情。那时，京九铁路正在建设中，他委托铁道部长代他向京九建设者问候。他说：“京九铁路的江西南段到处是崇山峻岭，工程艰巨，一定要注意安全。老一辈革命者在那里流血牺牲，今天的建设者再也不能流血牺牲了。”
/建设中的京九铁路老照片/
他嘱咐铁道部要组织打好春运这一仗，使回家的旅客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欢乐的春节。春运任务繁重，越是节假日，铁路越是繁忙，在别人过节日的时候，铁路员工们还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们的工作是赢得全社会尊敬的崇高工作。
视察期间，首长高兴地挥毫题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育一支过硬的铁路职工队伍。”
我根据首长视察的情况，写了一篇消息和一篇新闻特写。当晚，经部长请示首长后，我乘专列返京。
这次高端采访对我启示很大，如果没有事前与参加座谈的职工交流互动，就不可能知道首长接见苗建军这一过去的细节。如果少了这一细节，就不可能有董建冬与首长在座谈会上的互动，那么整个座谈会就显得沉闷，而缺少生动活泼的气氛。这连环锁链的递进，实际是“新闻界活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联系之中，事物就活起来了，生动、趣味也就突显出来了，新的视角，新的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也就呈现出来了。记者会写新闻，但是记者还要会组织报道，深化报道，让新闻厚重起来，多层次、多维度推动，这样就有了厚重的历史感。苗建军并不在新闻发生的现场，但苗建军这一历史背景的穿插，使座谈会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人们常说，新闻是活的历史。事实上，只有不断创新的新闻，与历史同行的新闻，鲜活生动的新闻，才真正是活的历史。
[二]
第二次高端采访是1995年12月28日，中央首长参加广梅汕铁路开通运营仪式。广梅汕铁路全长480公里，穿越叶剑英元帅的故乡。叶帅生前说：“我想坐火车回家乡看一看。”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实现这一愿望。邓小平说：“要修一条路，经汕头把广东和福建连起来，不连不行啊。”为了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愿望，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修建广梅汕铁路。它的开通运营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除主要领导出席外，还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省部级领导约有50人与会。铁道部与广东省商量谁剪彩问题时，我也参加了。我建议由基层的铁路建设者剪彩，不麻烦这么多的首长，打破由领导剪彩的贯例。没想到这个建议被省部领导采纳了。会议开始，当广东省副省长宣布由广梅汕铁路建设先进代表汪庆芳、蓝迪林、陈世彬为全线通车剪彩时，坐在主席台中央位置的首长举起双手，带头热烈鼓掌。然后，他微笑着和身边的两位政治局委员交谈了一会。我没听见他们交谈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们交谈的话题是建设者剪彩这件事情。显然，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充分认可与肯定的。我将这个细节写进消息中，后来此条消息获广东省新闻一等奖。中国记协副主席、广东省记协主席张琮说：“这个细节是顶天立地的细节，说它顶天，是写到中央的最高领导，说它立地，是写到基层的铁路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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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问我：“你怎么敢提出让基层职工剪彩这样一个一反官场贯例的建议，把领导在主席台上谈话这个似乎不上台面的细节也写进消息呢？”
我说：“记者要说新话，做新事，亦步亦趋跟着别人是不行的。古人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既然民为重，为何不能让民剪彩呢？伟人不是说：人民是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吗？既然是创造历史前进动力的，就不应被边缘化。这不是敢不敢提建议的问题，而是应该去复活几千年以来被遗忘的真理。”我以为记者的胆量来源于识，只有对现实与真理有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才会有这种胆量。胆量来源于责任，也来源于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反常才是新闻，不反常不叫新闻。著名记者艾丰说：“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这话说得当然对，表明记者要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天下。但是，我以为在艾丰先生话的后面还要加一句：“记者要想老百姓想的事情。”把二者结合起来，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写新闻会更全面一些。第二次高端采访，同样可以看到“通过交流互动”与“新闻界活动”而获取最佳信息的影子。
[三]
第三次高端采访是在1996年9月16日，中央首长考察京九沿线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
早在10多天前，铁道部部长陪同国务院领导视察南疆铁路时，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到部宣传部，在那里写一份京九铁路建设的汇报材料，上报中央。按说，这样重要的报告，应该由办公厅、宣传部或京九办去完成。但是他把任务交给了我，大概是因为我对京九铁路比较熟悉，在铁路建设的几年中，我24次赴京九采访。吕正操将军视察京九时，点名要我跟他去，说搞不清楚的东西问我。
这份汇报我写了5天，写完那一天，下楼走在院子里像踩着棉花走路，有点发飘，可能与劳累过度有关。
9月16日早晨，部办公厅打电话，让我带上出差行李到铁道部三楼会议室等待，他没说什么任务。会议室就我一人。等一个上午，又等一个下午。晚饭后，有人招呼我：“快！快！上车去西站。”到了西站，看见一站台停着一列专列，我上了给我安排好的车厢包房。晚8点50分，几辆黑色轿车驶进站台。一辆车门打开了，首长微笑着跨出车门。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部长和其他领导走上前去，满面笑容地和首长握手。离开车还有几分钟，首长在站台上边走边和部长交谈起来。这时，我才知道此次出行的目的：首长要视察刚刚运营不久的京九铁路了。
9月17日8点半，部长把我喊到他的包房说：“马上我要向首长汇报京九铁路的建设情况，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他拿出我前几天写的汇报稿：“你看写河南潢川这一段，这样向首长汇报好不好？”这一段我是这样写的：“潢川盛产马蹄鳖，潢川人爱养鸭子，爱种花，由于过去交通不便，这些土物产不能转化为财富。京九铁路修建过程中，潢川人创作了一首民谣：左手一枝花，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个大王八，坐着火车闯天下。”这段民谣是潢川县委书记胡成功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形象地表达了京九铁路，给潢川人民带来的市场观念的变化。部长认为向首长汇报，“王八”这种字眼出现在汇报中，不甚文雅。我说：“这才是群众的心里话，是接地气的生动语言，你这样汇报，首长肯定会满意的。”
第二个问题也涉及到“王八”，说的是江西赣县，在京九没有修建之前，一个农民在河里捉了一只王八，他向卖猪肉的换了一块猪排，卖猪肉的卖给鱼贩子，卖了20块钱，大喊赚了。鱼贩子把这只王八卖到深圳，竟卖到100多块钱。这个故事，是在京九采访中得到的一个真实故事。部长担心这个“王八旅行的故事”汇报是否妥当？我说：“这个故事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市场信息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事情虽小，意义重大。”部长笑了，他说：“好！就这样原汁原味地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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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首长在南行的专列上听取了铁道部长关于京九铁路建设的情况汇报。在汇报过程中，首长兴趣很浓，不时提问，用笔在汇报稿上画杠杠，作记录。当部长汇报到潢川农民创作的这首民谣时，首长激动地说：“人民群众的语言太生动了，这是老百姓的话，表达了老百姓的心声。”当部长汇报到江西“卖王八”的故事时，首长说：“这都是交通不畅信息不通所造成的。农民平时很少吃到猪肉，他认为一只王八换一块猪排，就赚大方了。卖肉的认为卖给鱼贩子卖了20块钱，也赚大方了。但鱼贩子信息灵通，赚了100多块钱。我们建设铁路的目的，就是畅通交通，交流信息，开发市场。”
在麻城车站的一个沙盘前，首长听取麻城与红安的同志汇报。汇报人说：“我们这一带，出了两个国家主席，三个副总理。”首长说：“两任国家主席我知道，董必武同志，李先念同志。三个副总理是谁？”他们说：“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陈锡联。”那一个没有回答出来。我说：“是谢富治。”首长指着我说：“对，这个同志回答得对，是谢富治，多年不提，把他忘了。”
19日，首长来到江西兴国，他对兴国人民说：“过去兴国很穷，现在京九铁路通了，日子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
20日，首长在赣州发表讲话，他指出：京九铁路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几代人的愿望。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京九线胜利建成、全线运营，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1997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京九线建成通车，对于沟通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促进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力地带动中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发展，使这些贫困地区有了一条联结外部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大通道，这条大通道已经开始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可以说，京九铁路就是一条扶贫路、发展路。
首长此次沿京九考察，正值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途中，他先后来到麻城、红安、兴国、瑞金这些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深切缅怀那些用生命的热血染红人民共和国黎明的革命先烈们。他无限深情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巨大的牺牲，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要发扬革命老区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传统，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头，那么一种精神，并把这股劲头、这种精神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快扶贫与脱贫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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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是在赣南讲出这番话的，那里是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的起点处。从万里长征取得胜利开始，中国人民都把向未来挺进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军视为又一次长征，脚下从没有停歇。中国的铁路事业亦是如此，京九铁路之后，还有更伟大的长征即将开始，向着更远的路程、更高的速度挺进。
这次高端采访历时6天，与首长同乘一车、同住一地，归来写下长篇通讯《正是金秋送爽时》。
[四]
第四次高端采访是1996年10月31日。10月28日我接到铁道部办公厅的电话，让我立即飞赴广西南宁，上午11点的机票已经给我买好，有车送我去机场。授话人同样没告诉什么事情，只说：“到南宁有人接我。”那时北京已是绒衣上身的季节，南宁的气温仍在30多度以上，走得慌忙，身上的衣服没来得及换，热得像火烧一样。
南宁铁路分局的同志到机场接我，我问：“什么事情？”他们说：“不知道，通知我们明天送你去百色。”第二天，当汽车驶进百色市时，我看见一个醒目的巨幅标语牌，写着“百色起义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落款是中央最高首长，时间是1990年11月20日。这个发现对我后面的采访有很大的帮助。
在百色我见到南昆铁路指挥部总指挥刘德枢，他告诉我：“中央首长要视察南昆铁路，所以韩部长通知你先期抵达。现在部长陪同首长正在贵州视察，31日上午飞抵百色。”
因为事前不知道什么任务，出发时未带任何资料，为了了解相关的背景材料，我想起百色街头的那幅标语。6年前首长来过百色，《百色日报》肯定会留下报道的。下午，我到《百色日报》资料室，查看了6年前的报纸。心里有了些底气。
10月31日，首长在韩部长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南昆铁路工地，考察沿线的扶贫工作和铁路建设情况，这对于支持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再过4年，我们将承接过一个百年文明，去创造下一个千年輝煌。20世纪最后的4年，对于发展的中国，是最富挑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我国仍然有6500万人民没有脱贫，其中80%生活在中西部地区。不尽快解决6500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中国经济的腾飞将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邓小平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的创建者，是百色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经济状况一直处在广西的尾巴梢上。此次来考察的中央领导十分关心百色的发展。1990年11月20日，他来到百色考察，深入到石山地区的那坡镇永常村陇黎屯，出入农家草舍，走村串户，访贫问苦。那时，这里农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仅200元，粮食不到100公斤。面对壮乡山村缺水、没电，不通道路，群众生活贫困的现状，他心情十分沉重，他嘱咐广西党政领导：“扶贫任务很艰巨，你们任重道远啊！”
首长那次考察说：“要脱贫致富，就必须大搞开发性生产，发扬右江革命光荣传统，发奋图强，下功夫抓好扶贫工作，把百色地区建设好。要重视开发性扶贫和科技扶贫，利用本地优势，通过开发性生产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开发能力。
/南昆铁路（图片来源网络）/
6年后，百色人民看到了国家对开发给予的最大支持，那就是南昆铁路通过百色地区。南昆铁路在百色境内254公里，总投资34亿元左右，这对百色来说，是最大的一次开发性扶贫。铁路贯穿平果、田东、田阳、百色、田林5个县市，沿线人民抓住建设出海大通道这个机遇，发挥当地地缘与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综合实力逐年增强。“八五”时期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7%，比“七五”时期高9.9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4%，1995年达到5.7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由1990年200多元增加到1995年909元，贫困人口由1990年187万下降到1995年底的86万。
目睹百色的变化首长的心情比6年前那次考察时轻松了许多。中午，吃过午饭，没有休息，他把铁道部长找去，谈铁路建设，说百色变化，兴致勃勃，谈兴很浓。他说：“我看扶贫很重要一条就是坚持开发性扶贫的方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变苦熬为苦干。扶贫首先扶志。如果望贫兴叹，不经过自己的努力，百色恐怕难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局面。
下午3时40分，首长在部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赶赴铁路建设工地。南昆铁路指挥长刘德枢坐在首长前排，他说：“感谢首长考察南昆铁路。”
首长摆手说：“不！要说感谢，是我应该感谢你们，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奋力拼搏，进行艰巨的工程建设，为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振兴大西南的经济作出重大贡献。我向全线参战职工表示诚挚的谢意。”
首长问：“南昆铁路何时设计，初期的工作始于哪年？”
刘德枢答：“清朝末年，徐世昌做邮传大臣时，广西总督上书清政府，要求修建这条铁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有修建这条铁路的计划。孙中山说，这里地势险峻，非山即谷，预言：建此路之工程困难，比之西北平原铁路系统及至数信；建筑之贵，当为中国各路之冠。”
首长接话：“看来修建这条铁路也是国人的百年愿望，今天，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刘德枢为让首长听得清楚，侧身向首长汇报着。首长说：“老刘，这里山路不好，侧身容易扭腰，你只管面朝前说话，我听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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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视察了永乐隧道。永乐隧道全长1054米。是南昆铁路上较为艰难的一项工程。铁道部长向他汇报说：“永乐隧道穿越丘陵地带，最大深埋190米，由于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在隧道中部有三个大断裂带，地质情况复杂，在施工过程中遇到40多次大小塌方，战胜了3次较大涌水。但是比起西部的一些隧道来，它又算不了什么。”
首长笑道：“我知道，里面的工程比这里更艰巨。”他边走边对铁道部长说：“南昆铁路的艰巨工程，确实是世上少有的。要广泛宣传铁路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以此去鼓舞人民、教育人民，让这种精神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在去那蒙二号、三号大桥途中，刘德枢向首长汇报说：“打隧道最怕断层，最怕涌水。而南昆铁路的隧道，断层最多，隧道里不是溶洞就是暗河，有的隧道昼夜涌水量多达10万立方。西段一个隧道涌水，施工都要划船进去。为了排除险情，指挥长像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带头赴汤蹈火。他说，要死，死党员，要伤，伤干部。党员、干部跟我上。党员、干部上去了，群众也跟着上去了，结果险情排除了。”
首长听了非常感动，他说：“是啊，就是在危急时刻见精神，在关键关头看党员的模范作用，这也是铁路建设者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这样的艰巨工程一定会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一批有作为的人才。”
铁道部长说：“建设一条铁路，培育一支队伍，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铁路建设巨大的动力源泉。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干部就是一个典型，在最危急的关头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党员和干部。”
视察完工地后，在百色车站，刘德枢就南昆铁路的诸多问题向首长作了详细汇报。首长不断提出一些问题，不停地在笔记本作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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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枢说，南昆铁路的建设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意义。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地理特点，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南部、广东西部和海南岛应成为一个经济区域，南昆铁路的修建构成了这个区域的纽带；从西南经济发展的条件看，大西南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必须利用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利用华南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南昆铁路就是通向这个窗口的最便捷的通道。另外，广西1600公里的海岸线，也只有与大西南的腹地沟通起来，才能显示出它“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开放优势；从开发扶贫的意义看，南昆铁路吸引范围是广西15个县市、贵州7个县市、云南7个县市，共计29个县市，面积约1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多是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许多县财政不能自给，要靠国家补贴；但是这一带又是矿产、水能、森林、农业、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资源有煤、磷、铝、石油、黄金等。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有“西南煤海”之称，已探明储量约100亿吨，云南磷的储量达200亿吨，广西平果铝的储量达2.2亿吨，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地位。南昆铁路的修建，为大西南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首长深情地说：“听了你的介绍我很感动，为了大西南经济的振兴，铁路建设者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真是不容易啊！俗话说：“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是对农业而言的，铁路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建议宣传铁路建设者的创业精神与光辉业绩，宣传铁路建设者就是增强凝聚力，增强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让人民了解中央修建南昆铁路这一重大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他请铁道部长与刘德枢同志转达他对广大铁路建设者的亲切问候。
整个视察与座谈的时间超过原来计划的时间，铁道部长说：“耽误了首长的时间。”
首长笑着说：“我对汇报的问题很感兴趣，时间再长一点也没问题。”之后，首长欣然挥毫为南昆铁路建设者题词：“建设南昆铁路，造福西南人民。”
首长视察活动结束之后，铁道部长对我说：他马上要随首长赶赴南宁，要我在百色赶写一篇首长视察南昆铁路的长篇通讯与一篇消息。部长说：“此次视察，首长没有留下书面文本，到工地视察也都是像拉家常一样，说话亲切、广泛、多维，你要通过归纳、概括、提炼，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消息，供全路干部职工学习。”他说，首长这次视察，是通过铁路建设看扶贫，所以，不要仅从铁路的角度去报道，要站在全局的角度，扶贫的角度，铁路的角度写好这篇新闻，这需要你研究国情、民情和党的方针政策。总之，这是涉及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希望你写好它。一个记者能走多远的路，一个记者能登多高的山，这对你又是一次考验。写好后，明天上午你到南宁西园宾馆找我。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完成了一篇7000字的长篇通讯和1500字的消息。第二天刘德枢指挥长派车将我送至南宁西园宾馆。我将稿件呈送给铁道部长，他说：“我没有拍板见报的权力，我也要送审。经过请示，首长同意你乘专机返京。”
在返京的飞机上，部长将稿子送至首长手里，他看得非常详细，不时指点着文稿与部长交谈。他微笑点头，对稿件表示赞许。
我这一生不知写下多少文稿，而接受最高领导人的审稿这还是第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机遇。我陡生一种“登小山，飘飘然；登大山，茫茫然；登深山，惶惶然”的复杂情感……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