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域下的“大刀精神”及其启示

——郭澄清先生的创作之路引发的思考

马启代

因为主编“长河文丛”的缘故，2014年我接手黄书凯、高艳国两位文友撰写的《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一书，审读书稿中唤起了自己对留在少年头脑中《大刀记》的零星记忆，也激发起个人对作家、时代关系的诸多感慨。在后来者不断翻新历史认知、不断抵达历史真相的努力中，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现实也不断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根据我接触到的资料，2016年10月《文艺报》在“郭澄清小说创作评论专辑”的编者按中所说的话，基本上代表了当下评论家的主流见解，编者认为：郭澄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格调高雅，文体上相当成熟，长篇小说《大刀记》更是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阐释，文学史对他的研究与评价还很不充分、很不到位。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与时代‘错位’了的作家，是一个被文学史遗忘和忽略了的作家。”这里所涉及到的和提出的问题都精准精辟，但有的概念如“革命历史题材”等尽管当下几乎没有异议，但肯定会在未来的时间被重新界定和阐释。于此而论，评论家雷达一段印在《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封底的话更有深意，他说：“现在大量的文学史在‘文革文学’一章中，几乎都没有提到郭澄清。所以，我们今天重提郭澄清，也不应该仅仅是出于一种纪念和仪式的需要。”而我个人的着眼点在于，这样一位被认为与时代“错位的”“逆生长”的作家，给我们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在那个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特殊时期，全社会所倡导的这精神、那精神层出不穷，至今已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中，而“大刀精神”却可能是我们重温那段岁月仍然令我们热血沸腾又五味杂陈的所在，那一鲜活在我们精神文化和语言根脉中的魂魄，穿越时光和文字的壁垒，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我们得以生生不息繁衍存在的精神支撑。由此，在现代视阈下结合郭澄清先生的创作实践和文本实际特别是当下的文化语境和作家现状，围绕“大刀精神”予以回望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我们要从当时的社会和文艺环境来认识一个作家的生存处遇。1929年郭澄清出生在宁津郭皋庄，到他1945年参军，到1955年在《河北文艺》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郭大强》，到1962年8月在《大公报》《群众文艺》上发表他的代表作《黑掌柜》，到1975年出版《大刀记》……其成长的社会背景是由“战争与和平”构成的，但这只是非常浅层的历史叙事，更重要的，作为作家的郭澄清，文艺环境对他的影响才是最重要和直接的，而且，想要深刻地认识郭澄清的文学和精神谱系，还要对文学本身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认识清楚，文学潮流与社会变革潮流所规约着的新文化，在进入大一统社会管制的情况下，因其特有的基因，转换为一种特有的形态。洪子诚先生在《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文中有着较详细的梳理。他认为大陆这三十年的文学与“五四”开启的新文学发生“逆转”和“断裂”的论述是值得商榷的，他甚至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 他说：“中国新文学主流作家，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社会和文学形态的目标所诱惑、驱使，在紧张冲突的寻求中，确信已到达‘目的地’。他们参与创造了这样的文学局面：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学事实’——作家的身份，文学在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写作的性质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状况，读者的阅读心理，批评的性质，题材、主题、风格的特征——都实现了统一的‘规范’。”正是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中，“五四”所开启的“新”被轻易地置换了内涵，促使知识者几乎毫无防备地几近全体失去了思考力。事实上，文学的“一体化”伴随着政治生态的“一体化”与思想改造运动等合流，政治决定文学和文学配合政治成为作家为政治服务和文学“粉饰生活”。文学的“真实性”本来作为文学与政治的调节剂，到此，其文学性完全被掏空。由此，左翼文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围绕“真实”和“真实性”问题展开了争论，构成50年代中期的重要理论论争，但这显然不是局限于文学本身的问题，它们既是左翼作家由来已久的文学价值理想的进一步对峙，也是新的社会形态下对现实认知理解不同的进一步分化，与以往不同的是，政治的介入和强势的掌控规范了这一问题的走向。在文艺辩论和文艺大跃进的背景上，“到了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1963年以后的十多年里，激进的文学思潮（或派别）成了控制全局的、唯一合法化的力量。”（同上）但不容忽视的是，对文学批评精神、个体精神自由的坚持并未绝迹，但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创作方法的非常境遇里，郭澄清自身的天赋、修养和努力以及他所交出的答卷具有个案价值、标本意义，成为我们通过文学重新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维度之一。

其次我们要从作家个体选择和创作过程认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表面的欣欣向荣和欢欣鼓舞，事实上文学早已主动蜕化为附庸。颂歌成为阿谀之词，美丑完全混淆，是非黑白颠倒。作家要么被批被关，要么停笔默然，要么走红“浩然”。但“十七年”的小说，除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和藏书家谢其章先生自编的“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一铁”即《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铁道游击队》；“新敌艳野”即《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外，像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像《黑掌柜》这样被广泛认可和传播的小说却被粗线条的“文革文学史”所遮蔽和误读，当然，历史叙事从来是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或者叫主流脉络和隐性脉络两种，郭澄清的小说能至今被一些官方选本、大学教材和学者看重，说明其个体选择的创作之路有其不容忽然的价值。李钧和朱德发先生在《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 期）中认为“郭澄清现象为夹缝下的当代作家提供了路标和范本”，但我们知道，郭澄清既没有选择完全的迎合和应和，也没有选择抵制和抵抗，这一点甚至让《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 的作者都很遗憾，他们在把郭澄清与几乎同一年龄段的马尔克斯对比后对整个“十七年”都发出了失望的叹息。但毋容置疑的是，郭澄清的存在和他的小说特别是《大刀记》第一部的写作，表明了郭澄清选择了为民族“招魂”的写作立场和美学方向。这种“中间性”的选择属于弹性十足的“半显半隐型”，但其中的顽强坚守可以从他对稿件修改和参加“十八棵青松”会议后的痛苦得到印证。此外，他一直选择在农村老家生活创作，其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他选择了一条真正要创作经典作品的道路。当时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后来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组长、山东省艺术学院院长的李健葆1972年到宁津县他老家郭皋庄要他搬进条件要好很多的济南时，他的回答是：“我不能离开农村，我不能离开农民，我不能离开基层。我离开之后，就写不出反映农村的作品了。我就是一个写农民的作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同上）陈晓明在题为《革命叙事中的人伦价值建构》中说：“郭澄清当然不可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氛围有明显疏离，但他落笔不在于契合主导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写出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他的中短篇小说，如《黑掌柜》《公社书记》《茶坊嫂》《男婚女嫁》《社迷续传》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倾注笔力描写的是人的正直善良品性，邻里乡亲的习性和人际关系。贯穿于其中的根本是乡土中国农民做人处世的伦理价值。”此论可谓道出了郭澄清的心曲。从整体上看，在那个时代，郭澄清的文学选择立足于两个支撑点，一是扎根乡土，从古老的、民间的文化伦理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二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挖掘和弘扬“大刀精神”成为他寻找到的安顿自己灵魂和超越于同时代作家的写作伦理。

再次我们要从个人与时代的交错中放大时段来看待“大刀精神”。是的，郭澄清是一位与时代“错位”的作家，按照我前面的理解，他的写作是从夹缝求得的存在。但从他一生的文字表述看，他这种选择有无奈的成分，有其自觉性，但尚不能认定他对政治有超越性的认知。事实上，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少有超越时代的精神维度和写作实践，郭澄清在一派顺从和献媚的时代氛围里，其小说既有与国家政治表述的一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呈现了真实的农村境况。妥东和张丽军在《论郭澄清文学创作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当代性”》（《当代作家评论 》2019 年第 5 期）一文中认为“郭澄清的小说，相当程度地具备了一种‘道德意蕴’”，因为“在许多场景下，作为主体的农村劳动者并未在‘劳动至上’的国家伦理下，与民间自身的一套道德规约产生矛盾，而是在‘民间道德’与‘国家伦理’之间形成了十分自觉的融合。”但同时，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不是一个觉醒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有一个意义秩序共同体中的成员”（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版），直到《大刀记》第一部的写作，郭澄清借助梁永生的成长故事，开始了对乡土和农民命运的思考。“尽管在郭澄清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政治要求的干扰，但是小说对乡土农民命运的思考，依然是暗藏于革命故事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同上）为了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并尽可能地让作品面世，郭澄清在长期的不断反复修改中做了妥协。郭洪志和梁临平在《回忆父亲郭澄清》中认为“《大刀记》创作过程是对‘文学精神’和‘文学尊严’最真实的诠释。”他们回忆了郭澄清在遵令修改《大刀记》时烦躁不安和极度疲惫的情景，其作家内心的郁结不解可想而知。在责任编辑谢永旺先生为纪念郭澄清创作生活五十周年而写的文章《<大刀记>的创作与出版》里有这样的话：“在这种近乎窒息的文学氛围下，读到一部有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稿，愉悦之情可想而知，也有隐忧，忧的是在当时一片‘万岁’声中，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新小说，不写党的领导--而且是正确路线的领导，行吗？”（转引自《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因此，我们看到的梁永生并非完全作家本来心目中和初稿中的梁永生，那个时代特殊的“光明的尾巴”不仅是对真实的篡改，也是对文学和良知的羞辱。而这，也许正是“大刀精神”魂魄所在的意义。因为在习武成风的中国民间，“大刀精神”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狭义精神，“大刀精神”就是捍卫生命尊严的反抗精神，“大刀精神”就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知识分子精神。这三个角度是我们理解“大刀精神”的不同层面和指向，其精神源流源远流长，是我们民族血脉中至为珍贵的生命密码。妥东和张丽军认为这部作品是郭澄清个人的一次“精神返乡”，“为郭澄清触探当代文学边界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李宗刚先生认为显示了郭澄清的“史诗性追求”，李钧和朱德发认为《大刀记》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侠文化的稀有珍本，属于丰碑性作品之一。这些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历史遮蔽的重新命名，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更有对民族血性的呼唤。

此外，我们还要结合当下创作困境和文化语境反观“大刀精神”所蕴含的启示。前面说过，“大刀精神”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狭义精神，“大刀精神”就是捍卫生命尊严的反抗精神，“大刀精神”就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知识分子精神，这里所蕴含的都是“公平”“正义”的追求——当然，也可以说内里有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除此，不会有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无论郭澄清的原创初意与此有多少契合，《大刀记》在20世纪70年代的横空出世，一定程度上改写了1949—1979的文学格局。而尤为重要的，郭澄清为我们面对新的创作困境和文化语境如何应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在对郭澄清小说的重新认识中，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郭澄清的小说文本中，不仅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真实性，客观上，已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存在体制弊端与管理缺陷的集体化道路的隐患与危机。”也“并未局限于当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心集体、公而忘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之类，其中，既充盈着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崇尚纯真善良的人性，赞美勤劳正直的人格之类内涵，亦不乏反对特权、向往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意识。”（杨守森《论郭澄清的小说创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先不管这些评价能得到多少人的认同，他的小说创作整体上超越了“创作技巧”“风格格局”和“对民间资源的吸收运用”三个方面的贡献却是不应当有争议的事实。因为他在那样的时代所标举的“大刀精神”是对一个民族甚至人类权力意识的唤醒和捍卫。

今天，我们面对的时代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如何承担一个时代之文学，“大刀精神”或许正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人格素质，这也正是从现代视域查视郭澄清生活时代的文学遭遇和作家百态得出的结论。我在《当下诗学批评困境的思考》一文中曾指出当下批评界“媚化、僵化和固化”的三大流弊，对照创作界，假如可以这样笼统说的话，其问题来源还在于精神。我们常说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要回归“生命本体、艺术本位和审美本质”。在《面对时代的写作》中，我曾倡导“在文学和历史的层面上，作家应当敏锐地探知世界真相、永远秉承诗人的敏锐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激发语言的灵性和活力，传递普世经验和艺术伦理。”这一点与“大刀精神”是相通的。我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对文坛普遍出现的“庸俗化”“僵尸化”“体制化”现象就提出过警示。一个作家，应直面处理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是一种高境界的和谐，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同一化。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曾说过一句话，“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就是这个意思。罗兰·巴特揭示的是作家这个群体的精神特征。正如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所做的评价，她说：“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这就是“异质精神”的体现。郭澄清在处理群众语言（民间立场）与政治话语（体制立场）、个人话语与国家叙事、个性化（人的、地域的）与一体化上显示了语言背后的伦理秩序和写作背后的心理张力，才在那个时代最终以“别样面貌”（还不是异质精神）出现。但他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也通达时代的艺术宪法，包括精神秩序、美学伦理和政治观念。究其原因，也是当下我们普遍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现代人格。

现代人格是否建立是对作家最重要的考验和制约。奴性不除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不过是乌合之众。记得商昌宝先生有一本专门研究20世纪50--70年代作家检讨书的专著，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李新宇先生在列举了作家们各种互害的事实后说：“‘五四’之后形成的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事实上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并未完成，因而面对历史的考验，未能交出合格的答卷，而是丑态百出了。”（《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序》），据此而论，郭澄清所贡献出的“大刀精神”这四个字，足以惊世骇俗，令我等后人深思！

2019年12月 明夷斋

马启代（1966-），男，祖籍山东东平，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为中国诗歌在线总编，长河文丛主编。出版诗文集36部，曾获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专著奖等，入编《山东文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