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参战
作者：黄卫平
1979年2月17日，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记住，更是注定被我刻骨铭心记住的日子。这天拂晓4时40分至6时30分，云南至广西50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万炮齐轰，一时山崩地裂，大地都在颤抖，枪炮声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我丈夫老涂，是20万参战解放军中的一员。这天正好是我们新婚之后7个月。
1978年夏的7月中旬，部队给了一个月婚假，学校暑假只过了大半，新郎便返回部队。离别的那天，俩人就遐想着寒假的相聚。知道军人的天职是打仗，我却以为离战争很远，直到3个多月后的一天，收到老涂一封厚厚的来信，我才突然明白，找个军人做丈夫，就得承受看他上战场。信里告知将要出发到越南参战，信里有很多叮咛。刚看到“打仗”的字眼时，我感觉脑袋“轰”的一声，头有些眩晕，顿时有些站不稳。那一刻我心头涌上一种强烈的情绪：万分憎恶战争，心里不断地问“为什么要打仗？”但立即又否定了自己，觉得军人“保家卫国”是一种神圣职责和无上荣光。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调整好自己，下午四时多疾跑似地走到风采邮局去发电报。我担心他收不到我的信，觉得只有电报是最快的。不记得原文了，大约发了30多个字，里面有“勇战”、“凯旋”等等，字字都是支持鼓励，字字都饱含泪水。看了我写的电文，女报务员似乎明白了什么，然后用一种特别的神情瞥我一眼，好像有敬佩，好像还有同情。
中国为什么要与越南打仗？20世纪70年代中叶，越南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曾给予他们巨大支持援助的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边疆和平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和平方式都已经不能解决中越边境的问题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发了话：“要让越南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报复”，“要用牛刀杀鸡”。1979年2月8日，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下达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命令，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徐向前指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云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分别担任东、西部两个战区的司令员。
43年前的2月17日那个早晨，30分钟的火炮覆盖射击后，我军兵分14路，向越南老街、谅山、高平三省市发起了总攻。参战部队分为西部战区（云南方向）和东部战区（广西方向）。东部战区（广西方向）是自卫反击的主战场，参战部队最多，其中就有老涂所在部队55军164师。东部战区部队分别从广西的念井、水口、友谊关过境作战，28天攻战了越南高平、谅山等15个市县，与西部战区一样，3月16日下午全部完成撤军。据查资料：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总共歼敌57152人，其中击毙47700余人，击伤7270余人，俘虏2173人。
老涂是164师直属通讯营二连（无线连）二台（50瓦电台）台长，战时被作为技术骨干派往跟随师部指挥所，负责15瓦电台工作。师部指挥所是“最安全”的，因为他们并不直接面对敌人，在他们的前方每隔三公里分别有团、营、连的部队，所有的障碍均被扫清后，师部指挥所才会前往驻扎。但是，他们又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正是敌方炮火寻找的重要目标。所幸的是，整场战役中，敌方没有摧毁过我军任何一个师级指挥所（仅有55军163师一名报务员不慎暴露了目标，遭遇越军炮弹袭击而牺牲），老涂安全度过了有惊无险的28天。这一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段时间，我对战事的了解仅能从报纸、电台报道获得，信息知道得很迟。我精神高度紧张，担忧害怕到几近崩溃。
1978年下半年，韶关市教育局基于教育资源分布的考虑，将我任教的第七中学迁至十里亭下坑，原七中大部分师生化整为零，被分散安排至市区各间中学去。9月，我带着任教的班级来到第十中学。因“军属”身份受到照顾，不久，我分得位于校园五层教学大楼上“凸起”的单间居所。刚入住的房间被我布置得整洁雅致，每个角落仍洋溢着“新房”的喜气。只是，房间离学校宿舍楼较远，没有邻居，也难有同事登楼上门。学校放学、校园归于寂静后，我便孤独一人，对着窗外的明月星辰走入难熬的夜晚。我想，那个房间若不是前些年被拆除，一定仍游走着我这位曾经的房主那时那地难以言尽的万千思绪。
当年12月初，老涂所在的164师从汕头市澄海县莲塘镇出发，以野营拉练的方式向广西方向前进，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然后在靠近中越边境的宁明县北山公社驻扎下来。军用帐篷布满了那个乡镇四面八方的平地，战前动员、学习和练兵成为他们每日的内容。参战军人被严肃而反复地告诫：不执行命令者、临阵脱逃者、叛国投敌者，一律就地枪决！
那时，参战部队基本上从建国后就没有打过仗，师以下领导基本都没有上过战场。基层官兵大都不懂战术、不懂山地战法，也不会利用地形地物，甚至有的连队连能够看懂军事地形图的人也没有，致使在开战最初的一周里，我军与越军的伤亡比例为一比一。战前，部队一再强调战场纪律，要求对待越南百姓要像对待本国百姓一样。不料越南政府战前已把大量武器下发给了百姓，变成“全民皆兵”，造成了我军部分官兵在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杀害。战争中后期，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灵活处置战场情况，将与越军的伤亡比例缩小为一比六。
1979年2月战斗打响前，我收到老涂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及我师姐兼同事雪莉的丈夫、工兵排长老林随时可能担任排雷任务，专门找他交代过“后事”：万一“光荣”了，请关照他的妻儿。我读完这封信，心田立时被灌满了忧思，幸亏没机会见到雪莉（她与所带得班级被安排到一中），不然，我不知如何与她谈论彼此的丈夫所面临的残酷战争。老林后来安全地回来了，听说因为他是老排长，上司并没有将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他。可是，有不少排雷的工兵，或是当场牺牲，或是缺了胳膊少了腿。
164师的参战人员在宁明县北山公社度过了一个紧锣密鼓准备上战场、完全没有“年味”的1979年春节。除夕晚上吃过年夜饭后，该师侦查科长带着七八个人悄然越过边境侦查，任务是抓一两个越军俘虏回来问话。俘虏抓到了，可是在摸黑返回的途中，侦查科长不幸踩响了越军布下的地雷，没能活着回来。侦查科长的妻子正是164师师部医院的护士，也同来参战了，也许他们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战争尚未正式打响，这位军人就早早为国捐躯。
过完年初四，老涂随师部指挥所行军30多公里，每人背着四五十斤的装备和给养，来到离中越边境线最近的地方潜伏，挖“猫耳洞”作为临时掩体，整整待命了一周的时间。猫耳洞是我军为随时出击打击敌军在山上挖的临时掩体，顾名思义，就是其洞窄小如同猫耳。一个猫耳洞一般只能藏匿着一到两名战士，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顶多能靠着洞壁打盹。老涂后来说，师长的猫耳洞可不能那么小。师长的猫耳洞是专门由工兵挖的，像一个方正的小房间，可以站立，能摆下一张桌子。全师的战事指挥命令，便是从这里发出的。
战争打响前的那个深夜，老涂的连队战友、六台台长老肖被派遣携带15瓦电台跟随侦察连的突击队打前站，提前进入越南，为部队开辟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战争打响不久，老涂就听到老肖对话机的紧急呼叫。老肖声音大而急促，似乎还夹杂些颤抖，说原定的路线发现大量地雷，已出现不少人员伤亡，请示师领导是否能改变原定的路线？师领导回复：时间紧迫，不能改变原定计划和路线。老涂大大地替这位战友捏了一把汗。他大声嘱咐说：你的角色很重要！记住，你不要走前也不要走后，要走在中间！老肖命大，后来安全回来，还立了功。
老涂战前来信交代说，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不必守家”，当时我如何能够接受？当时我想，如果真有不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便守着俩人的合照度过余生。那段时间，我努力振作自己，没有消极情绪。领导和同事们非常关心我，常常安慰我。只是在寂然的房间、在忧虑的梦中，我时常失去自控力，每每泪流满面。那种牵肠挂肚的煎熬，是任何病痛也无法比拟的。我多么盼望中国军队班师凯旋，多么希望难熬的日子快快过去。多少个夜里我给丈夫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我希望和平，不希望战争，但国家又不能不讲尊严，人家期负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岂能不反击？我军的行动是正义的，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我希望你在战斗中无愧于党和人民，但是你决不能不回来。我不敢叫你贪生怕死、畏惧牺牲，我只是为你祈祷，祈祷你躲过死亡的危险。只要你能回来，哪怕伤了胳膊伤了腿，我都会很满足。我只要你活着回来，我只要有你！”
唐人有诗曰：“夫戍边关妾在吴，朔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身边衣到无。”读着这首诗，我觉得诗中写的是我。
相信那些日子，那些参战军人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也如我一样，万千祈祷，百般虔诚。可是，战场无情，流血牺牲总是可能随时降临到每个军人的头上。
我在岗工作时的揭阳市同行池处长，他曾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的参战军人。41军前身是东野4纵，曾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打出了“塔山英雄团”等3个闻名全军的英雄团。今年2月，池处长在微信中给我描述过他43年前参战的情形：“我是打高平的，最早进去又最迟撤回。我们穿插82公里，三天三夜没吃饭，五天五夜没睡觉。战前我体重128斤，回国时仅有92斤。我们能活到今天是很幸运的。”有文章记述他们当时的故事：41军121师在敌情不明、地形险要、四面受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的条件下边打边走，途中遇敌大小袭扰100余次，伤亡较大，仍然忍饥耐寒，抬着伤员和烈士遗体坚定不移地向指定目标前进。400多名伤员被困在一道山沟里，少医无药、缺粮断水。所有伤员伤口都感染了，有的还长了蛆，每天都有伤员在痛苦中死去。8支青霉素被让来让去，几斤米熬成的米汤也被让来让去，师首长不肯吃，一定要把它让给伤员。121师的将士们历尽艰难险阻，顽强战斗到胜利的一刻，续写了英雄部队的英雄赞歌。
老涂在越南的20多个日夜，都是在猫耳洞度过的。从战争打响起，164师师部指挥所先后向前推进过3次，直至最后一次55军占领了越南的凉山。每一次推进，他们都得花上两三个小时挖猫耳洞，然后整日猫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精神高度紧张地发报和收报，坚守着这条军队的指挥系统，保证所有的作战信息畅通无阻。发报或收报时，会遇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电波干扰，报务员必须快速、高效“抗干扰”，必须准确无误地寻找到你要发报的频道和你要接收的信息，任何错误都不能出现。老涂说，他们几乎没有睡过觉，打盹就算睡觉，更没有洗过澡、洗过脸、刷过牙，个个都灰头土脸。他们每时每刻都得防备越南特工的偷袭，因此哨岗会频繁地更换口令。一次他送文件到师首长处，返回时口令就变了，若不是碰到熟悉的战友，情况就有些”悬”。越南春季的天气糟糕透顶，潮湿多雨且变化无常，一阵晴一阵雨，一阵热一阵冷，他们就只能热了穿单衣，冷了穿棉衣。所有人的中帮钢板鞋内始终是湿漉漉、滑溜溜的，不知里面是雨水还是汗水。后来撤军回到宁明，鞋子脱下来时，老涂看见自己的双脚完全没了血色。倒出来的皮屑，白花花铺满一地，像天空飘下来的雪。
老涂在部队攻占凉山后，与战友们一起到凉山看过。此前，许世友司令员命令55军调集4个炮兵团，同时从广州军区调来5个炮兵团，对凉山进行真正的火力全覆盖，将凉山轰成了一片废墟，何等解气！老涂说，那里已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见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凉山本来就落后，说是什么省会，实际还不如我们粤北山城韶关。中国军队运走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武器弹药和粮食。仔细看其包装，这些物资都是我国援助的。中国之前养了一只“白眼狼”。
据我军公布的数字，在这场战争中，我军共减员34000多人，其中牺牲和失踪8500余人，负伤和非战斗减员25000余人。
在55军牺牲的军人中，有一位老涂所在连队的河南籍两瓦电台战士报务员。3月16日，这位报务员与全军将士一起班师回国，满心欢喜写信向家人报告平安归来的消息。可是，在回到战前驻地一周后，他与老涂带领的二台人员一起，奉命再次潜入到几公里外的边境警戒。这是一个雷雨肆虐的白天，一个巨大的响雷震耳欲聋，随着一道粗大急速的闪电，距离老涂工作地点约100多米的地方，这位正在工作的报务员倒下了。是电波引来了雷电，他被雷电击得全身发黑，当场没了气息。这个时间，他在家乡的父母可能正眯着眼睛甜甜地想着，中国军队回国了，儿子也快回来了。
当年有一部由谢晋导演、描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片叫《高山下的花环》，曾让人看得热泪盈眶。影片中的雷军长，原型源自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对越还击战打响后，张志信以“特权”将在南方集训的儿子张力调回部队，担任侦察班副班长。21岁的张力英勇杀敌，战斗中10天两次立功，并火线入党。1979年2月27日，张力在担任侦察任务炸暗堡时不幸身受重伤，牺牲前才告诉班长，自己是本师师长张志信的儿子。张师长30多岁才得此独子。
1979年初春历时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边境战事并未降温。越军心有不甘越界袭扰，并侵占了边境线上的老山、法卡山、者阴山等骑线点。随后，我边防部队展开了收复之战，越军则不断进行反扑。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十年，直至九十年代初才结束。期间我军涌现了“老山英雄团”、“法卡山英雄营”等众多英雄集体和个人。长达十年的“老山轮战”等战役，无疑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今年2月，我在搜索对越自卫反击战资料时，含泪读完了总政歌舞团军旅歌唱家郁钧剑的回忆文章。他作为军队文艺战士，曾在1982年至1986年多次上前线慰问部队。郁钧剑上过“猫耳洞”。他在“猫耳洞”前见到两位赤裸着上身的战士，一位正端着枪趴在草丛中注视着前方，始终用背部对着他们；另一位则是满身泥水，分不清五官的脸上仅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两只惊讶的眼睛。战士们长时间在狭小而潮湿腐臭的“猫耳洞”坚守，只能蜷缩着，于是常患的病就是“烂裆”（私处发炎腐烂）。为了防病治病，战士们有的穿裙子，有的干脆赤身裸体。郁钧剑到医院慰问伤员时，碰到一位曾为他在前线演出时站过岗的小战士，他如今已没有了双腿。他问战士：“后悔了吗？”战士咬着牙说：“不后悔”，眼里已经没有了稚气，而是饱含着坚毅。他在一次为“特工五连”的命名大会上演出时认识了那位将胡子刮成满脸青茬、身材魁梧的特工五连连长。不久，特工连上去了。仅仅几个小时，他们回来了，然而连长没有再回来。连长就是在掩护大家撤退时，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了他的身上。一阵硝烟过后，只见地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血坑。连长尸骨无存于世间......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对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维护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场战争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展现，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大规模机械化、多兵种的对外战争。中国军威震慑全球，一直到现在，中国再无战事。
话题回到1979年春。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军队撤军的消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只是，老涂回到宁明给我写的报平安信，几经周折，15天之后才收到。《参考消息》报道：越南当局在我军宣布撤军的几小时后进行全国动员，号召所谓“坚决打败中国侵略军”，企图炮轰我正在撤退的部队。中国军队对正在集结的越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火力打击，调用300门火炮，半小时内发射了近万发炮弹，然后胜利撤军。
老涂平安归来，毫发无损。非一线作战人员是不容易立功的，连越军都没有见到一个的老涂荣立了两个三等功（在战场上被记功一次，回国总结评比时又被记功一次）。他的事迹被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写成通讯登载，题为《机智抗干扰》，报纸原文被我珍藏至今。韶关市教育局召开了庆祝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大会，请立功军人家属一一上台，将部队寄回的立功喜报颁发到他们的手中。那一刻，光荣和自豪滋润了我那颗曾被思念与担忧摧残得快要枯萎的心。
3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芬芳函中收，香飘沁心头，一阵阵，赶忧驱愁。自喜荣耀春正暖，尽开颜，精神抖。举杯庆功酒，婚姻添锦绣，乐今生，可乘轻舟。方迈劲足鼓又奏，健步去，一层楼！”
1979年4月下旬，老涂随部队乘军列至广州然后乘汽车返回原来的驻地。他的连队战友、干部报务员小曾回江西大余探家，在韶关中转时专程到十中，将老涂托带的压缩饼干、猪肉罐头、麻辣罐头等一大袋战时食品交给我。次日我将压缩饼干等拿给语文科组的同事们品尝，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压缩饼干”并非压缩的、吃下就会膨胀的饼干，而是包含了小麦粉、糖、油脂、乳制品等人体所需能量的饼干。
小曾那日身着笔挺的军装，英武而帅气，胸前挂着的勋章、纪念章熠熠发光。我送他走出校门时正值下午第六节下课，校园满是学生。他的出现，像一个强大的磁场，让所有学生的目光“刷”地似的都投向了他——一位从自卫反击战场上归来的功臣。目光充满了热爱，敬意和感激。
望着老涂这位战友的背影，我期待着与丈夫不久之后的团圆。我满心都是庆幸：你们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好！
（202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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