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从丝路诗魂到乡土精英
——董发亮诗歌的精神重构与白话新诗的当代拓展
评论员：陈东林
在当代诗坛浩瀚的星河中，董发亮的诗歌创作恰似一座矗立的标杆，既深深扎根于商洛山地那片浸润着岁月与文化的沃土，又如展开双翼的雄鹰，跨越欧亚大陆绵延的文明长廊。他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浪潮里、在乡土与世界深情对话的回响中，用灵动的笔触与炽热的情感，精心构筑起一座充满个人独特标识的诗歌圣殿。将其作品置于白话新诗百年发展的历史长卷中细细审视，不难发现，他的创作早已超越单纯对地域生活经验的诗意描绘，而是一场对诗歌本质精神的深情追溯与重新诠释。在董发亮诗集《血色玫瑰》的60多首诗作里，他以“丝路行吟”与“乡土守望”为纵横交错的双轴，用如诗如画的语言，完成了对文化根脉的艰难赓续、对历史现场的生动重构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叩问，为白话新诗在新世纪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与借鉴性的艺术范本。
一、文明对话中的诗性考古：丝路书写的精神拓展
董发亮诗歌最为迷人的特质，在于他能将个人的精神漫游，巧妙地转化为一场场跨越时空与地域的文明对话。在《流浪街头》《血色玫瑰》等一系列丝路主题诗作中，他以弗拉门戈热烈的舞步、斗牛场上惊心动魄的瞬间等文化符号为起点，却并未止步于对异域风情浮光掠影般的描绘。他如同一位执着的文化考古工作者，深入挖掘文明深处的基因密码。“爱上弗拉门戈/就爱上了街头流浪”，在《流浪街头》中，这看似简单的语句，背后承载的不只是空间上的漂泊，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放逐与追寻。诗人别出心裁地将阿拉伯世界神秘而感伤的氛围，与唐宫仕女那含蓄羞涩的韵味并置在一起，发出“没有东方西方/只有灵魂的弗拉门戈人”的感慨。这一声喟叹，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解构了文明隔阂的虚假表象，在艺术的本质层面，实现了人类情感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共鸣与互通。
这种对文明对话的深刻自觉，在《坟莹无碑》中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当诗人面对托尔斯泰那“没有坟莹/没有墓碑/没有鲜花”的简朴墓地时，内心瞬间被触动，领悟到“网络可以履盖全球/无法涵盖文学永恒的馨香”。在这个技术文明飞速发展、试图消解一切精神价值永恒性的时代，诗人的这一反思极具穿透力。诗中，“中国一代女皇的无字碑”与托尔斯泰的墓地形成巧妙的互文，它们跨越千山万水、历经不同时代，却共同诠释着东西方文明对“永恒”的理解与追求。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呼应，赋予诗歌如同一座文化宝库般的厚重感，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历史与文明的深沉力量。
在《马德里·长安相望》中，诗人的文明对话艺术更显精妙绝伦。“灿若烟霞的石榴花/头盔、烟囱、士兵、‘采石场’”，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被大胆拼贴在一起，将西班牙当下的现实场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记忆强行并置。当“丝路琴音/拨动共创共荣的文脉”的诗句响起时，地理上遥远的距离瞬间被精神上的强烈共鸣所消解。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打破了白话新诗中常见的将异域视为猎奇对象的“他者想象”模式，而是将异域当作一面镜子，通过与异域文明的对话，反观自身文明的特质与价值。在“长安相望/都是故乡”的深情喟叹中，诗人完成了从文化比较到文明融合的诗意飞跃，让读者在诗歌的意境中，感受到人类文明本为一体的宏大格局。
二、乡土经验的现代转化：商洛山地的精神根基
如果说丝路书写展现了董发亮诗歌的国际视野，那么以《我的家在商洛山》《山里的石头成了佛》为代表的乡土诗作，则如同坚实的基石，构筑起他精神世界的根基。但他对乡土的书写，绝非是简单的怀念抒情，而是以现代诗歌的思维为工具，对地域文化进行重新编码与诠释，让古老的商洛山地经验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的家在商洛山/那里山青天蓝蓝”，在《我的家在商洛山》中，这看似直白质朴的开篇，实则蕴含着诗人对乡土符号的创造性转化。“金丝峡谷”“天竺月儿”“丹江漂流”等充满地域特色的地理名词，在诗人反复的咏叹中，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指向，成为承载着人们精神原野的意象载体。尤为精妙的是，诗人将“红军留下的远方”与“童年的梦想”巧妙并置，将革命历史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熔铸为一体，使乡土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历史与现实交汇融合的重要节点。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赋予了地域书写超越地域限制的精神维度，让读者在诗歌中感受到乡土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情感内涵。
《山里的石头成了佛》堪称是乡土哲学的诗意表达典范。“千年沉睡/无息无声/喝足了山泉/生长着岁月/生长着森林”，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将石头的佛化过程描绘成自然神性的觉醒。“山岚流岭，梵音天簌”等一系列意象的组合，将佛教中玄妙的“顿悟”概念，转化为山水间自然给予的启示。当诗人写下“山里的灵物一旦爱上石头/地崩天裂的忠贞/将生出世无绝伦的上运石佛”时，实则揭示了乡土中国的精神密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自然万物皆有灵性，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充满生态哲学意味的诗性表达，为现代性语境下的乡土书写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让人们看到乡土文化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思想价值。
在《雪殇》中，乡土记忆与生命哲思实现了完美的融合。“漫天雪花/扑面迎来，丝丝/清凉”的开篇，诗人将自然景象巧妙地转化为细腻的生命体验。当雪花“翩然栖在老家屋后坟头”时，个体因亲人离世的丧亲之痛，与乡土因岁月流逝而产生的凋零之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氛围。诗中“老榆树，葡萄架，古井”构成的意象系统，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简单再现，更是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象征和寄托。“父母，在雪中行走的很远/一直走出时间”的喟叹，让乡土成为超越生死界限的精神坐标。这种书写方式超越了普通的乡愁叙事，深入到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思考，让读者在诗歌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以及乡土所给予人们的永恒精神慰藉。
三、白话新诗的形式创新：传统与现代的诗性弥合
董发亮的诗歌创作对白话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一个关键方面在于他对诗歌形式的大胆探索与创新。在他的作品中，古典诗词那独特的韵律美感与现代诗追求自由的精神得以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种既古朴典雅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语言风格，为解决白话新诗长期以来存在的“散文化”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江城子·安赫尔瀑布》是传统词牌与现代经验相结合的经典之作。“雄山孕育质洁高，/望逐潮/路当遥。”这样的句式，在保留词牌平仄韵律的基础上，又注入了现代诗歌丰富的意象密度。“笑入长涛沧海浪/流天地/上云霄”的豪迈奔放，与“纵使形消身碎没/归大地/润丰饶”的深邃哲思，让古典的形式完美承载了现代的生命体验。这种尝试并非是简单地将现代内容填充进古典形式的“旧瓶装新酒”，而是对传统诗歌美学精神进行现代转化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古典诗学资源对于新诗发展的重要价值与巨大潜力。
在自由体诗的创作领域，董发亮同样展现出了高超的语言掌控能力。在《血色玫瑰》中，“永远的初生之犊/茫然，闯入生命奠坛”的突兀起笔，瞬间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与“流红大地/一任不死的灵魂/生出血色的玫瑰”的意象收束，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诗中“愤怒的双眼/无视方圆红男绿女呼喊”带来的视觉冲击，与“让悲壮惨烈的血祭/尽染天堂”的宗教隐喻，在长短句交错运用所形成的独特节奏韵律中，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这种语言张力的产生，既源于诗人对现实场景精准而敏锐的捕捉，更得益于他对生命本质深刻而独到的洞察，使诗歌具有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董发亮非常善于运用“复调”手法来构建诗歌结构。在《莫斯科郊外的月亮》中，“莫斯科郊外的月亮/隔着一个时代/一首诗的模样”与“莫斯科郊外的月亮/走过欧亚大地/一盏灯的火光”的反复咏叹，巧妙地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相互对话的语境。当“莫斯科郊外的月亮/穿越一个世纪/是一首歌的唱响”出现时，三重时空的叠印，让月亮这一常见的意象，成为承载着多重记忆与情感的丰富文化符号。这种结构处理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意象表现，使诗歌内涵更加深厚，同时也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让读者在诵读诗歌时，仿佛能听到不同时代、不同情感交织而成的美妙旋律，展现了诗人对现代诗歌形式与规律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
四、抒情传统的当代激活：从言志到通灵的诗性超越
在对诗歌功能的理解上，董发亮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但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大胆的超越。在他的作品中，抒情不再仅仅是情感的简单表达，而是一场灵魂与情感的深度对话，一次生命与哲思的神秘通灵。这种对诗歌本质的独特理解，让他的创作在当代诗坛别具一格，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逆行者》是抗疫主题诗歌中的佳作，诗人摒弃了常见的颂歌式写作模式，另辟蹊径，从细微之处入手。“虽然看不清你坚毅的面容/铿锵的脚步告诉我你无惧的坚定”，通过视觉上的留白，引发读者的无限想象，让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逆行者们勇敢无畏的形象。“防护服告诉我你是疫情一线的英雄”这一巧妙的隐喻，将医护人员等逆行者的职业身份，转化为一种伟大的精神象征。诗中“耄耋挂帅出征的风采，让中国汉字有了新的标点”的精妙比喻，既高度肯定了逆行者们的无私奉献，又升华了汉字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将个体英雄主义与深厚的文化自信相结合的书写方式，让抒情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使诗歌不仅仅是对当下事件的记录，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诠释。
《雷声永远》是诗人对雷抒雁的致敬之作，展现了独特的抒情策略。“那一刻/雷声远去/天国多了一颗微笑的星星”，开篇便将诗人雷抒雁的逝世，诗意地转化为一种精神的升华，仿佛他的离去是化作了夜空中闪耀的星辰。“泾河畔/一缕晚风/轻抚小草尖上的泪光”的意象，既饱含着对逝者的哀思之情，又暗示着诗歌精神如同生生不息的小草，将在岁月中延续。诗中“我不知道/没有雷声的月光/泾河岸边的小草能否歌唱”的追问，看似是对失去雷抒雁这位诗人后诗歌发展的担忧，实则是对诗歌本质的深入思考——当诗人离去，诗歌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承载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种将个人哀悼与诗歌本体论思考相结合的写法，让抒情具有了哲学的深度，使读者在感受诗人真挚情感的同时，也能引发对诗歌价值与意义的深刻反思。
在《葡萄树下》中，抒情呈现出更为私密而细腻的质感。“不知道为什么老去他家楼上/上帝知道/楼上有散发着醇香的葡萄架”，这种近乎自言自语的口吻，将抽象的乡愁转化为具体而生动的生活场景，让读者仿佛能闻到葡萄架下飘散的阵阵醇香。“母亲的影像/在老家葡萄架下吟唱”的意象，为抽象的情感找到了可触可感的依托，使乡愁变得具体而温暖。诗中“人生如同浮云一样/今在东方，明在西方”的感慨，充满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悟，而“葡萄树下娘亲的针尖上”的细节收尾，又从宏大的哲思巧妙地回落至生活的具象，形成了一种完美的情感过渡。这种抒情方式既保持了情感的浓烈程度，又避免了陷入滥情的窠臼，充分展现了诗人成熟而精湛的抒情技巧。
五、董发亮诗歌对当今诗坛的启迪与示范
当我们将董发亮的诗歌创作置于白话新诗百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全面审视，就会发现，他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体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更在于他为新诗发展提供的宝贵启示。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诗歌如何在保持地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具备与不同文明对话的普遍性？在技术理性日益膨胀、逐渐侵蚀人们精神世界的当下，诗歌如何重新建立起与自然、与神性的连接，恢复其作为人类灵魂寄托与情感表达重要载体的通灵本质？在语言日益碎片化、人们的阅读习惯与审美需求不断变化的时代，诗歌如何在吸收现代性经验的同时，传承传统诗学的美学精神，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董发亮用他的诗歌创作给出了答案：必须回归生命最真实的场域，探寻文化最深处的根脉，把握语言最本质的力量。他的丝路书写有力地证明，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不是空洞概念的比拼与较量，而是不同生命体验之间的共鸣与交融；他的乡土诗歌清晰地表明：地域经验只有经过现代性思维的提炼与升华，才能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神资源；他在语言方面的大胆探索充分显示，白话新诗完全有能力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对话与碰撞中，构建起一种既自由灵动又凝练深刻、既充满现代气息又保留古典韵味的诗性语言。
从这个角度来看，董发亮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他个人精神历程的忠实记录，更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文化标杆，代表着白话新诗在新世纪寻求突破与发展的努力方向。他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中努力寻找平衡，在乡土与世界的深情对话中明确自身定位，在情感与智性的交融中不断接近诗歌的本质。当《血色玫瑰》中最后一朵绚丽的花朵在诗页间缓缓绽放，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辛勤创作的丰硕成果，更是一面映照时代精神的镜子。这面镜子清晰地映照着我们在文化转型期所经历的困惑、付出的探索以及满怀的希望，为当代诗坛的发展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借鉴与启示，激励着更多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勇于创新。
【评论员简介】
陈东林：学者、诗人、教授，大雷霆诗歌流派创始人，中国工信部高级职称原资深评委，红学批评家，唐诗宋词专家，唐诗之路国际诗歌学会副主席，首届国际王维诗歌节金奖获得者，“诗与远方”国际华文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路文化院评委会主任，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