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普通话生涯中的酸甜苦辣

          作者:董惠安

汉语普通话，被陕西作家贾平凹调侃为“普通人所说的话”。由于大学时所学专业为“汉语言文学”，而运用这种“普通人所说的话”行走人生，应当是我文化人生拼图中不可或缺的色块。我早在高中时期（1971年）就担任过学校广播室的播音员，后来担任过八鱼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1979年高考前曾担任过宝鸡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临时工）。毕业前曾担任过陕西省第七届高校运动会的现场解说。1983年毕业后到宝鸡电台工作，举办过播音员主持人培训班，也客串过播音主持。从西安银行退休后又到两所民办大学讲课，基本算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生。

进入晚年回忆上述经历，看似有些“辉煌”，然而其中却是透着甜酸苦辣。之所以写出来，就是想让如今的孩子们能从我的这些经历中获得一些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当今时代影视作品、手机短视频满天飞，普通话更是与人们的生活如影随形。从幼儿园起，孩子们就开始受到普通话的启蒙熏陶，许多农村孩子进城从口音中完全辩不出乡音土语了。而我小时候，语言环境很是杂乱，满耳都是“秦腔”和“豫剧”交响浑声。父亲是辽宁海城人，母亲是河北保定人。他们的语言接近普通话，大姐从小在东北军的随军家属群体中度过童年，一口东北话伴随终生。大哥的口音最接近普通话。遗憾的是，从二姐、二哥、三哥到四哥，受到宝鸡居住地周围邻居街坊都是河南口音的影响，都是一口的河南话。河南话在古陈仓居然占有绝对的主流地位，这与黄河泛滥、河南流民顺着陇海铁路涌入关中西部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宝鸡市有“小河南”之称。小时候有一次我情急之中在邻居小伙伴面前吐露出了一句普通话，立刻就遭到了耻笑。

对我进行过语言口音干预的，印象中有两人，一个是大哥，他曾在我四五岁时试图纠正我的河南话，当时我很懵懂，不明白大哥为何要纠正我，架不住天天要和学河南话的小伙伴玩耍，因而大哥纠正的效果无奈一曝十寒。还有一人是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孙鑫。有一次父亲到学校找我，正碰到孙老师。随后她问我，“那个东北老头是你父亲？”得到我肯定的回答时，她很惊讶地对我说：“可你怎么说一口的陕西方言？”我红着脸不知所措。孙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过去讲一口河南话。但是我当教师后，感觉必须熟练运用普通话，所以，我就努力地学习运用，现在完全摆脱方言的影响了！”

我也曾有过摆脱方言的愿望。可是，从七岁时（1962年）我随母亲和三哥、四哥从宝鸡市区搬迁到八鱼公社一个小山湾，就被浓郁的陕西西部方言所包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讲课都是方言，我的语言文字和各种初级的知识都是通过“秦声”获取的。语文老师只有在阅读课文是才使用生硬的普通话来完成。不过，小学的广播室里在放学后经常播送一些语文课文的普通话唱片，能给师生们一股清新的语音感受。

说普通话，如同压在心底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让我心底这股火苗得以延续的，是当时在农村很少看到的电影，以及很少听到的广播（陕西一些县广播中的《对农村广播》曾采用方言播出）。我家所在的小山湾生产队，原来有过一个有线大喇叭，可后来听说由于大队的广播设备功率太小，串联不了各个小队的喇叭，于是就卸走了喇叭筒，但广播线还挂在村口从大槐树上。四哥就整来了几十米细铁丝，把喇叭线从大槐树上接通到我家窑洞里，再连接上一个耳机，于是，一些歌曲和电影剪辑挟着悦耳的普通话就响起来了，那可真是一种春风荡漾的感觉啊！耳机中有时也响起“宝鸡县人民广播站”的节目，尤其是“文·革”开始后，呼号变成了“宝鸡县革命造反广播站”，语言腔调中明显少了亲切和柔美，多了近似刑场宣判似的吼声。母亲虽没有文化，但明显能听出这普通话播音水平的优劣。她明确地指出了“革命造反”的播音员的音调生硬。她没有想到，我作为她的儿子，遗传了她和爸爸宏亮嗓音，在1978年能成为县广播站的播音员，我倒是很想听听她对我播音水平的评判。可惜，她在两年前的1976年黯然离世了。

我产生当播音员的冲动，源自于二哥“文·革”中在他的单位临时广播站的播音。我听到他熟练的普通话诵读广播稿后，感到万分惊讶。当时十二三岁还在读小学的我，顿时有了一种“他行，我也行”的感觉。

第一次尝试当播音员的机会是在高中毕业前获取的。当时条件简陋的学校突然有了广播室，但有几个类似于“革命宣传车”的喊口号式播音，实在不怎么样。我于是鼓足勇气来了个毛遂自荐，向谁自荐以及如何获准的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进入广播室后，面对戛然而止的前奏曲，以及竖在面前的话筒，我心跳如鼓，头皮发硬。记得我当时从《文汇报》上找了一篇介绍马克思生平事迹的文章，有一定的文学性，进入广播室前我已经熟读多遍，稍稍平静了一下心情，我信心满满地朗读完了这篇文章。顺便说一句，高中每天早上都有一个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活动，我从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音中获益匪浅。这也让我的朗读初步显现了字正腔圆的风格。可以说，我普通话生涯中的这次初出茅庐取得了成功。据说当时的高中校长对我的播音感到很意外很满意。孙鑫老师也很高兴。她后来也很关注我在县广播站的播音，并给我提出过很中肯的批评意见。

进入县广播站之间，中间还有过一次在公社广播站的“毛遂自荐”。当时高中毕业后，在小学初中的母校当民办教师。有次公社搞征兵工作，恰好我在公社参加由我的中学老师吴志东负责主办的新闻通讯员培训会。征兵要搞一次广播宣传，可是没有播音员。怎么办？公社武装干事求助于吴老师，我灵机一动，就对吴老师说“让我试试吧”。这次“临时救场”的任务圆满完成后，我就被从学校调到了公社机关大院，专门负责广播站的宣传报道和播音。后来被县广播站一位姓罗的老编辑“发现”并得以推荐。

在县广播站里，我受到了较为严格专业播音训练，每天早起练声，在几位经验丰富的播音员带领下，跟着一盘录音磁带唱“a-ai-yi-ao-wu，yu-yu-yu”“咪咪咪，玛玛玛”，不断地拔高声音唱朝鲜歌曲《月飞山》片段，还有一些“八百标兵奔北坡”之类的“绕口令”，等等。应当说，这种专业强化训练，让我的播音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然而，这种“读文章”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一大困扰，就是“说”普通话的技巧反倒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我读文章可以达到相当精彩的程度，但用普通话和人日常交流，却是磕磕巴巴，从播音的拿腔拿调中跳不出来。自己都感觉很不自在。因而在父亲、大姐、大哥面前，仍然习惯性地用河南话交流。直到近十年，我才开始可以用普通话很自然地与大哥、大姐拉家常了。

记得刚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同学刘林海很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为啥对北京知青同学讲普通话，而对我（们农村来的同学）讲陕西话？”我一时无以言对。其实这是个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如今总算想明白了，首先说明这其中完全没有歧视农村同学和朋友的意味。其中的实质是，与说方言的同学和朋友面对面时，我脑海里不由地就回荡起类似秦腔的旋律；而和讲普通话的人开始交流时，类似京剧的旋律和气场就悄然出现了。坦率地说，我自身携带的京剧旋律气场很弱，当对方普通话很老练纯熟、气场很强大时，我就能很自然地顺着对方的语言旋律，如同跟着伴奏能哼出调子一样，较为自然地说出普通话。反之，我跟着秦腔的调子唱京剧，很别扭、很尴尬。

第一次尴尬，出现在我高中毕业后，在小学母校教书的课堂上。我当时用普通话朗读语文课文，学生们感觉还不错。有的还夸赞我把课文读得跟电影上的对白一样。后来我决定尝试用普通话讲一节课，结果课堂上的气氛立刻就怪异起来，学生们就仿佛正享受着秦腔韵味，我这里突然唱出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他们感觉非常的不和谐、不耐受，有的女生低下头，有的男生开始窃窃私议，我看着课堂上出现了如此这般的反应，头顶上开始冒汗。但是我硬着头皮，坚持讲完。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想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不接受我用普通话讲课，但将来你们总会到更广阔的世界里用到这门语言工具的！如今算来，这些听我用普通话讲课的学生，大都当了爷爷奶奶，当他们从幼儿园中接回孙子辈时，大约少不了用曾经学过的不纯熟的普通话和孙子辈对上几句话。当然，检讨起来，还是我当年的普通话口语比较生硬，如同跑调的歌儿，这不免让学生们感觉不自在。

我此生最大的尴尬，是在西北大学校园运动会上初次担任现场解说时遭遇到的。我在西大的四年间，发现每年的校园运动会，现场解说都是中文系的一统天下。尤其七七级老大哥们的现场解说，声情并茂，令人叫绝。轮到我们成为毕业班时，我先是保持沉默，后来鼓足勇气找到班主任晁老师，再次来了个毛遂自荐，简单介绍了当播音员的经历后，我郑重表示：“我要担任运动会现场解说！”晁老师笑道“都四年了，没听你说过你还有这特长！”我也笑道“我想西大人才多的是......”

晁老师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开始一切还顺利，我为开幕式精心准备了一大篇解说词，伴随着各个系的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主席台，我朗读的也是有声有色。问题突然出现在比赛拉开帷幕之后。由于计划没有变化快，现场口头解说的重担出乎意料地突然落到了我的头上。一直困扰我的“播音读稿”与“口语表达”的难题，像一座大山横在我眼前。如同失去了伴奏的歌手，我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主旋律的感觉。多年后我得知《凤凰卫视》中的陈鲁豫谈及从“读新闻”过渡到“说新闻”的艰辛，她的首播竟让卫视的老总们都捏过一把汗的感觉，我深有感触！

那如何应对运动会的现场解说难题呢？事先没有作任何预案啊。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试图将现场发生的精彩场面先写成文字，再朗读出来。可是，赛场情景瞬息万变，一些精彩镜头等写出文字时就已经时过境迁了！再读出来更是慢几拍的“马后炮”了！

我表现出了为难，晁老师急了。他严厉地指着我，说：“今天这事就是你的了，我现在到哪儿去找人？”

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处境。我硬着头皮，任凭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鼓起勇气，面对赛场上精彩纷呈的场景，我蓦然想起一位农村草台班子演员说过的一句经典：“台上唱戏时，你就把台下的看戏人当成石头瓦渣一样！”于是，我就当做身处无人之境，放开喉咙，眼前有景，口中有话，三句一说，两句一喊，语气由开始的不连贯，渐渐自然连贯起来。而蛰伏在脑海深处的唐诗宋词的精彩句子，也时不时地从口中蹦出，化作现场赛事的点评解说。到了下午，我才不冒冷汗了，渐渐进入了畅所欲言的状态。半个月后，陕西省第七届高校运动会在西大运动场举行，我借着西大作为东道主的便利，也就顺便担任了本届运动会的现场解说。

班主任晁老师对我担任解说一事还算满意。我很感激地对他说：“我原本跨不过从读文稿到口头直播这道坎儿的，是你逼着我跨过去的！”他笑道：“有些事情就是要逼迫的！”应当说，这次尴尬的化解，也为我后来的普通话讲课、主持节目以及脱稿演讲打下了基础。

然而，告别西大，走向社会，我在本该发挥自身特长的宝鸡电台，始终没有跨过去一道深深的“坎儿”。最后的结局竟是落败而走，从宝鸡返回西安寻求生存发展机会。

记得刚进入宝鸡电台，记不清是我自己还是别人，说起了我曾在宝鸡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的经历，电台的播音组长老太太很客气地把我叫到录音室，给了我一页稿子，上面是“播种施肥”的内容，让我录一段音。我当时还是充满激情的，可这种说明书之类的干巴稿子让我实在难以发挥出什么激情，自然读得干干巴巴。事后我得知由于我的“干巴”而遭到客气的否定，在这里当播音员的梦想碎了一地。渐渐地我也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充满门户壁垒的职场里，想跨界发挥才能的想法是可笑的，也是很危险的。像我这样从大学毕业而来，如果既能播音又能写稿，播音组长如何驾驭得了？还不像防贼一样的把你防着！播音人员临时短缺，他们宁可从附近的话剧团请人来客串，也不愿用自己人。

还是由于年轻气盛和忘乎所以，让我在这里遭遇了普通话生涯的“滑铁卢”。大约在我进入宝鸡电台的第九个念头，原本已经心灰意冷的我，由于一场播音节目的改革而激情澎湃起来。当时领导带领一支庞大的考察队伍赴重庆、武汉等地广播电台考察，我被特别动员参与考察，并要求写出考察报告和改革方案。随后我禁不住诱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亲自下场试验直播，一件是举办了一次播音员主持人培训班。我主持的文艺节目直播，自认为比高校运动会上的现场解说要自然熟练，但却无人喝彩。恰好有一两封听众来信，指出我的普通话不够流畅标准，这信中的批评话语得以迅速地传播放大，一些等待看我落败惨状的人，恨不得手舞足蹈了，领导也顺乎民意地督促我尽快“下课”。而我举办的培训班，其中有好几名优异者都被电台留用，成为播音主持人骨干，但由于有位讲课者（我负责的部门的一名下属）和女学员发生了恋情，引发了女学员家庭纠纷，我则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责任人。最终成为这场改革的弃子。

事后再反省，我坦率地认为，我的普通话口语当时远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宝鸡电台作为一个担负着普通话规范推广方的文化单位，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并非良好。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广播局，基本是陕西方言的天下。电台几个主要领导中，一个是河北定州口音，两个陕西腔，一个河南口音。编辑记者群体中，操方言者仍占多数。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想练好口语实在难。加之工作能力之外的尔虞我诈，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立足发展，实在难。离开宝鸡前的某月某日，我从电台外部获得了一次主持宝鸡市新闻单位歌咏比赛决赛的主持资格。就像是在猪圈里窝屈久了野马一样，在主持舞台上纵横驰骋了一气，狠狠地过了一把主持人的瘾。

真正让我的普通话口语进入自由境界的，还是进入西安银行机关负责宣传工作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话使用频率极高，“京腔”气场很强，就是讲“秦腔”的人，也会逐渐融入其中，渐渐转换成普通话“频道”。记得我刚加盟其中时，正逢十周年庆祝活动，工会邀请我撰写了一篇长篇诗朗诵，我是领诵者之一，当时真是风光无限。

让我的普通话生涯中最为欣慰的，是我们中文系七九级毕业三十年聚会时，我精心为同学们制作了一部三十年人生历程的记录视频，我撰稿并解说，犹如唱出了一首悠悠的咏叹曲。起初我并没有打算自己担任解说，可是同学马玉琛依然记得我在毕业前担任运动会现场解说的情景，一再鼓励我亲自解说，没想到能获得同学老师的认可点赞。这个视频后来在校友群中有过一定的流传，据说影响还不错。记得三十年聚会上视频播放完毕，现场雷鸣般的掌声，让我深受感动，久久难忘。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还记得退休后到西安外事学院的创业学院应聘创业导师，接待我的是西大校友、西大经济学院院长韦苇女士。她后来对我说：“你流畅的普通话，儒雅的气质，让我感觉你应当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我很欣慰。

如今的我，生活中的语言仍然常常在普通话、陕西话和河南话之间频频跳转。对于早年的老师们，依旧吟唱“秦腔”，浓浓的秦声中浸透着满满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和如父如兄的情谊，还有如歌如诗的回忆。曾经把我领进播音艺术之门的二哥，由于后来长期生活在关中某县城郊区的环境里，语言早已秦腔化了，我和他的沟通已经由早年的河南话转化为陕西话了。倒是和他的孙女（已经于西科大毕业）的对话，是纯纯的普通话。当然在我的家中，和孙子们的沟通，普通话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大约是我大半生普通话生涯甜酸苦辣中最大的甜。

                             董惠安

           2025年7月15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