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的坚守与超越

——读《李高田散文集》

        杨焕亭

  伴随着文化与科高度融合的进程，文化传播进入全媒体时代，特别是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不仅迅速地调整着散文写作主体的格局，刷新着写作主体的思维理念，尤其是散文作为亘古以来审美表达的载体，从基本理论到写作实践，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读《李高田》散文集，那些矗立在文学征程上的“载道”精神，“仁山智水”的自然情怀、“先忧后乐”家国情怀以及“浮云游子”的乡恋情结，都使得他的作品在美学层面呈现出对民族精神的承载，对时代精神的激扬，彰显出一种散文审美表达上的文化自觉和艺术自觉。正如法国汉学家卢逸凡所说：“文化人的使命本来就在这里，是思考如何帮助民众接近优秀的传统文化，往上走……”

                                一

“山水情怀”是中国散文题材重要的传统一脉，也是李高田先生的执着美学追求。尽管从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到庄子的“山川与皋壤，使我欣然而乐与”，从朱熹的“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到王阳明的“月升孤影现，山空栖鸟鸣”，都传达了中国古代士人“万物与我为一”的哲理意蕴。然而，真正从生命诗学意义上阐释文人“山水情怀”的还要数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阐释，其所蕴的哲思在于通过艺术的“得意忘象”，获得了蕴含于山水风物中的人文品格，从而酿造出精神的“心酒”。这种将客体人化的审美方式，在李高田先生的山水行旅中得到了绳其祖武的赓续和拓展。

读《文集》，从“寓目辄书”的“秦岭十记”，到《九州揽胜·滇行系列》，从《走进诗经里》、《春日寻访曲江头》到《崂山九水》；从《登乐游原》到《昆明池散记》；从《烟雨曲江》到《白塔寺的古银杏》，毫端笔底，留下的不仅仅是行吟者的风尘足迹，更留下作家从物象到意象的审美印记和思想留痕。那由“一种叫做灯笼花的野菜和麦面制成”的“麦饭”而引发“天界”与“凡间”的遐思万缕；那站在“三公山”头，极目“阳坡杂树”、“阴坡叶落”而碰撞的“国人游山”“看重人化自然”，而“西人”多崇尚“自然风光”的文化比较灵慧；那怀拥钟南山，穿越岁月帘幕，从盛唐史简中的“智者”身上感受的“神性光泽”，那从“海埂大坝人鸟相亲的情景”看昆明“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亦是一座充满亲温之气的祥和之城”的文化领悟，都赋予作家的作品以浓郁的主体意识，从中不难发现其审美历程的在场性，审美经验的直接性和审美知觉的敞开性。

     然而，我要说的是，李高田这种通过对自然界的格物观照，而实现对“心尘”的濯洗，从而求得“游目”与“骋怀”、“行旅”与“哲思”相统一的美学追求，在作家那里，完全是一种自觉的创作姿态。 读他的作品，哲理性领悟与诗性抒情随处可见，不仅构成了其散文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在工业文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更是散文过滤媚俗浮沉，承载人类走向“澄明”之境的庄严使命。我国学者就从德国作家黑塞的作品中读出了这种以“坐忘”为特征的“东方主义”审美方法论。指出，黑塞的作品“在强调‘坐忘’、‘得意忘言’、‘不落言荃’的道家学说中，此类言论的‘东方主义’是不难找到印证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先生自觉坚守的当前性价值和意义。

二

将客观物象与人的相刃相靡置于平等审美天平，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肯定人在自然界中的美学存在和美学价值。因而，对“人”的关注构成先秦以来中国散文传统的核心价值取向。不仅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关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环境与人的关系，而且，墨家也主张尊重人的独立性。尤其是庄子的散文，弥漫着“贵以身”和“爱以身”人文温暖。李高田先生抱玉握珠，学有所宥，行文走笔间带着浓浓的儒士风韵。因此，他的散文，字里行间张达着人的诗意存在，镌刻着人的思想存在，蜿蜒着人的历史存在。

一是对生命状态的多元关注。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农夫，还是“心游万仞”的智者；无论是幽居终南的“隐者”，还是如庄子散文中“单豹”那样汲日月精华的辟谷者，如果从美学的视角审视，他们都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正是多姿多彩的生存状态，才构成生机勃勃的世界，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作家的审美视域中，对人的生存价值和人格主体的尊重是人文散文的出发点。如果说，《终南隐者》通过所谓“学人”与“隐者”往来对话的细节铺陈，把一个面对虚妄的“文化喧嚣”，以“闭其目，塞其兑”而拒俗尘于“心外”的形象跃然纸上，那么，《华山辟谷者》则以短章的精粹，描绘了一种“每日取潭水数瓢，聊以代饮”的另类人生态。值得肯定的是，文末以“只剩下取水的竹筒儿……想必，那汉大约功成升仙了吧”的自问而将巨大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虽未著一评，但价值立场尽在文中。如果说，《尚义的秦人》在秦文化宏观视野下，透过三位名人的葬礼讴歌了“秦人的好义，尊师重情，古道热肠”文化品格，那么，《喧荒的彦叔》则将笔触伸向乡间艺人的演艺生涯和内心世界，牵情萦怀，翰墨著义。正是他们“历时态”的生命绽出，才构成了人的“共时态”的生存绚烂，从而使得“人的诗意存在”的命题被富于丰沛的质感，也赋予作家的作品以强烈的“诗性”，“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佛洛依德语）

二是对人的历史存在的多彩观照。海德格尔说：“人是历史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关注人的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是中国散文的优良传统，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抑或是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既留下人创造历史的雨痕足迹，又留下编纂者价值审美的思想印记。沿着这样一条散文发展理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行迹的钩沉探微，构成李高田散文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与当下流行的历史文化散文相比，它有着显明的拓展和超越。在题材选择上，注重地域性。跃然于他笔墨画廊中的人物，既有曾经割据一方的明末军阀吴三桂，又有正气凛然的清朝军机大臣王鼎；既有曾经以西安事变书写了民族壮歌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又有曾经掀起一场戊戌变法风云的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们或叱咤风云，或慷慨悲歌，或命运起伏，都是书写在三秦大地上的故事，同这方古老土地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种选择，使得具有作品鲜明的“逸事”品格。在叙事站位上，严守真实性。为了恪守散文真实性，作家“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梁启超）如记述鲁迅来西安讲学时，通过查阅当时的新闻报道、工作报告、翻阅当事人回忆录、从事实出发的逻辑推理、字迹辨析等方法，从而得出“鲁迅对易俗社只有题词，并无题匾”，所谓“匾额”，乃复制品的结论。体现了“所纪人物多实有，行事斑斑可征”的学术追求。这同当下某些作家，借“历史文化散文”之名，行猎奇捕怪之实，为吸睛读者，不惜主观想象，推断臆造的浮躁文风形成鲜明对照。在叙事方法上，十分注重通过细节丰富人物性格。从作者笔下走来“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的近现代教育家、诗人于右任，走来“一部楚辞当药酒，心头加色又添香”，享有“雨果第二”的三十年代新诗骁将王独请，走来“铁血秦声铸国魂”的易俗社抗日爱国志士，走来神勇智取华山的“八勇士”。这种水墨画式的勾勒点燃，大大强化了李高田散文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所说：“一个作家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与众不同。”

三

坚守散文的情感力量，是中国散文发展理路的又一个优秀传统，也是李高田散文作品的突出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他据此批评那些辞藻华丽，哗众取宠的文章“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尖锐地指出：“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芬，无其情也。”这里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即“情信”，就是说文章一定要言真情，才能感人。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在在高度发达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情感被“客体化”，甚至被“技术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成了“一个座架。”正是在人类呼唤“情信”回归的背景下，李高田的散文带给我们一股清新的风。在我看来，至少在两个方面实现了超越，一是在情感的视界上，超越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陈弊，倡导“文人相亲”的大格局、大胸怀。读他记述或者追忆文坛名人、文友的文章，我们常常为一代文坛巨擘陈忠实谦恭豁达，进退自若的君子风范、为文坛不老松阎纲胸纳丘壑的大家情怀、为翰墨耆宿陈少默的宁心守静，隐于都市的淡泊之志而心感情动。联系到当下文坛的现实，我以为这种被黑塞称为“超世俗的立场”的“觉悟和修为”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二是在情感的度上，超越了文化多元、理念多样背景下人的情感的浮躁和虚华和复杂，追求一种情感的“纯度”。尤其是那些讴歌师生教学相长、挚友云树之思、悼亡追远的文字，读来如饮蜜醴，如聆夜籁，如品琴曲，余音不绝，纷至沓来，是思的灵光闪烁辉映，是情的波流婉转悠扬。

   散文发展到今天，正在和着新大众文艺的旋律酝酿一场新的变革。祝愿李高田先生激扬文字，站在时代前列，有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读者。

2025年7月6日于梅轩 

  作者简介：

杨焕亭：1951年11月生于陕西户县，中共党员。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将近500万字。出版有《海的梦幻》、《月影人影》、《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文化散文集以及学术专著、长篇纪实文学、长篇小说等。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