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庭，宁夏西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出版《赵炳庭教写作》及散文集《怀念一棵树》等，其中散文集《怀念一棵树》荣获第二全国教师文学专著奖。

       当董顺学先生将六十余万言的长篇巨制《月亮山下》郑重题赠予我时，这份承载着黄土高原四十载岁月积淀的文学厚礼，既是对知交的信任，更构成某种精神的契约。这部历经三十年生活沉淀、三年潜心创作的乡土史诗，不仅承载着作者个人的精神跋涉，更以其厚重的历史质感与真挚的情感书写，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样本。 

       我与董顺学先生结缘于上世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西吉中学教书，董顺学先生就曾托他的儿子祖恩给我带来过写了几千字的一个短篇小说初稿让我看，他文学艺术的嗅觉相当敏锐，文笔犀利，为底层人物画像，替底层草根发声。2004年他又亲自拿来了一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初稿让我看，其创作始终保持着对底层生命的深切凝视，这种创作取向的形成，与其特殊的人生轨迹密不可分。 

       作为与西海固大地血脉相连的书写者，董顺学先生的创作根植于其特殊的人生轨迹：从生产队会计到国营企业厂长，基层四十余年的工作经历赋予他透视乡土社会的多维视角。这种"在场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使其叙事既饱含深情，又兼具批判性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董顺学先生对西海固的书写并非简单的风情展示，而是通过"贫困史"与"奋斗史"的双线交织，完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寓言式表达。董顺学先生在西海固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对这地方太稔熟了，正是“西海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给了他丰富而独特的生活经验，使他获得了穿透社会肌理的认知视角。西海固这片文学厚土，既是孕育其艺术生命的母体，更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转型的绝佳样本。黄土高原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生存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以及一些关于人性的探讨都被作者的巧思轻盈地纳入日常故事，总能让人感受到其作品的生活层面和时代特质。从时间上来算，从观察生活、搜集素材到构思创作，零零总总，酝酿了将近三十余年，可以说占据了他生命的大半时间。

       对董顺学先生而言，《月亮山下》这部作品的写作，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学创作的意义，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全部人生理想与经验的倾情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想写一部能反映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小说”，他用浸透汗水与心血的文字深耕与打磨，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的书写。真的为董顺学先生高兴，什么叫得偿所愿？什么叫快慰人生？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吧。 

       董顺学先生属于厚积薄发、大器晚成那类作家。年过古稀，仍老当益壮，笔耕不辍，首部长篇，就出手不凡，以独特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而丰沛的社会画卷，其原汁原味的艺术追求，构成了他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

       《月亮山下》主题突出，线条明晰，结构严谨，布局精致，情感丰沛。在故事的大开大合之间，能够做到前后呼应，错落有致，实属不易，能看得出，作者是用了心思下了功夫的。尽管小说涉及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但故事环环相扣，结构匀称，作者把控题材的能力令人称道。它是一部知青生活自强不息的心灵史、奋斗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真实再现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砥砺前行的创业史、脱贫史。其小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展示生活广度与心灵的深度上。在生活的广度上，《月亮山下》继承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前后跨度五十余年的西海固社会发展变迁的真实历史，尤其是作者对农村重大变革的深刻领会与真诚书写。1975年到1985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也是决定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十年。它终结了人民公社时代的低效体制，重塑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为后续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这一阶段的实践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更以“自下而上”的创新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作者紧紧抓住这些关键节点，把改革这场宏阔的社会变迁和村民的个体命运联系在一起予以形象化的表现。

        心灵的深度上，小说以主人公周思甬与齐梦鹭、杨春燕、许桃花的婚姻爱情生活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周思甬这个生于海滨城市的青年人，随父母来到大西北，扎根黄土高原，他把萧西县作为第二故乡，面对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坚韧不拔，逆难而上，跨越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超越种种委屈，以强大的内心和韧性赢得了尊严。他用自己所学知识，带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的营造与改造当中。周思甬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勇敢地介入生活，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写作意蕴的丰富与厚重。

       二是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典型性格”的精心刻画使它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扁平人物”描写的范式，突破概念化、脸谱化的小说人物模式，让人物成为一个立体的、重新“复活”的大写的人。在“知青写作”视域中，作者以满怀深情的笔墨，着力塑造了主人公周思甬、齐梦鹭两个知识青年的形象。在这部小说里，周思甬和齐梦鹭是作者倾注爱意和心血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周思甬本有个人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只因父母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双双被打成右派，他也随父母来到大西北被下放到王堡大队榆树湾生产队参加劳动改造。作者所描写的萧西县在20 世纪60--7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曾经历过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考验，形成了中国贫困史上极具标本意义的生存图腾。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小山村之中，这里既是主人公周思甬命运转折的舞台，也是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镇碰撞融合的交汇点。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和无法预知的命运。作为一个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尝试寻找自我认同，他什么苦力活都干过：推磨、打水窖、摆耧、扶犁、铺粪、背粮食、摊场、打碾、放羊、堵麻雀、打水库、拉架子车、平田整地等。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意识到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不能气馁，这种超强体力劳动的自我锤炼、自我认同的重塑，让周思甬内心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展现了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些在窑洞里用木碗量水、在山梁上跪着点种的生存记忆，不仅是贫困史的见证，更蕴含着人类面对极限挑战时的精神密码。文中有几个细节特别令人动容：何凤治一家，他母亲年迈多病已失去了劳动力，他一个挣工分，年终决算结果：只分得可怜巴巴的二斤豌豆。他把二斤豌豆倒在暖帽里，不一会儿就生吃完了。然后，肩上搭着空口袋回家了。曹庆儿为了养家糊口，只做一些贩卖布票和棉花票的小本生意，吴有德为了公报私仇将他告发，他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没收社员自留地、取缔家庭副业，原本靠养鸡换盐、卖鸡蛋买煤油的微薄生计被切断，当地特有的“以物易物”的传统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荒诞景象。这种几近窒息的政治生态，让群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作者提供了一个审视“苦难”的视角：大集体、大锅饭。土地维持的低产量带来的是人均口粮不足，不得不在数量不多的吃食上大做文章，形成一个苦难的“闭环”。为了走出生存的困境，周思甬带领群众给生产队搞副业，他们乘煤车远赴陕西宝鸡当麦客、到马家川修水库、去黑石沟煤矿挖煤，他主动选择最繁重最艰苦的工作，将体力劳动视为对生命的洗礼，体现了他对苦难的哲学式态度。

       主人公周思甬的善良和坚韧，自然是小说中最为耀眼的人性光辉。周思甬、曹庆儿、何凤治相识并结为志趣相投的好友，曹庆儿不识字，也不会算账，多次遭遇被骗，使周思甬手把手教他识字、算账；何凤治寅吃卯粮，使周思甬省吃俭用接济他。这些情节的描写，展现了主人公人性的温暖和善良。

       周思甬也曾经受过内心的挣扎与迷茫。他曾两次失去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第一次是队长吴有德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文德利串通一起，罗织罪名，使他在政审关被刷掉；第二次是前女友杨春燕的父亲杨振忠为了阻止女儿的婚姻，从中作梗，使周思甬失去了被推荐的机会。 周思甬虽然遭受了巨大打击和折磨，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董顺学先生并未停留于苦难的展览，而是着力挖掘人物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命韧劲。

       周思甬曾两次推荐上大学被刷掉后，他并未颓废和消沉，坚持劳动改造，展现了超乎寻常的意志力。第三次他如愿以偿，被顺利推荐上了省农学院“社来社去”农学专业。在校期间，他和苏涵哲全程参与了“抗倒伏小麦新品种选育研究项目”“马铃薯脱毒技术研究项目”“消雹火箭研发项目”三项课题，因他工作成绩突出，农学院决定将他留校到研究所工作。但他放弃了如此优越的工作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萧西县。随后他由一名“社来社去”的大学生成为乡村农技员，后又转为编内国家干部。他创办企业、担任乡级企业管理者、县乡镇企业副局长、局长、萧西县副县长等职。后来辞职回乡，在移民搬迁、筹资办学、绿化荒山等工作中，他将自己所学知识与在这片土地上积累的生存智慧终被转化为脱贫动力，以他科学的精神、超强的毅力、严谨的办事风格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赞誉。

       周思甬的个人奋斗史是中国历史变迁进程中知青生活的微型标本，他的人格魅力在于:从自卑到自信，从妥协到务实，始终保持着对精神的追求与对苦难的超越。周思甬的个人命运是特殊历史环境下许许多多知青命运的缩影，既封存着个体命运的创伤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精神成长的钙质。董顺学先生敏锐捕捉到制度变革与个体命运的互动关系：无论是"取缔家庭副业"的政策荒诞，还是"移民搬迁"的现代性阵痛，均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浮沉得以具象化呈现。这种将宏观历史微观化的叙事策略，使作品获得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作者还着力塑造了齐梦鹭、杨春燕、许桃花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齐梦鹭与周思甬的爱情，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他们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又都是右派家庭。作为周思勇的初恋，齐梦鹭年轻、美貌，对未来充满憧憬。“未婚先孕”使齐梦鹭陷入迷惘和尴尬的境地。但是她还是选择偷着将孩子生了下来。这种选择绝非个人情感的自主结果，而是生存理性在高压环境下的被迫妥协。她内心仿佛被一股无形力量撕裂，这种现状的无力感和无法预知的命运，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与无望。每当夜深人静，她都蜷缩在角落，让泪水无声滑落。在绝望的深渊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意识到将来身处何种环境，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这种自我认同的重塑，让齐白露内心变得逐渐坚强起来。

       作品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感人。齐梦鹭担任生产队会计时，生产队长吴有德串通村干部想私分公粮，齐梦鷺明白在极端环境下直接对抗并非最佳选择，为此她学会了“智斗”。为防止吴有德的阴谋得逞，她别出心裁地在粮库门上多加了一把锁，让吴有德的分粮计划彻底泡汤，展现了齐梦鹭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智慧。后来齐梦鹭在地震中因窑洞坍塌导致身残。虽然手术保住了性命，却使下肢终身瘫痪。然而，更不幸的是她遭到吴有德这个恶魔的蹂躏，最后愤然自杀。齐梦鹭拒绝向权力妥协，甚至以不惜自我毁灭的方式维护尊严。作者以“智斗分粮”“窑洞自戕”等情节，塑造出兼具理性智慧与刚烈血性的女性形象。齐梦鹭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她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整个知青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杨春燕是一位敢恨敢爱，大胆泼辣的农村知识女性。她的性格魅力在于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与对世俗婚姻观念的反叛，尽管这种反叛终告失败。在周思甬痛失所爱不久，他主动写信示爱，这段恋爱经历，却像一道烙印，永远留在了她心中。她拒绝了侯贵荣夫妇为儿子侯黑蛋的提亲。杨春燕经历了无数次的抗争，每当她试图反抗家暴时，都会遭遇到更大的压力和困境。最后，杨春燕婉拒周思甬选择离开，看似不符合生活逻辑，实则彰显出杨春燕对周思甬的爱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是一种刻骨铭心、了无尘滓无私的爱。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爱到极致是放手，是成全，也是无奈。”杨春燕从“抗争家暴”到最终“放手成全”的牺牲，折射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的激烈碰撞。

       杨父极力反对并阻止这桩婚事，并将女儿打残，其原盖于周思甬家徒四壁的生存困境（父母右派，自己无工作）与杨春燕家相对优渥的条件（父贫协主席，春燕民办教师），构成赤裸裸的阶级落差。在20世纪70年代，婚姻的选择深受政治环境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像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杨春燕与出身于右派家庭的周思甬之间的联姻几乎不可能。因此，这些在政治高压与生存极限中萌发的爱情，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最富悲剧性的情感标本。

       许桃花被作者塑造为传统农村贤妻良母的典范。她勤劳、善良、无私。她为周思甬默默付出，这种近乎圣洁的奉献精神，本质上是传统“贤妻良母”形象的文学再现。许桃花虽不识字，但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如果说杨春燕与周思甬的恋情，是一种至高无尚纯洁爱情的话，那么周思甬与许桃花的结合除了遵从“父母之命”外，就是实实在在的“油盐酱醋”。曾经历过两次婚姻的周思甬，可以说接纳许桃花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策略，也是人性本真由浪漫理想式婚姻向踏实生活的过渡。许桃花与周思甬婚后生下三胞胎，因无力抚养，将二丫送给了权世才夫妇。为了生计，她无怨无悔。贫穷、饥饿如影随形伴随着她，但她从未被苦难压垮。她的人生轨迹诠释了“苦难哲学”一一真正的伟大在于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语）。为了这个家庭，她忍辱负重隐瞒着家人曾三次徒步赶夜路到县城卖血，返回途中晕倒路旁被好心人所救。她将卖血换来的钱除了给孩子买奶粉且济无米之炊。这些细节的描写，读后无不令人潸然泪下，这种在生存困境中绽放的人性之光，成为解读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密码。许桃花的性格是复杂的、多元的。她因狐臭而自卑，却又极度维护尊严；她身份卑微却又内心坚韧，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生话的追求与对苦难的超越。作者通过"卖血养家""送养骨肉"等细节，将传统贤妻良母形象提升至存在主义高度，其"认命却不屈从"的生命态度，成为乡土精神的永恒注脚。

        《月亮山下》人物众多，即使配角，作者同样精雕细刻，洞察人性入木三分。比如，曹庆儿的单纯善良，助人为乐；何凤治的憨厚朴实，吃苦耐劳；麻石匠的心地善良，手艺出众；杨鹞客的老成持重，处事圆通；白秀才的儒雅聪慧，仪表不凡；文德利的巧言令色，身无长技；雷震天的徇私枉法，贪婪成性；吴有德的阴险狡诈，吃喝嫖赌；贾阴阳的装神弄鬼，妖言惑众等，共同构成乡土社会的"众生相"。作者采用"白描点睛"之法，使次要角色亦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典型符号。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用墨不多，但是人物性格凸显，表现出作者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努力，是对中国当代乡村人物形象画廊的出色贡献。

       三是表现在民族文化内涵的书写上。《月亮山下》的“故事主场”发生在西海固，作者不仅对当地的生存环境、自然景观和社会风貌作了生动的描绘，更注重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深沉表现。作者对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熟语（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方言、俗语、顺口溜的创造性灵活运用，形成独特的"西海固话语场"。比如，谚语“人哄地一天，地哄人一年” “小麦种到泥窝窝，狗娃噙的油馍馍”；歇后语“外甥打灯笼一一照舅（旧）”“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棒槌剜牙----夯口着没法说”；俗语“死马当活马医” “强扭的瓜不甜”“炒面捏娃娃是熟人”；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往沟里流。山上不长草，风吹尘土跑”“吃饱了喝胀了，和富汉家娃娃一样了”“一年盼着一年富，年年穿的没裆裤”；比如，方言“曹庆儿一蹦子回家了”“你这饭量大得争怂”“石匠中还有这样的日吧歘”等。像这种形神兼备、充满烟火味的熟语在文中俯拾皆是。这些渗透在文字表达中的幽默，以及那种语言趣味和艺术张力，都是来自西海固这一特定地域特有的“话语系统”。

       作者对殡葬礼仪、婚丧嫁娶、祭祀祖先、求神祈雨等当地民俗风情的详细描摹。比如，说仪程、耍社火、吼秦腔、漫花儿、祭祖、守夜、舞狮子、跑旱船、燎疳等。作者在通常意义上的乡土叙事中，别出心裁地渗入当地的民俗风情，这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中滋养起来的、深入骨髓的而至本能的文化记忆。作者将"燎疳""花儿"等非遗元素自然融入情节，实现文化人类学与文学审美的有机统一。

       作者对劳动场景的状写。比如，撒粪、碾场、打水窖、箍窑洞、打胡墼、鑿石磨、驯鹞子、赶麦场、钻煤窑、打水坝、修梯田等。在小说中，乡村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原始气息的地方。作者从小生活在西海固，亲历和见证了家乡五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奋斗历程，通过细致入微地农事场景的描写，既是生存技能的传承，亦是对农耕文化的剖析和反思。

       不管是对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等生活情景、劳动场景以及地方习俗的详细描摹，还是穿插于其中的古老传说、歌谣、童话、古今、礼制，都内在化地构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小说情节发展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看得出作者于此下了一番大功夫，把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熔铸于文学的再创作中，形成一种独有的风韵。董顺学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西海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夙兴夜寐、朝夕与共，使得他熟悉和挚爱这一方水土，这里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已经深深融入他的血液和骨髓中，不但给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物和故事，也形成和锻造了他的语言。那些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在他的笔下，成为小说深广的背景和独特的语境。

       总之，《月亮山下》以反映社会变迁、民俗风情为基调，以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小说语言，真实生动的环境描写，细腻丰富的心理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入木三分的人性剖析等手法，众多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长卷。无论是人物命运的展陈，时代舞台的搭建，社会事件的裁剪，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世事无常的洞察，作者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准确把控与内涵提升，既有以往的叙事风格，也有创新求变的艺术追求与文学自觉。尤其在对人性的开掘上，更显宏大气魄和不俗功力。 

        这部古稀之年的"生命之作"，以其厚重的历史质感、深邃的人性洞察和自觉的美学追求，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乡土叙事，应是"泥土中长出的诗行"。当周思甬们在月亮山下完成他们的精神长征时，董顺学先生也以这部作品，为中国文学的星空中增添了一颗属于西海固的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