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莎阡陌
1988年3月8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傍晚，我亲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在长沙工作，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了。我正在吃早餐准备上班，“笃笃笃”有人敲门，叔叔打开门一看，是保卫科送来一份电报，叔叔接过电报脸色一沉，走进了厨房，在厨房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听见在厨房里忙碌的婶婶说，＂告诉她，赶紧让她回去，这事是没有办法的事！＂又过了一会，叔叔出来了，对我说，＂你先冷静，不要太激动！＂缓缓地拿出电报给我，上面写着“父病故速回”，我懵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叔叔泪流满面地说，＂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呜呜呜…”长沙开往南昌的列车在悲怆的哀鸣声中启动了！我的泪往心里流！思绪像电影一样，一幕接着一幕…．．
父亲高大俊朗，为人正直善良谦和，长着一副官相，从不打骂我们却不怒自威！父亲的祖上是江西丰城王家洲，明朝朱元璋血洗湖南时，举家迁往湖南湘乡现在的水浒庙，靠经商为生，组建了一个四五十号人的商队。挑着从湖南低价采购的棉花到新疆换成皮草，再把皮草从新疆挑回湖南，高价卖给湖南的富人，几年后祖上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爷爷一表人才，留着八字须，是乡里的绅士，年轻时是养尊处优的少爷，第一个夫人不生养，于是又娶了我奶奶，一米七的奶奶生了一个一米七的女儿和六个一米八的儿子。由于爷爷的逍遥，败光了祖上所有的田山地产，坚强且严厉的裹着小脚的奶奶一度带着他的儿子们讨饭。所以，唯一的姑妈七岁就出嫁当了童养媳。大伯父温文儒雅像个学者，十几岁就去了云南从事药材生意，成了药材翘楚，后回乡娶了地主家的小姐为妻。二伯父脾气暴躁，九岁离家出走，后在长沙加入地下党，为秋收起义筹集资金被国民党抓捕，关在长沙监狱，再后来没有了消息。三伯父高冷清瘦爱发牢骚，为了生存和前途，曾冒名顶替混入黄埔军校读了半年，后在重庆税务局担任股长，再后来打成右派，一生不得志。四伯父在贵州因意外英年早逝。叔叔是奶奶最疼的儿子，1950年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博学多才的军中美男，后走上领导岗位。排行老五的父亲九岁撑渡船赚钱贴补家用，十三四岁学织布，在织布期间遇到了当时家境较好的我的外公。外公见他诚实、人品好、相貌好、织布技术好，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父亲一生辛劳，十八岁时娶了十四岁的我妈，靠双手抚养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在湖南老家的时候，堂屋一年四季都摆着两架织布机，两台棉花车。父亲白天在外面干农活，晚上织布。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熟练的摇着棉花车，父亲则坐在织布机上，全神贯注地织布，梭子在他手里如行云流水般穿梭自如，双脚踩着踏板，伴随着“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声响直到深夜甚至黎明…．．
父亲只读过两三年书，却打得一手好算盘，成立公社食堂的时候，就是食堂会计。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其他管事人员想联合父亲做假账谋取私利的时候，被他严词拒绝，是人人口中大公无私的人。
家里人多，孩子长大以后，土改时分的房子不够住，父亲在老家“黄土排”盖房子的时候，方圆几里的劳力都不请自来帮忙，一头猪吃三天，杀了两头猪房子就盖好了，仅仅一周，我们就搬到那个超大的新房子，创造了一星期建好房的奇迹，成了远近闻名的佳话，人人都对我父亲的人品和威信竖起大拇指。
父亲很忙，没空搭理我，所以我跟他不熟。小时候看见他就躲，偶尔有空的时候，他也抱抱我，用胡子扎我的脸，还要我用“胡子夹”给他拔胡子，我都很不情愿。有时候他喝自酿米酒的时候，总是把杯子伸向我，让我舔一下。
父亲非常孝顺。早在五十年代末，父亲在叔叔的帮助下，来到广东韶关工作，并且混得不错。回乡接我母亲和哥哥们一起去韶关生活的时候，奶奶不同意。因为她的儿子全部不在老家，她担心没有了依靠。叔叔也曾把奶奶接到部队生活，但是奶奶死活要回老家，一来不习惯，二来怕将来百年之后火化！就这样，父亲放弃了离开农村生活的机会，放弃了大好前程，一个人照顾奶奶直到1969年奶奶离世。
父亲很健康，一辈子就生过一次病。那是他39岁那年的一个午后，突然腹部剧痛难忍，豆大的汗不停地流，痛得脸上都没了血色。乡下没有医生，于是母亲带着他的生根八字去问菩萨，菩萨急切地说：“这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赶快到人民医院去！赶快到人民医院去！四根箩绳断了三根半，只有半根箩绳救命了…”，随后好心的邻居用竹椅作担架把我父亲抬到去往县城的公路上，由于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横在公路上拦过往的车辆。傍晚的时候，终于遇到了好心人。司机将父亲送到了人民医院，连夜做了手术。医生说，急性阑尾炎，要是再晚到半小时就没命了。
父亲性格坚韧且无私，很少与母亲争吵，给了整个家庭足够的安全感。在七十年代末，母亲进入更年期的时候，身体不适，无精打采，父亲一次就给她买了五十块钱鹿茸调理身体，见效果不错，又买了一百块钱鹿茸给母亲巩固体质。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巨款啊！也可能因为吃了这些鹿茸，母亲健康地比父亲多活了二十年。每当看到别人家鸡飞狗跳的时候，我常想，为什么别人家是这样的呢？别人家有的，我们都有，甚至比别人家更多更好。在湖南老家的时候，哪怕三天没吃饭，龙舟赛的时候父亲依然是龙头手。
父亲不仅是全家的依靠，还是全家的医生。每次母亲或者我们生病，都是父亲亲自治疗，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他总是种很多紫苏，让它们老去，再把老紫苏晒干，挂在屋檐下。不管谁生病，首先拔下几棵干紫苏，用水洗干净，再切成一寸左右的段，放在锅里加水煮半小时，倒入碗中，这就是治疗感冒发烧的“苏杆水”。再打一碗凉水，把凉水抹在脖子上，然后从肩颈处的腺体开始拔，最后再拔背部，左右两边各拔出一条紫色的痧，虽然痛得做鬼叫，但拔完之后喝下那碗“苏杆水”感冒发烧准好！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父亲会挑出几颗最大的大蒜头，每颗上面挂一两肥肉，过了一段时间，肥肉慢慢地消失了，油渗入了大蒜子里面，大蒜子变得晶莹剔透，这就是我家一年四季的消炎药。每当蚊叮虫咬的时候，就拔下一颗大蒜子，在上面反复擦，不仅止痒还可以消炎。
父亲话不多，习惯用眼睛细心地观察一切。他总是教导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年在天堂庵的时候，傍晚来了两个外地的像城里人的中年人，一男一女，要留宿家中，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第二天，他们离开后，父亲说，这两个人绝非善辈，无亲无故，来到这种深山老林，一定是在逃避什么，要不就是杀人越货，要不就是拐带别人老婆。现在想想，确实有道理。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让我们捡稻穗，每个人都要交两斤稻谷，由于实在捡不到，我们也尽力了，邻居家的比我大的孩子提议，等天黑了到田里直接摘没有收割的。我虽然不赞成，但为了完成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跟她一起去了。在田边摘稻穗的时候，心脏砰砰砰地跳个不停，没摘几根父亲就来了。他把我们叫回家，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不对的，尽管这是生产队的，但也是偷，偷不仅影响一辈子的名声更是一种犯罪，人可以穷但不可以偷，稻穗不够就到家里拿！就这样，一没打二没骂，父亲的教诲却受用一辈子。
每当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砍柴，又累又饿天快黑了还没到家的时候，父亲总会沿着上山的路来接我。看着父亲帮我挑着柴的宽宽的后背微微有点弯，脚步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矫健了，我知道，父亲已经慢慢地老了…．．
当年不懂事的小哥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高兴地说，明天不用上学了，已经毕业了，一来他认为自己考不上高中，二来即使考上了也读不起啊！父亲坚定地说，明天继续去，好好努力，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这样，小哥继续上学，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努力着，不仅考上了高中，后来还考上了大学，终于跳出了农门，还走进了体制内。
在父亲的一声叹息中，我主动放弃了没有完成的高中学业。因为他老了！已经不堪重负了！曾经一担能挑四百多斤的父亲，现在连四十多斤都挑不动了，最明显的是连腿肚子都没有了，我真的不忍心！我想给他减压！我想为他分担！经人介绍，我来到一所偏僻的初级中学当代课老师。学校八个老师就我一人是女的，校长让我做财务。于是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马上拿出纸和笔，画出账本的格式，仔仔细细地教我做账，就像小时候教我打算盘一样，认认真真，反反复复，生怕我记不住一样。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教我，也是与父亲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
1987年12月30日，我告别了代课的学校，赶往长沙工作。临行前，天刚蒙蒙亮，父亲帮我提着行李送我上车，这是父亲第一次给我送行，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都要靠你自己了！＂这是我听到父亲的最后一句话！车渐渐的越走越远，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老远就听到唢呐的哭泣声！天阴沉沉的，被悲伤笼罩着，黯然失色，家里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母亲伤心欲绝，含泪诉说着当天的情形，耀哥过生日，中午全家在耀哥家吃午饭，饭后父亲午睡了一会，然后给我写信，中途父亲还说了一句，＂今天到底怎么啦？湖南的湖字都不会写了！＂接着去街上给我寄信和粮票，回家的时候挨家挨户告诉大家，今天三八妇女节，晚上免费看电影！就在父亲刚到家坐在沙发上，习惯性的取下水烟筒准备吸烟的时候，水烟筒“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母亲抬眼看他，只见父亲的嘴唇和指甲上的血色迅速退去，父亲面带微笑，无疾而终。母亲喃喃地说，那个算命的怎么能这么准，“满了六十三，收拾行李一担（dàn）担(dān)”，这过完六十三岁生日才半个多月就真的走了，留下我一个人…．．
在所有人的不舍与痛惜中，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我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脑海里依然会浮现父亲高大沉默的身影，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一生教会我们坚韧和勇敢。父亲的爱，像灯塔，虽然无声，却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作者简介 ：
王惠良，笔名莎阡陌，祖籍湖南湘乡，现住江西靖安，图书馆管理员。业余爱好偏多，热爱文学，喜欢分享自己儿时的故事！曾发表过《毛四哥》《天堂庵脚下的日子》。此文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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