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描淡写”说阎纲

——在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明

    与阎纲第一次见面犹如在昨天。从1952年阎纲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我们建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前不久整理旧物时，我发现了一张1957年4月18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我和阎纲合写的文章，这应该是我们写作的仅有的一次合作。写这篇文章，是工人日报社给的我们一个任务，让针对当时文艺界发生的几个重要事件写一篇综述。我和阎纲就认真梳理资料和素材，熬了一夜写成《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工人日报》，将近一个整版。文章从“‘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引起的争论”“电影问题的讨论”“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等三个方面对当时文艺界创作的焦点问题、社会的关注点以及文艺界观点的相互碰撞等现象进行评述。《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我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阎纲执笔的，自然更多地体现他的思想和观点。仅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就能看出阎纲的敏锐是有作文学评论家的潜质的。也可以说这将是阎纲文学评论的处女作吧。

    阎纲对文艺界创作的关注度很强，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编辑，却承担了《文艺报》对文学创作的综评任务，以文艺报记者的名义每年都要写几篇大的述评。这是他的工作，也就多了练笔的机会。阎纲用更多的精力环顾文坛四方，了解文坛动态，今年都出了哪些拔点的作品、冒出来哪些文学新人等等，他必须时不时地有所发现,时不时地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所以，在那个时期，阎纲对作品和作家都非常熟悉，也经常在《文艺报》发表相关的评论文章。阎纲成了作家的朋友，“阎纲”也成了读者熟悉的名字。

    阎纲在“文革”前写了不少评论，这里要特别提起一件事，那就是关于“《红岩》热”的掀起。

    在《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这篇综述中，阎纲重点推介了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创作的《红岩》。不久，受《人民日报》李希凡约阎纲撰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发表在1962年2月的《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读者的热情，《红岩》发行量大增。在中宣部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筹备会上，会议组织了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等对《红岩》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讨论,由阎纲纪录整理以《<红岩>五人谈》为题在《文艺报》发表。之后，阎纲接受四川《红岩》杂志约稿，创作了《<红岩>的人物描写》。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全国报纸副刊被称为“《红岩》年”。这一年，也是阎纲的幸运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他撰写的《悲壮的红岩》于次年春天出版发行,初版50000册（1964年再版)。这部六万多字的作品,他仅用了6天时间,这是阎纲速度。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阎纲进一步介绍《红岩》，《红岩》再次热销，又是一个“《红岩》年”。我们也给阎纲起了个外号“阎红岩”。当时的年轻人中,受阎纲影响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上的还真不少。雷达绝对是，而且很出色。记得雷达刚分来北京时是进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和阎纲相约去宿舍看望这个校友，雷达的床头就放了一本《悲壮的红岩》。后来，雷达对阎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从事评论，在文风和类型上都受过你的影响，从未轻忘。”还有何西来，他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投稿给《文艺报》，也是阎纲发现的，后来何西来也说:“我搞文学评论，都是招了阎纲的活!”

    接下来的十年动乱，回忆起来是惊诧、是恐慌、是无奈，是心酸、是悲惨、是愤怒。一场噩梦，不堪回首!

    “四人帮”倒台,国家治理走上正轨，文学艺术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新时期。我和阎纲的激情再次燃烧起来。那些年，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刊物的编辑出版中，策划选题、约请作家、陪同采访，忙得不亦乐乎。阎纲更是精神振奋，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阎纲一直说他的专业是做了33年的文学编辑，业余写了小半个世纪的零碎。没错，他的确干了大半辈子的文学编辑工作,从小编辑到主编，几十年间他编过的刊物和报纸就有七八种,《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等等，在每一份报刊工作，他都干得风生水起,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知道阎纲大名的，一定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业余写的零碎，才是阎纲留给世人最有价值的。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两个月后，阎纲的《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在《北京文学》刊出，应该是关注《班主任》问世的第一声呐喊。还有在《黄河大合唱》诞生38周年之日，应《音乐论丛》约稿而写的《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万余字长文;还有热诚推荐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及陈世旭创作风格的《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谈<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特色》和《陈世旭的创作个性》;还有《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还有……太多了。孙犁、王蒙、谌容、乔典运、古华、张贤亮、蒋子龙、从维熙、京夫、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等，活跃在那一时期的老作家、年轻作家以及刚露尖尖角的新作家,都闯进阎纲的视野、受到阎纲的眷顾。为了这些自己心仪的作家和作品，阎纲注入满腔激情在文坛上高歌、颂扬。毫不夸张地说，阎纲是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奋勇开路的一员骁将，是新时期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功臣。记得1986年9月7日到12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钱钟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钟惦棐、许觉民、朱寨、李泽厚等当时文学评论界名流齐聚一堂。主持大会的刘再复多次请为新时期文学立下汗马功劳的阎纲等同志上主席台就座，全场掌声雷动，阎纲却逃之夭夭。大会期间，阎纲作了《文学十年》的长篇发言，同样是掌声满堂。阎纲就是这样，作文做事总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彰显陕西人的风骨;对待荣誉却是望而“怯步”、坚辞不就,表现出文弱书生的面貌。你看阎纲，长得白净、长得俊俏，一点都不符合陕西人的特征;可写起文章来，那个敏锐、那个犀利，却又绝对是陕西人中的典范。

    阎纲是评论家，也是杂文和散文家。可以说,杂文创作从新时期开始，贯穿于他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他的杂文。既义愤填鹰、不能自己，也风趣幽默、借古讽今;喷吐的是满腔的怒火，也有是他作品不可或缺的情感倾诉。《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美丽的天亡》。这些作品都是写女儿阎荷的，不忍卒读。阎荷是我看着长大的，想起了让人心疼、就落泪。作为父亲的阎纲，对女儿的那份慈爱、那份殷勤，真的让人动容。他在作品中虽然也有表现,但真实生活中的父女情深，我自愧弗如。记得《美丽的夭亡》获奖时“授奖辞”是这样写的:“《美丽的夭亡》写出了生命中太多的痛苦、挣扎和死别。亲情和血泪纠缠的日记，当生命渐渐走向冷却时，却有一团温暖的气氛涌起并弥散，亲情、爱情、友情，他们一起融汇，一起萦绕着将要夭亡的生命，大爱、真爱、挚爱，坚持到最后。一个父亲以他破碎的身心和苍老的笔托举着女儿的永生。”这是一个女儿的文情放歌，《我的醴泉》《我只有一个娘》《体验父亲》等等这些动情于乡里血亲的散文作品，这些是一个60后的老儿子奉献给家乡、奉献给父母的凝聚心血的作品。

    阎纲说我们俩是“相知半世纪,结缘有五同。”说我们几十年没有红过脸。我哪敢和他红脸?家乡在北京搞文学工作的十几个,以及从事文学评论事业的一二十位陕西人,都以阎纲马首是瞻,他是旗帜。

阎纲欣赏吴冠中的“丹青负我。”最后我也想说一句:“文坛负阎纲。”现在想想，要是新时期文坛没有阎纲,那些曾被阎纲关注、被阎纲钟情、鼓吹的作家和作品该有多寂寞啊!当然,寂寞的还有我。这几十年间,没有阎纲携手，相拥相扶、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我也该是寂寞无奈的!（2022.8.7.）

 作者简介：周明，陕西周至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当代著名作家，编审。历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编审。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社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著有散文及报告文学集《榜样》、《在莽莽的绿色世界》、《泉水淙淙》、《又是一年春草绿》、《记冰心》、《远山红叶》、《五月的夜晚》、《那年冬天没有雪》、《为霞满天》、《雪落黄河》、《山河水恋》、《文坛记忆》等，主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选》、《五十年报告文学选》（3卷）、《当代散文百家鉴赏》、《中国当代散文检阅》（4卷）、《域外著名华人女作家散文自选集》（10卷）、《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10卷）等。《历史在这里沉思》（6卷，主编）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2017年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终身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