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一对
王德埙
一天， 长安大街上传来了清脆的琵琶乐声，犹如大珠小珠洒落在玉盘之上，“冬、冬冬”这是毛员鼓的声音。接着鼓乐、小镲、排箫、捧笙、唢喇齐鸣，女高音歌声如夜莺出谷，分外嘹亮。
“骆驼乐队来了！”
“金嗓门许和子来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很快，长安大街万人空巷，人们都汇集到大街的广场上去，欢迎美丽的歌唱家许和子。大骆驼喜欢热闹，看到人潮涌动，还以为大家是来欣赏自己——沙海中的帆船，骆驼中的美男子！“嘛——嘛——”大骆驼气宇轩昂地引颈扬首大叫。洋洋得意。
大家忍俊不住，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一、一对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基本情况
一对唐三彩骆驼载伎乐的区别，乐器演奏家位置排列小有不同，尺寸小有不同，小者琵琶为绿色，大者琵琶为白色。
前者简称为“绿琵琶”，
后者简称为“白琵琶”。
绿琵琶；通高67.5公分，长45公分，底板宽15.5公分；重10.36公斤。
白琵琶：通高68公分，长47公分，底板宽15.5公分；重10公斤。
来源：遵义收藏家王先生所有
二、唐朝两种编制的骆驼乐伎
唐朝有两种琵琶，一种是四弦曲项琵琶，一种是五弦直项琵琶①。五弦直项琵琶来源于龟兹（qiu ci），通过印度的佛教活动传入中国。如本器即为五弦直项琵琶伎乐，其乐队编成如下：
唐朝五弦直项琵琶伎乐完全是中国化的乐队了，领唱的歌唱家也是一位典型的大唐朝宫廷丰腴美女。她演唱的也是《止息》一类的佛乐。
其中的唢呐，在木制的锥形管上开孔，管的上端装有细铜管，铜管上端套有双簧的苇哨，木管上端有一铜质的碗状扩音器。
CCTV最近一马未都参加的文物“博物馆之夜”节目，一“专家”将云岗石窟音乐雕塑的五弦直项琵琶否定，认为唐朝没有五弦直项琵琶，只有这个“五弦”，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三国时期的确有所谓“五弦”，如嵇康有“手挥五弦”之句。但嵇康的这个“五弦”，跟唐朝来自于龟兹的五弦直项琵琶不是同一件乐器。云岗音乐窟的乐器同样是五弦直项琵琶，不是什么“五弦”。
唐朝另外一种琵琶是四弦曲项琵琶，即“弯脖子”的琵琶，“非华夏旧器”，它起源于西亚，融合了波斯和犍陀罗文化，经天山传入中国。如下图所示②：
上图为国家博物馆藏品，其表现的唐朝四弦曲项琵琶乐队人人高鼻深目，演奏的也都是西域音乐。站立者为舞蹈家。
三、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的鉴定和细部图片
1、鉴定
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为大开门的真品。
其鉴定方法主要有四点。一是骆驼下面的足部不施釉，作假者一般都在马或者骆驼的足部施
釉。
第二是唐三彩真品釉面存在返铅现象，即人们常说的“银斑”，是唐三彩后天生成的典型物质。返铅现象的出现除了需要一定的环境，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是时间留在唐三彩器物上的特殊的印记。这是因为彩釉含铅，入土以后，铅离子逐渐析出，越积越多，形成了牢固的“银斑”。再高明的仿造者也无法伪造返铅现象。
第三，是开片均匀，这个不需要放大镜，肉眼可见。
第四，是土沁深重。假唐三彩土沁浅浮，一入水就会被洗得干干净净。本器人俑身体上的黄色土沁深重，是一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堆积起来，慢慢形成的。因此，非常牢固，不但用刷子刷不掉，甚至用小刀也难于刮掉。
2、各细部照片欣赏
四、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这一对唐三彩骆驼载伎乐俑的艺术价值很高。第一、造型准确，雕塑艺术形象生动，不乏古代艺术家的幽默感。第二、由于采用手工塑制，柴火低温烧成，故两座唐三彩大同小异，为出土唐三彩中罕见的艺术双璧，是唐朝艺术家手工雕塑的艺术珍品。第三，提供了中国音乐史上一个完整的民俗骆驼乐队的可靠资料，可补充中国音乐史的不足。尤其是其中唢喇乐器的入编，未见于典籍，故至为重要。第四、通过比较研究，让人们知道唐朝客观上存在四弦曲项琵琶西域骆驼乐队，以及汉民族五弦直项琵琶中原骆驼乐队。不但让我们知道了乐队的编制，而且知道这是一个由歌唱家主导的乐队。这些，都是典籍失载的新知识。第五，对于后人来说，文物的原生性，决定了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异常丰富。骆驼伎乐的中心人物，那位宫廷乐府打扮的女歌人为什么会被允许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呢？这是否是唐王朝与民同乐的一种安排呢？这些，典籍上都毫无记载，只留给人们无尽的思索。
注：
① 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页136。
②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陶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鲜于庭诲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骆驼引颈昂首而立，驼背上有四位异域乐手盘坐演奏，正中一位站立挥袖而舞。这件三彩陪葬俑，为三彩技乐俑，题材新颖，塑造形象鲜明，体现了我国盛唐时期艺术的繁荣景象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此外，陶瓷技术在唐代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三彩陶器在唐代烧造达到鼎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唐三彩技术除器物外，广泛运用到偶人禽兽雕塑的装饰上。
作者介绍
王德埙:1950-汉族，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前所长，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双专业。贵州省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获得者，贵州文史研究馆特聘专家、中国名山名寺名观文化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厦门上古文明研究室委员、《上古文明研究丛书》编委、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贵州省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特聘专家，贵州省收藏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桐梓县夜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镇宁竹王文化研究会顾问、重庆巴渝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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