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优秀新闻作品（五则）

童工“执勤”，列车员哪里去了

导读：1992年6月9日，在西宁访西宁客运段的领导，他说，现在车队长学会糊弄段领导了。我又访一位车队长，他说，列车长也学会糊弄队领导了。恰巧，那天我要从西宁乘178次列车去西安，段队领导把我送上列车，微笑着说：“你可别被他们糊弄了啊，有不对处，请你多多批评。”

段队领导下车后，列车长把我带到宿营车，“咔嚓”一声把门锁上，再不见他的踪影了。我发现列车所有工作人员，进出宿营车后，都会“咔嚓”一声锁上宿营车门，切断与列车的联系。我想，这是列车长对所有列车人员的交代，以防我去车厢了解情况。我没有钥匙，自然被他们“囚”在宿营车内，包括吃饭，都无法去餐车。好在由于长年奔走在列车上，我有个习惯，上车前自备好食品，尽量不麻烦列车。尤其是写批评性报道，他们往往会反咬你一口，说你上车要吃要喝，没有满足你，所以你写稿批评他们。自备食品，与“吃他们的”切断一切联系，少了碍手碍脚的麻烦事。

178次列车的“咔嚓”锁门现象，让我敏锐地觉察到此车有问题，必须深入了解一下。好在宿营车门的玻璃坏了，中间是一个大洞，人可以钻过去。我便从那里翻过去，进入车厢。发现车上打扫卫生的是一位童工，而列车员们皆不执勤，聊天的聊天，描眉的描眉。于是写下下面的这篇新闻，文章见报之后，列车长被开除路籍。

本报西安6月10电（记者朱海燕）在西宁，西宁客运段的段队领导对记者发感慨：“现在不少列车长学会糊弄段队领导了。”

他们请记者添乘178次由西宁开往上海的列车，作为局外人体验一番。盛情难却，6月9日，记者乘178次列车东进。

一夜无话，翌日7时，记者敲开硬座2号车乘务室的门，只见一位蓬头垢面的毛头小孩坐在里面吃方便面。

“你是列车员？”

“我是列车员。”

“列车员怎么不着铁路服装？”

“我是代列车员值班的。”

从一段语无伦次的对话中，记者了解到，这位14岁的毛头孩子叫朱小龙，家住山东曹县孙家寨，是位无业流民。半月前，他坐177次列车由上海来西宁，玩耍半个月，看完了西宁的景观后，又由西宁去上海。他来去不买票，任务是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朱小龙说：“他乘包了几节车厢，是2号车厢，7号车厢与9号车厢。所以各车厢的乘务室都是我的包房，我可以在这里吃饭，也可以在里面睡觉。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记者问：“你的收入从何而来？”

朱小龙说：“啤酒瓶子。天热，旅客爱喝啤酒，一个啤酒瓶子卖一毛，三个车厢的旅客喝啤酒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是我的收入。”

朱小龙对记者说：“别看我年纪小，说火车上的事，我可当你的老师。”

童工“执勤”，那么列车到哪里去了？3号车厢无列车员，4号车厢无列车员，5号车厢也没有列车员。在6号在厢的乘务室记者见到列车员，不是一个，而是4个。4个列车员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吹牛聊天，时间持续了45分钟。7号车厢的列车员没有吹牛，却在睡觉。9号车厢的女列车员拉着一位女旅客坐在乘务室里，对着小圆镜向那位女旅客学描眉。

记者说，工作时间，不要在乘务室里描眉。

女旅客大怒：“你管不着！”

车长发现记者不在宿营车了，循车厢找来，拉着记者要到餐车吃饭。

我说：“不必，早饭吃过了，中午饭到西安吃。”

雾都那颗星

导读：这是一篇人物特写，记的是重庆客运段列车员钟声的事迹。1992年5月2日，我从中途登上重庆客运段值乘的10次特快5号车厢，与钟声认识了。是他的热情服务，必须使我要认识他，走近他，并报道他。他在一个小时内，要擦一次地板，一个小时内要给全车厢的旅客送上一次开水。从我与他见面那一刻，他脸上始终挂着汗水。我登上钟声值乘的那次列车，车厢里挂着的意见簿，最早留下的时间是5月1日的20点，距我翻看这个意见簿刚刚过去25个小时，可以一本意见簿已经被旅客写满了表扬。我决心跟随钟声的这趟列车重返重庆，对他作一次深入报道。

返回重庆后，在客运段领导的陪同下，我专程去了钟声的家，他家在长江南岸的九龙坡，那里距火车站至少有20公里，交通不便。但钟声作为列车员，多年风里雨里却没有迟到过，从来没有耽误列车的值乘工作。由此写下这篇人物特写。

5月2日晚，我走进10次特快列车5号车厢。列车员笑脸相送：“同志，辛苦了，车上没有座位，在我这里喝杯开水。车到郑州，我这个车厢要下22位旅客，你再站半个小时，就有座位了。”

我说：“谢谢！”

一位河南济阳供销社的旅客说：“我跑了十几年的供销，火车坐得数不清，没见过这样好的列车员。”

我取下旅客意见簿，厚厚的一本全部写满了表扬，连一张空白纸都未留下。最早的落款时间是5月1日的20点，距我看意见簿的时间只有25个小时。

我在5号车厢站了半个小时，旅客谈话的议题没有离开列车员的服务。表扬、赞叹、敬佩，“活雷锋”高频率地挂在旅客的嘴上。不一会列车长走来，向旅客和列车员介绍我的身份。旅客们把我围拢起来说：“你这个记者当得失职，这么好的列车员为什么不报道他？”

我决定随列车到重庆去，走近这位叫钟声的列车员。

钟声的父亲钟标兵也是一位列车员，一辈子被人称赞，但到退休也未真正获得“标兵”的称号。1984年，钟声子承父业，做了列车员。父亲告诉接班的儿子，要在列车员的岗位上撞响为人民服务的“钟声”。

钟声干得出色。不理解他的人像喊雷锋“傻子”一样，喊他为“哈胞”（重庆话，哈胞等于傻子），说他脑袋短路。但这些没有影响钟声，他脚踏实地地干着，别人由不理解变为理解，由理解变为佩服，由佩服变为向他学习。

美国一位旅客坐了他的车后，来信说钟声就是人类文明的“钟声”。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话在钟声身上得到了印证。在火车上为他人服务，在汽车上为他人服务，在有人的地方，他都是在扮演为人民服务的角色。一次他在汽车上帮助一位有病的姑娘，后来，这位姑娘便成了钟声的爱人。

他的家住在重庆的郊区，一个非常别扭的旮旯里。从车站走去，路上有数不清的竹林，数不清的弯路。而在他的居住区，无论是杀猪的还是摆摊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无不熟悉钟声，无不被钟声帮助过。所以当钟声刮风下雨赶不上公共汽车上班时，总有一些热心的摩托手义务送钟声去上班。

钟声说，在列车上服务一定要给自己压担子，不能因为列车超员而降低服务标超。他的标准是超员80%才算超员。如果不到80%，一切服务都不能有半点马虎。

现在他的称号不少，是分局的劳模，路局的劳模，四川省的劳模，还是1991年铁道部“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韩贤文其人其事

导读：人物特写应怎么写？不能写得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要写出这个人物就是这个人物，而不是那个人物。人的个性、语言要牵着文字走，文字要活生生地筑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读文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窥见人物的心灵。总之人物一定要活起来。下面小试一文。

中条山深处的广适村，十七局四处侯月线的项目部设在这里。

记者跨起韩贤文的办公室，听到里间有个大嗓门在打电话：“二段，二段，这电话怎么搞的？”

陪同记者的同志对里屋喊：“项目长，记者来了。”

“这么久了，还没见过记者，我只认识桥梁与隧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此君说的第一句话，不能用热情与冷漠去概括。长期山野生活养成的刚直个性被一言呼出。

片刻，他走了出来，五大三粗的个头，当当作响的语言里，高频率出现不文明的字眼。

让他谈谈项目管理。他一口回绝：“那玩艺没什么好谈的。”接着是牢骚话：“不瞒你说，我就是《高山下花环》中那个靳开来的命，好苦哟。当初没死，就给我一个副处长当。”

他是闯过“鬼门关”的人，1990年7月打王家庄隧道时，他是二段段长，他带人挺进小坑，隧道塌方，他和另外三人都被埋了进去。

“奶奶的，我当时非常清醒，一摸心口这一块是空的，觉得生命有望，就拼命向上顶，15分钟后我总算钻了出来，弄得一脸都是血，手表给钻掉了，眼球子差点给挤了出来。”之后，我组织人抢险，等到把那三位伙计救出来后，我突然散了架，瘫倒在隧道里。”

韩贤文属于说牢骚话，干漂亮事的那类人。他1976年入伍。同年兵中第一个任营职干部。兵改工后，他要求调走，组织上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答应找到新段长后，立即放行。他被埋进去的前10天，他向处里递交了尽快放行他的申请报告。

韩贤文想，当他为这个企业卖过一次命后，调走的进程一定会大大加快。谁知23天后，这个口口声声“不求当官”的人被任命为副处长。又过几天，被任命为四处侯月线项目长。

立项目，自然立项目合同。处长那边签了字，韩贤文这边却不签字。他说：“不签字有不签字的道理。现在都在改革，项目长要经过考核后持证上岗。我既没考，又无证，同时还没有什么文凭。按规定要求，我哪条都不符合。不符合还让我上去干，所以我也来个改革，拒不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担子。他是最年轻的副处长，侯月线是全国重点工程，全处最重要的工点也在这里，他是共产党员，他不上谁上？

韩贤文上任后第一刀是减人。一个项目部97个人，叫他减掉34个人。爱人劝他：“刚上任别那么二杆子，否则得罪人。”

韩贤文答：“我只会堂堂正正做人，不会窝窝囊囊当官。”

韩贤文的第二刀是抓工程质量，对单位与个人实行“质量保证预留抵押金”制，使质量与工资挂钩。

关于此项的细则，韩贤文讲了一个小时，其成果輝煌可观。四处在侯月线工程合格率为100%，工程优良率为92.3%。其中10项工程为评为优质样板工程和优质样板管理工点。殊荣居全线各单位之首。

韩贤文侃了一个上午，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他拉着记者去看职工业余演唱队的表演。

他说的自信：“没有一个职不会唱、不会跳的，整个项目部最笨的是我韩贤文。”

中午饭也很别致，菜少酒多，而且是60度的白酒。韩贤文解释说：“这里条件艰苦，缺菜，唯有白酒可供客人喝个够。”他向炊事员高喊：“有没有菜了？”炊事员回答：“只有几个葫萝卜。”韩贤文说：“洗洗切切，给我上。”

实不相瞒，为写韩贤文，记者翻开《辞海》，在“贤”字的词条下，有“贤劳”一词，那是对劳于公事的人的一种赞誉。

韩贤文属于此类。

1992年6月写于中条山中。

秦昌惠印象

那天下雪，我拜求吕正操将军。我说：“朋友出书，请您题个书名。”

吕老有些迟疑。我说：“是个铁脚板记者，徒步采访过襄渝线。”

“噢，步行采访襄渝线！”将军自语。那条路的上马，凝结着老人的智慧，是他将一条当时无法修通的川汉线，确定由重庆至襄樊，而与武汉相连的。他有些动情，趁机我递上拟好的书名《路在何方》。

将军一看笑了：“怎么铁脚板记者还不知道路在何方？够谦虚的。”于是，他高兴地挥起七寸狼毫……

如今，秦昌惠的《路在何方》就摆在我的案头，可谓倾注了昌惠的半生心血。

和昌惠很熟，不仅我熟，读者也熟。两年前，他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但《报林求索》的编辑让我写他，我却惶惶然也。耍笔杆的人去写另一个耍笔杆的人，语言是如此寡淡。虽是老朋友，我说不清昌惠到底是什么性格、脾气，他有什么特点。他也许天生内向，也许修炼得老成，他总是把自己包着、裹着，让人的目光很难达到他的心灵深处。

作为人，他有精明的一面；作为牛，他不仅擅于拉套且又擅于拓荒。拉套，我以为是日常任务中的大路货新闻；拓荒，就带有自己的创造。昌惠更擅长后者。他写过一篇《客车晚点追踪记》，把我刺激得一夜失眠。这老兄的手头活不错，居然在众人折腾的菜园子里，扒出一块沉甸甸的狗头金来，叫你心中有，笔下无。在别人耕耘过的土地上，他却能发现埋藏新闻的荒原。

他说，当记者发现新闻比表现新闻更重要。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目光，实现有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他的这篇新闻还没让人琢磨透呢，他又抛出一篇《火车司机的酸甜苦辣》，再次在众位记者心中激起千层波浪。我觉得，他思想的触角，伸到了钢轨之下的大地上，才使他的新闻常写常新。

我常说：“记者有三类：其一，猴子上树；其二，猛虎下山；其三，狮子蹲窝。”对号入座，昌惠属哪类？对来对去，竟没有他的位置。

之后，我对他说：“老兄属牛角尖里绣花的那一类。”方寸之地，别人转不过身来，他居然舞起绣花针，绣出满天霞光。

报人何海燕，此君没飞走之前，抛出一篇关于高价车票的稿子，让同行交口称赞。不少人说，此稿一出，让后者有“此处有景道不得”的感觉了。谁知几个月后，昌惠抛出一篇《矫正扭曲价格，平衡倾斜心态》的深度报道，其分析老辣、精透、深刻，可谓在山重水复处绘出一幅柳暗花明图。

昌惠家在武汉，因做记者部的领导，在京过了一段单身生活，我与他喝酒频繁。他人虽精瘦，喝酒极凶，酒风也好。一日，我俩推杯换盏，酒酣耳热当口，他拿出写许子驹的长篇通讯清样让我看。酒后多言，我竟道出几条意见。

他把笔扔到我面前：“现在就改！”

改了一半，我便醉醺醺蹬车而去。第二天，昌惠说：“照你的意思，我加了两个小时的夜班，改了。”他是主任，我是记者，如此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除酒量外，大概需要一点胸怀和气度的。

现在，这老兄摆脱繁杂的编务，回武汉又做起记者。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大文章，他断然是写不来的，但是，经营脚下的“一亩三分地”，必然会有可喜的收获。

据我所知，为了他的工作，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妻子、儿子、女儿这个四口人的家庭，就和西天取经的那四个人一样，你挑着担，他牵着马，踏平坎坷，迎着晚霞，常叹：路在何方？又坚信：路在脚下。只为昌惠的一本新闻经，全家人经历了生活中的九九八十一难。

对一个人说长道短，不是件容易事。原以为这位精瘦纤弱的老兄不再闯进那种雄性张扬的新闻场了。稿末，打电话寻他，家人说：“他去三峡了。”看来他羡慕长江的风骨，莫不是一手拿绣花针，一手提大板斧，又要抛出一个重头货来？

1992年10月。

刚强的微笑

导读：1991年8月10日，《人民铁道》报一版头条位置，用超大篇幅发了十六局受伤职工徐云良的照片。由于时光流逝34年之久，我忘记了这幅照片的作者是谁。图片中徐云良微笑着，那是一种刚强的微笑。记者部主任找到我，让我去十六局写一篇关于徐云良的人物特写，不超过1500字，一要精短，二要写好，三要写出精神。在新闻职场，不少人认为我擅长长篇通讯，这也是事实，几十年中，万字以上的长篇通讯，估计不少于150篇，有不少篇章甚至突破2万字以上。但是若有合适的题材，我更喜欢写800字以内的消息，或者写1500字左右的新闻特写。我算过一笔账，一个记者一年如果能写一篇成功的消息，以22岁做记者算起，到60岁退休，一生写38篇成功的消息，那将是世界顶级的记者。中国消息圣手阎吾，流传于世的消息恐怕不到10篇；以擅长写消息的著名记者郭玲春为例，她被人们称道的消息，恐怕也不到10篇。所以，追求新闻之短小、之精粹，始终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不懈追求。

这篇特写见报后，获《人民铁道》报短新闻人物特写一等奖。

一度秋风又起。微凉细雨中，记者来到顺义，采访徐云良。

8月10日《人民铁道》报上，他微笑地站在一版头条的位置，展示了一位伤残者的胸怀和风采。那幅照片容纳了多少微笑的内涵与人生的厚度？于是，我再次用笔墨挽出照片背后的实在人生。

和他紧紧握手，我握住了质朴和力量，握住乐观以及乐观中的风雨……

徐云良是在大秦线和尚坪隧道负伤的，他的职务是特种班的工班长。

他记不清那是哪年哪月哪日，只知道，那一次他一人点了48个炮，然后躲在安全洞里，想不到强大的震撼力，震掉了安全洞上面的危石，砸了他的腰，砸碎了他的左肾……

妻子赵早兰插话：“那时我正来队探亲，身体病着；还带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双胞胎儿子。听说云良受伤了，我想到他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三天，我到医院看他，他在昏迷中。第五天，又去看他，他刚能说几句话。没想到12天后，他活蹦乱跳地回家来了。又过两天，他去了工地。”

整整一个上午，夫妻俩边看着电视剧《几度夕阳红》，边微笑着向我披露生活中的秘密。

赵早兰说，他们是1982年结婚的。徐云良说，是1984年结婚的。结婚的时间忘了，可结婚的那一幕谁都没有忘记：婚礼中没有新郎。此前，徐云良去信说，结婚之前一定赶回家。结果因钻山打洞没有回去，也没发电报。结婚那天，赵早兰在娘家人的陪送下，吹吹打打，披红挂彩地来了。一见没有新郎，娘家人要闹事，被赵早兰劝阻了。无奈由徐云良的妹妹着“三点红”军衣代哥成婚。

赵早兰笑得很甜：“直到现在孩子见了他姑，还叫爸爸呢。”

两个还不太懂事的儿子插话说：“我们那个爸爸是女的。”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徐云良出院后，有变的一面，那就是他的体重，原来体重150斤，现在只有95斤。即便是一日三餐吃鱼虾，他也闯不过百斤大关；有不变的一面，那就是他对工作的认真劲。

领导把他调到处儿童玩具厂守大门，并给他分了一间不算破旧的住房。对城里人来说，这似乎不堪言说，但对修路工来说，堪称是天堂生活了。他守的是大门，他义务干的是大门内外数不清的杂活。玩具厂装货卸货是他，给30多名工人买菜做饭是他，修理多台缝纫机的义务活还是他。房子漏了是他修，锅灶坏了是他筑。他一个干了几个人的活，干了十几个工种。他加的班数不清，没要过一分钱，相反一年要为厂里节约几万元。领导对他产生两怕：一是怕他再次累垮，经常送去水果慰问；二是怕他有感激之情，再开足马力，不停奋斗。

妻子说：“我管不了云良，干活是他的乐趣，有乐趣才有他的健康。”

徐云良听得此言，又笑了。微笑，永远是他的本色。

1991年8月。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