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年轮里的生命榫卯
—— 评《我的母亲》中的时代悲情与母爱叙事
作者：三无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以母亲为书写对象的文本多如恒河沙数，但能如本文般将个人记忆熔铸于时代褶皱，在苦难叙事中开凿出生命榫卯结构的作品却并不多见。作者以近乎白描的笔触，在缠足与缝纫机、戒尺与红语录皮的时空交错中，构建起一个关于母爱的复杂文本 —— 它既是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图谱，更是一代人精神基因的解码手册。
一、身体政治与生存哲学：苦难叙事的双重编码
文章以 "母亲的脚因缠足而蜷缩成三寸模样" 破题，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身体符号，实则是旧时代女性命运的隐喻性表达。当 "走路小碎步像初生风中摇摆的芦苇" 的身体姿态，与 "将民间比喻信手拈来" 的精神活力形成强烈反差时，作者已悄然完成对封建礼教与生命韧性的第一次辩证书写。这种身体的桎梏与精神的自由之间的张力，在后续情节中不断演化：她踩着小脚跋涉到国营农场，"像一株倔强的胡杨在盐碱地里扎下根"；以临时工身份在园林班劳作时，"常常因来不及吃饭饿着肚子上班或者拿个凉馍边啃边迈着小碎步走到几公里外"。缠足带来的生理局限，反而成为丈量生存韧性的标尺，母亲用畸形的身体在时代荒滩上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构成对苦难最沉默却最有力的反抗。
更具深意的是作者对 "修脚" 细节的反复描摹："修脚，是裹脚以来至少每月一次的必修课"，而使用的工具竟是 "非常精致的医用手术剪刀"。这个由追求者馈赠的信物，在成为母亲身体护理工具的同时，也意外转化为解构封建礼教的物质载体 —— 当精致的手术器械触碰扭曲的三寸金莲，当爱情信物服务于生存需要，个人情感史与身体解放史在这个细节中完成了隐秘的合流。母亲用这把剪刀修剪的不仅是增生的趾甲，更是旧时代烙在身体上的精神枷锁，这种日常化的反抗姿态，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具震撼力。
二、母爱辩证法：在暴力与牺牲间的伦理突围
文中最具争议性的叙事段落，莫过于母亲在作者挨打时 "不但不制止，有时候还会夺过父亲手中棍子打得更狠" 的情节。这种看似违背母性本能的行为，在作者古稀之年的回望中获得了伦理层面的重新阐释："理解了母亲那样做是为了自我保护，恨铁不成钢"，"用最狠的打骂做铠甲，把 ' 读书 ' 二字当作劈开黑暗的楔子"。这种将暴力转化为保护机制的母爱表达，构成了文本最深刻的伦理困境 —— 当继父的 "戒尺" 成为家庭权力结构的象征物时，母亲参与施暴的行为实则是在男权秩序中为儿子争夺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她用 "更狠地打" 向继父证明管教的 "正当性"，在暴力表演的掩护下为儿子保留 "多读书" 的精神火种，这种扭曲的母爱形态，恰是专制家庭中女性智慧的残酷绽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母亲在物质匮乏中的牺牲叙事。她将亲戚寄来的驼毛围巾拆成原料，"用大人穿破的衣裤布拼成里子面子给我做了件棉衣"；当缝纫组因布料不足无法给作者做新衣时，"母亲一气之下，自己亲手做，穿在我身上紧紧巴巴"；甚至在临终前，仍不忘叮嘱作者用枕下的 10 元钱 "买一管好笛子、一根锯条"—— 这些细节构成了母爱叙事的双重维度：既有 "你正在长身体，肠胃好，吃啥都有营养" 的自我安慰式辩解，更有在极端贫困中守护孩子精神世界的执着。当她让孩子学习使用缝纫机时，看似在传授生存技能，实则是在传递一种 "在破旧中缝补完整" 的生命哲学，这种将苦难转化为生存智慧的母性本能，让文本的情感力量穿透了时代的阴霾。
三、时代榫卯与命运复调：个人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作者在文末提出的 "时代的榫卯模块" 概念，恰是理解本文叙事野心的关键密钥。母亲的命运轨迹 —— 从收养孤儿到农场迁徙，从嫁给退伍军人到病休做保姆 —— 无不镶嵌在 "几年困难时期"" 农场准军事化管理 "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当继父要求连队将工资" 零存整取 "存入银行时，当母亲用 196 元买回缝纫机成为" 连队新闻 " 时，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成为解码时代经济体制的密码。这种将个人史嵌入社会史的书写策略，使得母亲的缠足、继父的戒尺、孩子的关节炎等个体经验，都升华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尤为精妙的是作者对 "红语录皮" 的细节处理：这个本应承载政治话语的物件，却被母亲用来藏匿给孩子买笛子的钱。当革命符号沦为母爱容器，当政治话语被私人情感重新编码，文本完成了对特殊时代的深刻解构。母亲临终前 "一定要多读书，考大学" 的遗言，在 "读书无用" 的年代语境中，更成为对时代荒诞性的尖锐反讽 —— 她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识破了政治口号下知识贬值的真相，这种来自底层的生命直觉，比任何理论批判都更具力量。
文章结尾处，作者将自己的糖尿病并发症称为 "被时代与职业碾出的印记"，这种将个人病痛与时代创伤直接勾连的反思，使得文本的叙事维度超越了单纯的母爱颂歌，升华为对生命代际传递的哲学思考。当作者意识到 "正以另一种形态重蹈她的生命辙印" 时，个人记忆便不再是封闭的情感容器，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脐带。母亲用苦难锻造的生命榫卯，最终在后代身上完成了跨时空的结构呼应，这种命运的复调叙事，让本文超越了普通回忆录的范畴，成为一部镌刻在血肉中的时代精神史。
在散文创作日益趋向私人化、碎片化的当下，本文以其对苦难的直面、对母爱的辩证书写、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写作范本：真正的文学记忆，应当如母亲手中的缝纫机针，既能穿透生活的厚布，又能在破旧处缝缀出生命的花纹；应当如那把修脚的手术剪刀，在剔除时代结痂的同时，守护住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当个人苦难与历史记忆在文本中完成榫卯咬合，文学便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我的母亲
作者：杨东
母亲的脚因缠足而蜷缩成三寸模样，走路小碎步像初生风中摇摆的芦苇，让她的秀美打折。她的聪慧伶俐又让同辈们钦佩 —— 她能将民间比喻信手拈来，像撒落田间的豆种，在贫瘠的日子里生出鲜活的意象。
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大名是父亲按族谱排定的 “德” 字辈，小名却藏着母亲对命运的祈愿，像三枚被她反复摩挲的硬币，刻着岁月的褶皱。
大哥 “建德” 是她捡回的孤儿，小名 “靠兄”，母亲说那是指望他撑起家门的梁柱；二哥 “成德” 降生时恰逢年景稍缓，“该成” 的乳名里带着苦尽甘来的笃定；轮到我 “福德”，小名 “三福”，原是生在新中国初绽的霞光里，她以为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却没料到，命运的齿轮很快碾过。“几年困难时期”，人人都成了泥菩萨，过河连互相递一把稻草的力气都没有。我出生的地方，接二连三地有人因饿而死，母亲却“捡”了两个，一个是比我大24岁的姐姐，一个是比我大5岁的哥哥。
记忆中父亲和叔父饥病相加在两天里相继去世。谁也没有注意到母亲主持善后，草草葬了他们便从院落里蒸发。
一年后，母亲在深夜突然回来，天不亮带着我又走出院落。
后来才知，消失的一年，她踩着小脚跋涉到某国营农场，像一株倔强的胡杨在盐碱地里扎下根。
我娘俩在这农场生活了大约三个月，农场随 “调整” 并入西北某农场，我们又跨过两千多公里来到了更西北的某农场。
起初，我和母亲住在坡上的平房内。平房全部由胡杨原木搭成。白天，她下地劳动，我一人待在房内自由玩耍。那时连队女人很少，差不多都是单身汉，孩子自然很少。我和大人一样吃大食堂。大人吃苜蓿加玉米茬子菜团子时，我吃褐色高粱馍；生活稍好些，大人吃高粱馍时，我吃白面馍……
不记得过了多久，有天晚上，有个阿姨抱着我搀着母亲走到坡下进了地窝子。第二天醒来，才知道母亲嫁给了地窝子的主人——一个比她大20岁的老退伍军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有家室的职工住地窝子，单身职工住胡杨原木集体宿舍……
继父曾经是旧军人，还保留着浓郁的传统习惯和旧军人的习气。大字不识一个，打我记事起没听到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继父光棍半辈子，既不懂得如何做个好父亲也不懂得做个好丈夫；并没有因为娶妻得子，学着做好丈夫好父亲，依然故我。
继父皮肤黧黑，络腮胡子，样子始终凶神恶煞，十分瘆人。有些幼儿看到他，就会被吓哭。他脾气暴躁。不知何故，在菜地劳动中，继父竟然当着很多人的面踢了母亲一脚。不久，母亲一下流产两个肉胎，因此大伤元气，身体每况愈下——这为母亲十年后年仅50即断命归西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7岁整的秋天，我入学了。报到的第一天，从5公里外学校回到家天已深黑，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继父拿出两根半米长的木条（他请连队木工特制的，很精致）。一根被继父称为“戒尺”，另一根也被继父称为“戒尺”，只是缩小了一号。继父凶神恶煞地叫我立正在他面前，威严地问：“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他的样子早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既不敢说很好也不敢说很糟糕，搜肠刮肚找了几个不痛不痒的事实，诸如上课时走神、和同学交头接耳挤眉弄眼之类的说给他听。他问我：“该打几下？”我既不敢说大数字也不敢说小数字，迟疑几秒说“三下。”继父让我伸出右手端平，他举起“戒尺”用很大的力气拍下来：一下、两下、三下。三下后我终于咬不紧牙哭出声来，继父才停手把“戒尺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记住！每天回来都要主动汇报，只要犯规，就挨板子，次数由你自己说。”鞋也不脱上炕端坐着等母亲把饭端给他吃。
这时候，母亲只顾做饭，饭做好了盛一大碗端给继父吃，而后自己盛一碗蹲在灶口吃，全然忘了还有个亲儿子……我只好忍着饥肠辘辘趴在灶台油灯下铺开课本写家庭作业。写完已是深夜，继父和母亲都入睡。我以为他们听不到、看不到，掀开锅盖盛了饭含着泪吃完，悄悄地爬上炕睡觉。第二天天不亮起来，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并不跟我说话，好像昨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硬着头皮盛饭，三下五除二吃好，背着书包去上学。
这样的日子整整延续了一年，直到妹妹出生才结束。
妹妹是在地窝子里出生的，我不记得依那时医疗卫生保健条件，有没有医护人员接生，很不顺利。这次遭罪让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度大幅下滑。
鉴于身体情况，母亲只好病休在家，伺候继父、照料妹妹、操持家务。身体稍好些，有个殷实人家的男孩和妹妹差不几天出生，请母亲当保姆，报酬每月5元，母亲欣然接受。
继父视钱如命。单身时抽烟喝酒、精通打牛九牌小赌。不知从何时养下了存钱的习惯，这些兴趣都烟消云散。
那年代，农场一切个人消费均实行票证制，凡在连队消费的诸如粮油、菜肉（全由连队自产）均在连队从个人月工资中扣除，剩余部分作为工资发到个人手里。继父则要求连队把剩余部分无论多少都以“零存整取”方式存入银行。这样，全家吃不愁，母亲不敢开口问父亲要钱——用钱成为大问题。
鉴于此，母亲被迫要求工作。失去职工身份的她，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领取比普通农工最低标准月薪低一些的月薪。
农场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听钟声上下班，迟到早退要受批评。母亲被照顾到园林班上班。常常因来不及吃饭饿着肚子上班或者拿个凉馍边啃边迈着小碎步走到几公里外的林园里劳作。小脚致使她上班往往迟到，下班往往比别人晚回到家。难得有个大块时间休息，她要用来修脚，否则，会更加影响走路——修脚，是裹脚以来至少每月一次的必修课。
我曾经纳闷，母亲修脚的剪刀是非常精致的医用手术剪刀。在那个年代，她怎么会有这么稀有的物件？
我依稀记得，在来新疆的路上，有个叔叔一直照顾我们。大了我才知道他在向母亲示爱。
汽车在无边的戈壁上疾驰。有个中年人佝偻着身体就着尘烟吃冻成冰的菜团子，其他人似乎都睡去。那个叔叔掏出剪刀递给母亲，母亲收入囊中，指指吃菜团子的中年人，意思是你若能给出菜团子我就答应你……这个手术剪刀成为他俩的信物，伴随母亲后来的日子，直到去世。也许是到了西北，各奔东西，终未结成良缘。
我入小学一年级期间，母亲老家的亲戚寄来两条驼毛围巾。母亲拆开，还原成驼毛，用大人穿破的衣裤布拼成里子外子给我做了件棉衣，棉裤是大人穿旧后改成的。
母亲劳动了两年多，虽然没给我们添置衣物，但是，用196元买回了一台和当时名牌永久自行车一样齐名的上海（飞人）牌缝纫机，一时成为连队热点“新闻”，令很多同辈艳羡。她缝补衣裤时，我感觉小脚踩踏缝纫机的动作很滑稽，常常躲在一旁捂嘴笑。母亲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她还把我和哥哥都叫到缝纫机旁学习使用缝纫机。这样，一些难用手工缝补的破旧衣裤，母亲用缝纫机补好给我穿——这却注定了我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一直没有新衣服穿。
有一年，不知是继父难得开恩，取出了一笔钱，还是母亲的临时工工资凑成整数，买了黄军布、红条绒布、咖啡色条绒布，给继父、两个哥哥，每人在场部缝纫组做了一件棉外套，给妹妹做了一件外套。缝纫组量了我的身材，说咖啡布不够给我做上衣。母亲一气之下，自己亲手做，穿在我身上紧紧巴巴，咋看咋别扭——这是我记事以来直到参军后，穿的唯一的新衣服。
我直到上高中都穿着一年级的驼毛棉衣、哥哥参军后脱下的棉裤。记忆中，母亲在世的岁月里，四岁时穿过一双她做的新棉鞋，此后，都是捡哥哥脱下来的穿。有一度我几乎没有衣裤穿、没有鞋穿，基本靠比我个大同学的接济，他们穿不成的衣裤就给了我。我迄今越发严重的右腿关节炎是因为长期没有保暖衣物日积月累得上的，我的支气管炎也是因为长期没有保暖被褥日积月累得上的。
家中总要养一些鸡兔。小学时，鸡窝兔窖总由我建成，草料总由我从田野割回来剁碎供鸡吃，洗净晾除水分供兔用。鸡下了蛋总由我从鸡窝里收回来存放，甚至孵小鸡判定能否出小鸡的蛋，都由我鉴定；杀鸡宰兔总由我操刀。中学时期，到场部读书，星期六放学步行七八公里回家，总要在途中的田野里采一大捆饲草背回家喂鸡兔。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母亲要吃兔肉，我杀好洗净煮到锅里便出门去同学家相约一起返校。等了很久，同学告诉我他还要差不多一小时后才能出门，我便回到家中。远远地就闻到了兔肉香味，涎水止不住地流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家，只见继父、母亲和妹妹已经风卷残云般地快吃光了。我看看锅里，还有兔头和几个爪子，我正欲捞出来吃，继父突然吼起来：“你就惦记着兔子肉？不吃，能死了？”母亲居然一声不吭，默默地啃半块兔胸肉，我看到妹妹手上拿着另外半块兔胸肉……我忍住眼泪冲出房门，钻进光影中。
有很长时间里，总有大人说我脸色蜡黄，一定营养不良或者患有某种慢性病。
家里有点肉，即便是畜禽的内脏甚至奶牛的乳房，大抵由继父、母亲吃，后来多了个妹妹。情形好，我可以吃点残渣余骨；情形差，只能闻香咽涎。母亲往往会在我俩独处时，告诉我：“你不要怨记不给你吃肉。肉的营养多一些，大人吃了身体好寿命就长一些，抚养你的时间就久一些。你正在长身体，肠胃好，吃啥都有营养都能长身体。”
母亲于1971年7月去世，年仅40岁。那年我刚满14周岁。
她嫁给继父一起生活了10年，虽然生活境遇有所改变，但是，并没有摆脱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命运，逆来顺受安之若素。由于太劳累加上饮食条件差，又不能按时吃饭，促成“胃病”不断恶化，最终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母亲临终前，我寸步不离地地照料了近一年。后两个月，母亲全裸地躺在床上，我每天喂药喂牛奶，将她全身擦洗一次，私密处要重点洗。母亲拉不出屎，我想了很多方法，用小勺掏最有效。这个举动令继父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逢人就夸我是个孝子、懂事的孩子。
母亲是夜里1点多停止心跳和呼吸。早晨8点多，我照例地照顾她。她努力睁开眼，挣扎着说；“不用了。我过不了今晚了。记住，你是家里最聪明最有希望的，一定要多读书，考大学，最起码要读完高中。我枕下有个红语录皮，里面有10元钱，你用它买一管好笛子、一根锯条——你喜欢吹笛，也喜欢木工活……”她嘴嗫嚅这还想说些什么，已经没有了力气。
其后，二哥在连队医务所值夜班回来，我告诉了母亲的情况。他进到里屋很快便出来。他说，母亲睁开眼一句话也没说，似乎不信任我。我说，也许没有力气说话了吧。
母亲进入了弥留之际，我们却万般无奈束手无策。我们便开始拆自从地窝子搬进这间平房四年来没有换过的灶台，等继父回来再作决定。
半晌午继父回来了，板着脸一句话不说，躺在床上睡过去。待他睡醒，二哥告诉了他母亲的情况，他立即进到里屋从枕下取出红皮夹，又急忙走出来训斥我俩：“你妈都这样了，我回来你们连句话都没有，让我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我觉得这是记事起父亲说得最流利最完整的一句话。
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母亲的临终遗言却要我多读书……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经常无端地打我，母亲不但不制止，有时候还会夺过父亲手中棍子打得更狠。我一度恨我父亲也连带母亲，特别不能原谅父亲打我、她更狠地打我。现在，我已如古稀，理解了母亲那样做是为了自我保护，恨铁不成钢。
我为什么不能收敛淘气、少些恶作剧？
我很长时间里不明白，在我挨打受训时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为我挡棍避骂？母亲忍辱负重甚至装聋作哑？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时代的人质，父亲是时代的囚徒，而我是时代年轮里挣扎的幼芽，她用最狠的打骂做铠甲，把 “读书” 二字当作劈开黑暗的楔子，钉进我血肉模糊的童年。
现在我深深地怀念母亲。
与其说是怀念，毋宁是反思；与其说是感恩，毋宁是自省。非因她付出之多寡，而因你我命运看似异途却血脉同辙；非因她尽义务之必然，而因她于被动中自觉或不自觉锻造成时代的榫卯模块；非因她予我肉身之始，而因她将时代阴魂楔入我生命肌理；非因我今时顿悟，而因在她离世半世纪后，我正以另一种形态重蹈她的生命辙印。
母亲一生的愿望是回老家看看，终于没有。
我跟随著名社科学者，时隔近半个世纪重访老家祖宅。刚到院墙外，便见一排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女伫立，神色凝重、目光呆滞。简短交谈后得知，他们是堂兄弟的后人，误以为我此番归来是为索要房产。踏入院子，目之所及皆是往昔模样；出得院门，才发现老院子正门两侧，新添了格局相同的院落。
正打量间，一个酷似我儿子的年轻人驾着小四轮归来。我随他走进家中，宽敞的屋子空空荡荡，客厅里唯一的方桌上，摆着一米多宽的液晶大屏。我问他是否考取大学，他说前年差三分落榜。我劝他复读，他却答非所问：“就算考上，也没钱读。”
在年长侄儿的引领下，我来到庄稼地深处。一方约一亩的戈壁滩上，几座矮矮的土包不足膝盖高 —— 那便是生父的坟茔，连块碑都没有。
返程路上，我随口提议：“四周都种上庄稼了，这片空地何不也开垦了？” 大我两轮的堂兄当即反驳：“刨祖坟，谁敢？” 身旁的学者却笑道：“您这想法很超前啊！”
母亲在天有灵。我相信她无论如何想不到，年少时的我，学业匆匆，初中没毕业，高中也仅上了一个月。我，一路走来，后来竟能进入地级党报、省级党报、国家通讯社，退休后还被多家党政、企事业单位返聘担任专家顾问。
母亲在天有灵，怕是也难料到 —— 我竟在退休前两年确诊糖尿病。短短数载，并发症如潮水般次第侵袭。
我早已备下应对重症骤至的诸般打算，面上虽坦然，心底却仍攥着对生的热望。世人笑称这是 “富贵病”，我只道是被时代与职业碾出的印记。若当年能管住嘴、稳住心，少些挑灯熬夜，多些汗湿衣襟的锻炼……
可人生哪有那么多 “倘若”？
我多么希望母亲再打我几次，又多么痛恨她打我的行为、希望永远不要出现母亲打孩子的现象……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诵者简介：
沈虹，呢称叶子，新疆兵团人，曾长期从事电视新闻编辑播音工作，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百草园书店，诗词天地，中国农垦杂志，新华网<文艺创客>等多家平台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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