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哲

刘福谦老人，今年已届八十，他准备将自己退休后所作的文稿汇集成《志庐闲笔》付梓，托我校阅清样并写几句序言，凭我俩长期的上下级关系，这自然责无旁贷。但是考虑到我人微言轻，何德何能担此重任?所以长时间不敢动笔。写序言原本都是有身份的人的差事，它可以增加出版物的含金量和吸引力，如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所写的东西对出版物的页码可能是一种浪费。但架不住老人的多次催促，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在前边还有老书记和老部长的鸿文引路，我也就凑凑热闹，谈一些浮浅的感言吧。

老人年已耄耋，直呼其名，似非礼仪之道。如称刘老，姓刘之人甚多，并非特指，我以为称其福老或福翁，则是富有个性的。

福老是我的良师益友。初知他的名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那时他在兴镇大公社工作，经常为《蒲城报》撰写稿件，从报纸上我熟悉了他的大名，心仪已久，但并不认识。我们之间的相识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虽然在蒲城银行处于受审察的地位尚未“定性”，但经常被县上抽调到大会材料组写材料，他当时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抓材料的副主任，经常在一起研磨材料于是也就相熟了。

我俩的工作交往是一九七六年开始的，那时我承蒙县上几位领导的关怀,已经从银行调到蒲城县农牧局，张罗调我的老局长杨华昶升调县人大副主任，新局长便是我久已仰慕的福老。其时他正当英年，气宇轩昂，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眉宇间透射出睿智、平和、刚毅、坦诚的神情，既有儒者之风，又具侠者之气，一到局里就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熟悉情况，结合实际，部署安排，使一个农业大县的农牧业规划指导与后勤服务工作，井井有条，有声有色。他求真务实，体察民情，工作带头实干，绝不搞拍脑袋的瞎指挥；他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赤诚相见，对同志关怀体贴，无微不至。我在县银行受尽了派性上司的刁难与折磨，到农牧局连遇两任领导知人善任，真是天壤之别，让我感到十分庆幸。

一九七九年初,福老荣调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我在一年后也被调至办公室任综合组长，又在福老的麾下干事，特别是组织上任命我为副手协助其工作后，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也许是性格相投的关系，两人在工作的配合上十分默契，从未发生过意见相左的不快，我对他尊重，他对我信赖，互相支持，团结协作，使政府办的工作真正发挥了“服务中枢，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

一九八一年秋，“盛世修志”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福老以其扎实的国学功底与渊博的知识结构而成为主持修志的不二人选，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便一身二任，兼职蒲城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受命编纂《蒲城县志》。编史修志是关系千秋万代的浩瀚工程，他深知此项使命的重大，于是在繁重的政务之余便一头扎进各种史料、典籍的故纸堆中，查阅考证，不长时间竟写出了厚厚一本约有二十万字的《蒲城历史丛话》，一九八三年底由政府拨款决定付梓出版，他约我担任责任校阅，我爽快地答应了，我以能为知音领导出书尽点薄力而感到高兴。这本书首开蒲城史书之先河，为《蒲城县志》的编修起到了导航开路的作用。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好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有的从中探求蒲城的历史渊源、轶闻掌故；有的从中了解乡土知识，增强故土情怀；特别是有些远乡游子乃至海外寓公得到此书后更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以“吃了家乡饭，圆了回乡梦”作比，表示自己视之如珍的心情，可以说极具轰动效应。这一时期，由于对史志的痴迷，他竟将工作的主要精力从政府办转移到县志办上，编志缺人手，他就从社会上招聘，办公缺场地，他就同大家搭起临时帐篷，还美其名曰：“志庐”。以后他索性把自己新建的寓所也以“志庐”命名，足见福老献身史志之决心。就在这一年他被县上评为有突出贡献者，奖励一级工资。

更加出人预料的是，一九八四年县级机构改革，他竟从一般人视为炙手可热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位子上退了下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职于比较清苦的县志馆任馆长，这一举动更加显示了福老对蒲城县史志事业的专注执着与牺牲奉献精神。于是在依依不舍中我和他的工作分处于两个单位，但仍在一个院子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常有聊天儿的机会。只是我调到县保险公司后，出了政府大院，接触的时间就少多了，但我们见面的话题总少不了说《蒲城县志》，他还邀我参与县志稿件的编撰工作，并且郑重其事地发了聘书，遗憾的是我一九八六年又调渭南，未能为故乡的史志出力，成为我心中一时难消的块垒。

到渭南后两地相隔，我们之间碰面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每次回蒲，看望福老总是我重要的行程安排，有时因为事紧顾不上去，心里就会有欠帐的感觉。一九九三年福老因为专业技术精湛被评为副编审职称，进入高职专家之列。当年七月渗透着福老心血的《蒲城县志》终于出版了，他签具大名送我一册，每当我看到这本《蒲城县志》时，就不由得对福老心生敬意，这可是他率领蒲城史志界一班人呕心沥血苦熬十年的成果，是大家殚精竭虑集体智慧的结晶啊！昭往示今而垂后，真是功莫大矣！二○○○年秋，有鉴于《蒲城历史丛话》的存量告罄，需者一本难求的状况，福老决定将其修改定名为《尧洛轶闻》，联系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奈因现在出版风气的特殊，需要自费，为了宣传乡土文化，彰扬地方史事，福老在儿女的支持下毅然决然斥资两万余元，付梓发行。这次修改，他又约我参与，我自然乐于效力，于是福老焚膏继晷删削增添历时一月有余，我和张四喜则鞍前马后尽力协同，字斟句酌，校阅勘审，被福老誉为“考证性校对”，终于完稿，于二○○一年一月出书。这是继《蒲城县志》之后出版界推出的蒲城史料的又一扛鼎力作。 

福老还是蒲城县颇具功力的书法家，他自幼常临颜柳欧赵等字帖和北魏碑帖，后对甲骨、钟鼎、篆隶也多有涉猎，楷、行、草、篆均能得心应手、挥运自如，其书法笔力遒劲，稳妥扎实，挺拔沉着，圆满浑厚，端庄精整，温雅丰润，疏密匀称，舒展开阔，秀美妍媚，深有韵味。他曾给我写了多款条幅，我均视之如珍，仅书斋内就悬挂了三幅八条，日每反复玩味，得益良多。福老本来准备于国庆五十周年时举办个人书展，孰料一九九八年年前竟患脑溢血，几有不治之虞，幸亏抢救及时钻颅抽血方才转危为安，五十大庆的书展未能如愿，但他身体康复后仍壮心不已，时常思谋着书展的事。福老幼读孔孟，精研国学，对中华民族的的传统美德至为推崇，二○○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布后，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向我谈起拟自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书法展览的计划，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充实精神生活，塑造美好心灵，升华道德境界，弘扬社会正气，我深为福老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所震憾。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到他家都可以看到他临池不倦的身影，直至二○○三年秋方才大功告成，他要我为展览题一门联，我记得当时自己所拟的初稿是“弘扬传统美德，继往开来，泼墨挥毫歌正气；珍爱中华国粹，承前启后，漫书狂草颂文明。”这次书展除有关单位及个人的贺诗、贺词、贺联、贺信以外，其余均为福老所书作品，其中仅《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全文即达二十个条屏，一万二千余字，《中庸》全文包括附注在内十二个条屏，《大学》全文八个条屏，此外还有《国语》、《朱子治家格言》等古今经典，共计一百二十大件。于《纲要》发布二周年开展，历时一周，参观者络绎不绝，深得各界好评，省、市报刊均作了专题报导，有的作品展后还被县委宣传部等单位收藏。

福老非常喜爱诗词和楹联这一文化瑰宝，蒲城县诗词楹联学会成立后他被大家推选为会长，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学会活动非常活跃，会员已经达到一百四十多人，在城区及各乡镇成立了八个分会，出刊《诗词联友》九十三期，《尧山雅韵》四集及一个专辑，《尧洛风韵》小报三期，在周边县市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虽然长居渭南，但架不住故乡文友们的怂恿，于是便也成为家乡诗联学会的成员了。我是一个诗联爱好者，喜欢诗词楹联的韵律美，但过去对诗联的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可以说真正入门还是参加了蒲城县诗词楹联学会以后的事。通过阅读学会刊物，在诗朋联友的感染熏陶下，我学习钻研诗联的兴趣倍增，由于福老等人的关怀鼓励，我将自己学习诗联常识的心得与笔记整理成《诗韵诗律札记》数篇，在其支持与策划下，付梓印刷，福老还欣然运笔题写了书名。他还非常信任地放手让我参与《尧山雅韵》第二、三、四集的审改，如果说目前我在诗联方面尚可称为初步入道的话，那么，首先得感谢福老及蒲城县诗词楹联学会其他领导的引进，同我的情况相似的是许多文友加入学会以后诗联水平大见长进，作品质量大为提高，其稿件不仅常为省内报刊采用，有十多位同道的作品还大步走出潼关，在全国性刊物频频露脸，有的还崭露头角获得了大奖。会员个人的诗集、文集恰如雨后春笋连连破土，一时间，蒲城文化界的诗联热、出书热蔚成景观。诗联学会实绩凿凿，福老所倾注的心血功不可没。蒲城诗联的异军突起，引起了省、市同行的关注，省诗词学会主动发展其为团体会员，省楹联学会增补福老为常务理事，并授于全省楹联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市楹联学会聘其为顾问，最近鉴于福老对发展楹联事业的贡献，省楹会又提名其为全省孙髯翁奖的候选人。

以上这些，就是我同福老从相识到相知、相善的全过程，我之所以对其推崇与倾倒，完全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相信其他接触过福老的人，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觉。读他的书，就应先了解他的为人，我在这篇弁言中以大篇幅回忆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是试图告诉读者福老是怎样一个可尊的长者。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志庐闲笔》上来。“志庐”，是说作品产生之地，如前所述，福老由于醉心于史志事业而将自己的居所命名“志庐”以明志，书中的这些文稿都是作者于此伏案爬格笔耕不辍而写就的。至于《闲笔》二字，我们只能理解为福老的自谦，退休以后与在岗工作相比，确实是消闲一些，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是闲笔，能写出这几十万字的大作吗？有这么多的作品足可证明他其实不闲，从书中二至四编反映的资料看，他分明是很忙的。经常有人向他求字、求文、求联、求诗，而他除对人品不端者婉言谢绝外，其余几乎来者不拒，因此，福老的笔墨差事可以说是应接不暇：别人出书，要他写序跋论评；别人过寿，要他写祝寿贺辞；人家给娃结婚，要他写门联；人家喜添贵子，要他起名子；甚至人家死了人，还要他写挽联、悼词和祭文。更别提那些上门求解字义、咨询疑难、索要书法、托办杂事的熟客了，福老就是这样一年四季的忙碌着，他的笔能闲吗？他的笔不是闲笔，而是史家的如椽史笔。如谓不信，请看本书第一编“家史身世”，如果说《蒲城历史丛话》、《蒲城县志》、《尧洛轶闻》所叙述的史料是一个县的区域范围，那么《泰华百年》和《往事云烟》所叙述的史料也就反映了一个家族、一个常人的历史回顾，但是读过这两篇回忆录，人们所感受到的远远不至这么简单，比如《泰华百年》所叙述的内涵绝不仅限于福老一家，它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部分山东人西迁陕西的苦难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客户”在迁徙中所经历的困难，以及他们百折不挠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顽强拼搏精神；同样，《往事云烟》所叙述的内容，也不单是福老个人的遭遇，它所反映的各种场景，实际上也是社会变动的缩影，从一个侧面记述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是史家之笔，焉能为之？

这本《志庐闲笔》是福老为八十大寿准备的给亲朋的回礼。他一生贡献多多，但我以为其中功绩最大者当数修志，故在他八秩寿诞到来之际，作《七律·刘老福谦著志有功》藏头诗一首相赠：

刘姓精英富异才，老当益壮誉兰台。

福翁多福如山寿，谦者唯谦若谷怀。

著作吐虹扬正气，志书纳秀树标牌。

有殷可鉴利今世，功在千秋惠未来。

寿联嘛！也送一副鹤顶格嵌名联：

福寿双全春不老；谦和兼备德弥高。”

最后，祝福老寿越期颐，业追司马。以为本文作结。 

冯宝哲

2008年3月上旬于栖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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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1938年1月生。1952年参加工作。先后曾在银行、农牧、政府、保险等部门任职，高级经济师，《陕西保险》杂志特邀编辑，1998年退休，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中华诗经阁荣誉顾问，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曾任渭南市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顾问。《渭南联苑》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副会长、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主持过十多次征联大赛的收集与评审，编辑出版过《三圣遗风》、《孝苑联韵》、《联颂文祖》、《春沐三农》、《金鉴联韵》、《凛然正气》、《江河赤子》、《情驰夕阳》、《千古功臣》等征联荟萃，热衷乡土文化，担任编审，参于编辑《中国对联集成·陕西卷·蒲城分卷》、《中华诗词文库·陕西卷·蒲城分卷》以及《尧山雅韵》第二至九集。著有《风雨留痕》五卷等二百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