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战士——郁达夫

              王惠莲

“认识”郁达夫已经很久了。当然是通过他的文字。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轰动中国文坛的作家，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集忧郁、哀愁、率真与至情于一身的文弱书生；同时，也是一位百年来被人一读再读，一评再评的饱受争议的文学巨匠。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沉沦》，透过对自慰、偷窥、跑青楼、听人做爱最后想跳海自杀的诸般描写，写出了一个“弱国子民”受到歧视与屈辱后，渴望祖国“快富起来、强起来”但却不知这一愿望何时才能实现的郁闷与绝望，不光让同时代的人“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也让今天的读者，隔着百年时光，与他无比真诚的灵魂产生共情。

我是郁达夫牺牲9年后才出生的，我没有见过郁达夫。然而荣幸的是，今年5月份去澳洲参加“第四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时，我见到了郁达夫的遗腹女郁美兰女士。

郁美兰出生于郁达夫遇难的第二天，和我们一样，没有见过郁达夫。在去澳洲参会之前，就听说郁美兰作为“首届郁达夫海外文学奖”名誉主席，要来澳洲参会的消息。只是没有想到，她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完全没有名人之后的“架子”，谁拉她照相她都照，谁加她微信她都加。

80岁高龄了，算是与会者中年纪最长的了，可她坐车从不坐前面，开会用餐后，她不单把自己吃过的饭盒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还悄无声息地捡起地上掉落的饭盒，摆好弄乱了的会议座椅。她做这一切，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因为她是郁达夫的女儿，“一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她“不能辜负父亲的名望”。看到大家都那么爱她喜欢她，她便谦恭地说：我很感谢大家，把对我父亲的敬重和爱戴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而我们，也似乎从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姐”身上，看到了郁达夫那伟岸的身影。

郁大姐退休前是江苏省侨联主席。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亲人”般的温暖。有一次和她聊天，她说她以前是做侨务工作的，对于侨胞来说，她就是娘家人。侨胞见到她，就像见到了亲人。而她，就像是搭建在祖国与侨胞之间的一座桥梁。为侨胞排忧解难，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遇难80周年。郁美兰，郁达夫最小的女儿，主编了一部《拂晓时分——郁达夫遇难八十周年纪念文集》。

当我打开这部带着郁美兰“体温”的文集，读着一篇篇难以用“感人”二字来描绘的文章时，我就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郁达夫吗？

他是那么痴情的一个人，但却遭到妻子王映霞的背叛，伤心的他不仅以一篇《毁家诗纪》将自己的痛苦与悲伤公布于世，还写下一首《贺新郎》袒露自己的心迹。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驱寇，再驱雉。”

而后便远走海外，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一段“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的“革命”生涯。

他那么崇尚美、追求美，可在印尼苏门答腊做“地下”工作时，为了隐蔽自己，却选择了一个“何丽之有”的侨生女子做自己的妻子。朋友们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位姑娘做太太，他说：“我完全是因为同情她的身世，而与她结成伴侣的。”郁达夫的心地之善良为人之淳厚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郁达夫的选择是对的。这位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在外人眼里与郁达夫名士身份很不相称的第三任妻子，温柔娴淑、勤勉务实，成了郁达夫身处日寇铁蹄之下低调隐蔽生活的最好掩护与陪伴。

你能想象吗？就是这个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性格离不开颓废、感伤、孤傲、狷介，行为离不开美酒和女人，以感伤抒情、清丽自然的文笔著称的郁达夫，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连生活都未完全安顿好，便于三天后的1939年元旦，在《星洲日报》发表了著名的《估敌》一文，写下了“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这样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文字，而且一写就是三年。

1939年至1942年，外表清癯瘦弱的郁达夫，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最多时同时编8种报刊。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用他那曾经写感伤小说的笔，写下了400多篇声援抗日、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以及文艺评论。这400多篇文章，在当时弥漫着一股盲目恐敌病的南洋，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极大地激励和启发了海外侨胞。在郁达夫千方百计广征博引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影响下，海外华侨不但踊跃回国投身抗战，而且还慷慨解囊，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财物。对此，曾有人评价说，郁达夫的笔相当于“好几个师的军队”。

据了解郁达夫的朋友“爆料”，郁达夫是一个出了名的怕开会、怕参加政治活动，酷爱自由不被拘束的豪放任性之人，为此他曾一再受到左联的批评，甚至被开除了盟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曾经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然而，谁能相信，这样一个自称不是“战士”的豪放任性之人，在新加坡时，竟担任了“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团长，每天和他的同志们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轰炸中，他就像一个奔赴战场的战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毫不畏惧。

对于郁达夫如此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战，中国新闻社的创办人之一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不无深情地说：“他那瘦削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彷佛看到了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离不开美酒的郁达夫，在新加坡沦陷之后，与参加抗战委员会的文化界朋友胡愈之等数十人一起，撤退到了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一个叫巴亚公务市的地方落脚。为了不暴露身份，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名为“赵豫记”的酒厂。每次日本兵来酒厂，郁达夫都会让夫人拿出度数最高的白酒给他们喝，而他自己却滴酒不沾。等这些日本兵喝得大醉走了之后，他就会咬牙切齿地说：“喝吧，让这种高度白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

一次偶然的机会，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便胁迫他当了8个月的翻译。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的郁达夫，他的母亲和大哥，他最亲的两位亲人，都先后死于侵略者之手，而他，却不得不整日强颜欢笑为其作翻译，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可想而知。

1937年冬，郁达夫的家乡杭州富阳被日寇占领，他70多岁的老母亲，为了不当亡国奴，不给日寇做饭，便孤身一人躲进了深山。整整六天六夜，既无食物果腹，又无衣被御寒，最后冻死饿死在了荒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闻此噩耗，痛不欲生。他无法回去奔丧，也无法安葬老母，他能做的，只是在寓所里设立灵堂，在挽联上写下八个大字：“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厅厅长，在上海沦为“孤岛”之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面坚持司法尊严，维护民族利益，一面积极保护爱国人士。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就是在他的大力营救下最终获释的。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了日伪汉奸的眼中钉。他们曾先后两次向他寄出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友人们都为他担心，劝他躲一躲。但他却说：“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际，怎能抛弃职守；我当做我应做的事，生死就不去计较了。”

1939年11月23日上午9时，郁曼陀在出门上班的路上，被埋伏在附近的日伪特务杀害。

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郁达夫写些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郁达夫却迟迟不能下笔。原因是，他看到这一次的敌寇来袭，殉国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而应该将情感转向更大的范围——民族和国家。

一个原本只知道写作的文人郁达夫，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亲人的殉难之后，一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开始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了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上。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了一名爱国志士，并且矢志不渝，践行终身。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身怀国仇家恨的郁达夫，被迫作了日本宪兵的翻译，每天面对着害母杀兄的仇敌，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为了能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日本宪兵周旋，“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竟断然戒绝饮酒。”

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位杰出代表，是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20世纪20、30年代，曾一度与鲁迅先生齐名，并拥有最多读者的著名作家之一，但却不知道，他竟有如此坚强的自律意志，而且机敏过人。在担任通译时，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当地印尼人、华侨和革命志士的事情。

一次，日本人派汉奸特务搜捕侨领陈嘉庚，他就用日语对日本宪兵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

宪兵队长一听，大怒，用日语将那几个汉奸特务大骂了一通。郁达夫，于是便借机用中国话警告他们，说：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几个汉奸特务见抓人不成，又吃郁达夫这么一顿教训，便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党员名单，郁达夫看了，灵机一动，指着这个人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日本宪兵听郁达夫这么一说，就上去打了那人一记耳光，并撕碎了那份党员名单。

二战结束后，陈嘉庚对在南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

一位马拉西亚共产党负责人在与夏衍谈话时也称赞郁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与郁达夫一起逃难的好友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在郁达夫任翻译的几个月中，武吉丁宜宪兵部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偶尔有被拘禁的，不久经过达夫的暗中营救，也都被释放了出来。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的郁达夫，还会怒发冲天，掌掴告密者。

有一天，他走在街上，正巧看到告密者洪根培的汽车停在路边，于是便走上前去，将洪根培从车上拽了下来，并挥手打了他两记耳光，一边打一边说：“你再去告我的密！”洪根培只好连连告饶：“以后不敢了！”

可是，郁达夫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被日本人知道了。

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天之后，郁达夫，这位在印尼苏门答腊抗日救国的中国作家，正坐在家里与好友一起商量关闭酒厂，重返新加坡再转回国内的事情。却不料，门外来了一个年轻人，用印尼话跟大家打过招呼后，说：“郁先生，有件事，单独跟您说一说。”郁达夫于是站起身来，跟着他走到了门外。

不一会儿，郁达夫又走了进来，对大家说，有点事情必须外出片刻，并要大家不要走，等他回来再接着商量。

郁达夫走的时候没有换衣服，穿的还是那套蓝色条纹睡衣，脚上穿着一双走路时‘吧嗒吧嗒’响的木屐（拖鞋）。

等到晚上9点钟，仍然不见他回来，大家也都没有在意，便各自回家了，商定好明天再来。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郁达夫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幼读书时就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就这样，在黎明到来之时，惨死在了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荒野。成为抗战最后一位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文人。

一辈子以文人身份立身，最后以文人身份殉难的郁达夫，生前曾经给“文人”下过一个定义，他说：“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郁达夫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牺牲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左联”盟员，甚至连“同仁社”的成员都不是，但他是一名以笔为枪的战士，和所有为国牺牲的烈士们一样，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真正的战士。

他的知行合一，他的视死如归，他的终其一生的爱国精神，连同他那无以伦比的文学成就，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敬他、爱他、喜欢他的读者心中。

正如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郁达夫的生前挚友，曾照顾和培养了郁达夫最小的儿子和女儿的胡愈之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在我的心目中，郁达夫是真正的文人、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和“永垂不朽”连在一起。

个人简介

王惠莲，河南省开封市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2004年移居美国，现居美国旧金山湾区。已在美国中文报刊和国内报刊及网络发表数十篇散文随笔，作品曾在美国、香港和大陆获奖。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