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臧景亮
齐鲁大地乃文化之邦，这片厚土沃壤里，地方志绝对算得上是一朵艳丽之花。当走进山东省方志馆，心灵被一种厚重感、充实感、真切感所溶解。
山东省方志馆，位于济南经十一路东端，英雄山北麓，与吐纳豪气的英雄山南北呼应。路边法桐树高大的荫翳，为它平添了一丝神秘感。四层建筑外层玻璃幕墙形成墨绿色光晕，由欧阳中石先生题写的馆名，又透出些许雅静之韵。
花木繁盛时节，应在方志馆工作的友人邵先生之邀，来到这个在2018年馆藏文献就达12780种、127490册的、全省最高级别的方志馆“膜拜”。
地方志从已有资料考察，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由孔子亲自编纂的著名史书《春秋》，就是国别史的一种。而地理书最著名的当属《山海经》和《尚书》中的《禹贡》篇。地图则是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它标明了当时的行政区划、山川、土地等情况，直到现在，仍是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朝以前，方志尚未完全定型，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等历史传统影响，当时地方志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依附官方史志合一的各类编修机构，二是散布于民间的各种藏书楼等收藏编纂场所。
宋朝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方志日渐成熟，逐步定型，组织形式和规模超越前代，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也趋于全面和完备。不仅如此，宋朝还推动了独立方志机构的正式成立，自此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由于内战不休，外敌入侵，造成这一时期成为方志馆建设事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一大批有“志”之士，在艰难困苦中仍矢“志”不渝，或通过创办史馆、通志局（馆）等史志机构，或通过在图书馆等场所中附设方志馆，或通过创办“民众教育馆”等形式，艰难地推进了方志馆建设。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山东修志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代表性人物如：于钦（1284年—1333年）、于慎行（1548年—1610年）、陆釴（1495年—1534年）、顾炎武（1613年—1682年）、孔尚任（1648年—1718年）。
祖籍江苏昆山的顾炎武，曾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被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崇尚儒学，北上首站直奔山东，游崂山，登泰山，拜孔庙，寻觅名胜典籍，抄录墓志铭，不仅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等巨著，还参修了《山东通志》《德州志》《邹平县志》，并为黄宗昌撰《崂山志》作序。因此，顾炎武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明末清初全国著名的方志学专家。
在这里，还要提到生于山东曲阜的孔尚任。他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清康熙年间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让他声名大噪的是他戏曲家的身份，一部《桃花扇》奠定了其崇高艺术地位。而鲜为人知的，他还是位方志名家，纂有《阙里志》二十四卷，《莱州府志》十二卷，均被誉为志中佳本。更为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学者陈时龙称道的是，孔尚任具有独特而清晰的方志编纂思想。所谓“旨与史合，体与史殊。”“史自为史，志自为志也。体有一定，无取新奇。”孔尚任以有别于前人的见解和丰富的修志实践，
纲目体应是孔尚任对府志编纂的另一大贡献。
山东方志编纂在明代获得空前发展。全省现存明代方志有通志1种，府志8种，县志55种。明嘉靖《山东通志》是山东省第一部官修通志。至清代出现了两次修志高潮。形成了定期修志制度，每隔60年须重修一次。据统计，清代山东省编纂的志书现存的共有通志3种，府志25种，州志43种，县志284种，乡镇志72种。有82种成为孤本。
在现当代，对山东方志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后人不会也不应忘记。董一博（1912年—1987年），山东枣庄人。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1981年至1986年，为推动地方志事业，他两次上书党中央，恳切陈词。曾多次来山东指导地方志编写工作。有《董一博方志论文集》存世。
王众音（1915年—2004年），四川内江人。原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书记。1981年任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为山东省修志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业务基础。
王祝晨（1882年—1967年），山东齐河人。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一、二届代表，全国人大一届代表。1954年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提出“立即着手编写各省地方志”的建议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称赞其建议，指示立即在全国组织、推进地方志工作。1957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地方志资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专事领导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工作。
席星加（1925年—2000年），山东邹县人。1981年被任命为山东省第一任史志办主任，为全省史志事业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初创性工作。
要论山东省地方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者，当推刘乾昌先生。刘乾昌（1931年—1988年），1982年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他结合编纂实践，撰写并发表论文50多万字，对方志理论和业务问题均有独到见解。
刘乾昌依古人志学思想提出，史的特殊功用在于鉴，而志的特殊功用在于用。所谓“方志为用，非为观美”。他反对形式化修志，强调实用价值，方志需服务于地方治理与发展。主张志书要以翔实史实取胜，而不能以空洞的议论取胜，方志的功用就在于其资料性。他曾举例，1862年（同治元年）发现过极光，旧志作了真切而生动的记载：“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全，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刘乾昌认为，就是在科学已相当发达的今天，如果遇到极光这种天象，能够作出类似真实而生动的记载，那就应当受到称赞。对自然现象应当如此记述，对社会现象的记述亦然。其理论观点在全国方志界具有一定影响。先生为后人留下41万字的《刘乾昌方志论文选》。
20世纪八十年代，我所供职的那家大型企业有一个叫厂志办的机构，与我办公室相隔不远。常见到几位“老学究”吸着烟，面对一堆资料，时而静静地细读，时而听见他们如孩童般争论不休。几年过去，一部十几万字的《厂志》赫然出版，内容翔实到就连机床的型号、出产日期都丝毫不差，文脉清晰，文字干练，令人敬佩不已。
一位秦姓文友，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我常尊称他为玉符河畔的“乡贤”。退休后一直在为写一部《村志》而忙碌奔波。他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为后人留下点痕迹，让他们不忘曾经生活的地方发生过什么。
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过：“历史证明，所有事件都可以由历史证明。”“中国人从有文字记载起便以严谨态度编纂史书，这种客观性使中国成为唯一可信的古老文明”。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作为古老文明的础石，撑起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这座瑰丽大厦，也让如今提倡的文化自信更加具象化。
【作者简介】臧景亮，1958年出生，济南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阅读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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