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经常会想起他。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去世时享寿九十二岁,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完全算得上高寿。因此,从中国人的心理思考,父亲的去世,应该算喜丧。也因为如此,每每想起父亲,心里的悲伤似乎就没有那么厉害。有时我也想,父亲走过九十二岁的人生,老实说,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下,能活这么长的寿,真是不容易啊。其中的难和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他青年时期,刚解放那会,他参加宁乡县公安局的工作,进入了五人领导小组,他是核心成员之一。五五年全军授衔不久,开国上将甘泗淇和夫人李贞回老家湖南宁乡黄材镇,他是公安局派出的七个警卫员之一。
他们七个人,跟着甘泗淇和李贞夫妇,近身不离左右。甘泗淇将军少小离家参加革命,几十年后才真正回家乡,然而,从县城去往黄材,尤其是接近黄材镇甘泗琪将军家老屋的那条路,基本上是一条黄泥路。为了欢迎甘泗琪将军,政府特意修建了一条简易公路,这让甘将军心里十分不安,为此,他专门找到县政府的负责同志,恳切地提出来,今后切不可再如此兴师动众,启动乡亲。据我父亲说,甘将军好像掏了点钱,以作修路的补偿,另外掏了点钱让负责人买点东西,分发给修路的乡亲们,算作他的一点心意。
父亲告诉我,他一共警卫了十多天,基本上都是日夜跟着,生怕出现差错和闪失。白天,全员出动,甘泗淇将军和夫人李贞到哪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晚上睡觉,七个警卫员轮流值班,上半夜三个人警卫,其余四人睡觉,下半夜四人值班,另外三人睡觉。就这样寸步不离十多天,出色地完成了警卫甘泗淇将军的任务。父亲为此受到了领导和组织的表扬。
每次说起这件事,父亲都会面露得意之色。也难怪,这是父亲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他有理由嘚瑟。
父亲十一岁从宁乡乡下老家半山湾来到县城学徒,从此就在县城安了家。我大伯父挑着一副担子,送他到县城,在大西门分别时,哥俩抱头痛哭。每次回忆这些往事,父亲都会热泪盈眶。好在父亲非常聪明,遇事机灵,三年学徒,很快就正式出师,可以为家里挣钱和粮食了。他来到县城,在谢大雅裁缝店跟着师傅,学了一手绝好的裁缝技术。父亲一生特别注重技术,却忽视长远,缺乏一种远大的眼光,这也就难怪我初中毕业时,他竟然要我放弃读高中,去学习木工技术。若非我坚决要求去上高中,命运可能在初中时期就截住了。
父亲的机灵,也让他有时看不清形势,或更多的时候,完全出于自保意识,而导致了目光短浅,缺乏担当。前面说过的他不让我读高中,这就别提了。他为了自保,在完全无意识和不可辨别的情况下,竟然答应县城一个三青团的负责人,在三青团的花名册上,写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历史问题的起因。其实,他所谓参加三青团,据他后来说,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更没有进行过一次反党的行动,但名字在册,这就是问题。解放初,他积极要求进步,五零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进入了公安局五人领导小组,成为核心成员。得亏他积极努力工作,处处要求进步,因此,他加入三青团的事,组织上也并未深究。他如此积极努力,勤奋踏实,党组织也不好把他清退。中间组织想派他到黄材看守所当所长,他也一口回绝了。但他后来之所以离开了公安系统,除了历史上他参加过三青团,没有得到组织的完全信任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譬如我爷爷曾经担任过一任外县田务局长,家里有几十亩薄田,还有就是,他曾经目睹过自己的一些上级领导,挨斗、挨批,甚至挨打。他告诉我,他在城关公社(以前的城关镇政府)工交部当秘书时,头一天下午,公交部的张部长还是好好的,晚上造反派把张部长弄去开批斗会,第二天看到张部长,整个脸都变了形,肿得只剩下眼睛一道缝。“好多当领导的挨打、挨批,没有过什么安生日子。”他感叹地对我说。也因为如此,所以父亲一直拒绝担任领导职务。以他的能力,在公社、粮站和其他基层部门当个正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他一概拒绝。原因就在于他目睹过很多领导挨批斗,挨打,他内心害怕、不敢。从解放初他参加工作,入党,到六十岁退休,多年的工作经历,历次运动,他没有挨过批斗,更没有挨过打。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走过了这一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没有超级的政治智慧,是做不到的。有时我背地里称呼父亲是“运动员”,有事都躲开了。尽管这样,有一点我还是比较佩服他,那就是他从来没有陷害过谁,没有因言导致谁获罪,更没有落井下石诬陷过谁。“我这一辈子啊,说过很多假话,都是为了自保,但说再多的假话,我也没有害过人,没有背过自己的良心。”这是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的话。
父亲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事,但他都咬牙挺过来了。八十八岁那年,除夕的晚上,他回忆“走日本人”的场景,当着我和我母亲、弟弟、弟妹和几个孙子、孙女的面,竟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日本人好害人啊,好毒啊。我没给他们敬礼,生生被打了几个大嘴巴,还有旁边的几个男男女女,也被日本人打得要命,满地打滚。县城四郊,被日本人杀了好些人,我这条命能够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啊!”说起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父亲满腔怒火,一脸的仇恨。即使到了老年,依然仇恨满腔。母亲在旁边劝他,意思是这么多年,事情早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跟我们说起这些往事。父亲立马瞪大了眼睛:“不说了,怎么能够不说呢?我要他们都记着,日本人侵略中国,这笔血债不能忘记。”他指着我和弟弟,对我们说:“是我的子孙,就不能忘记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
五十多年前,我奶奶去世。父亲算定单位可能会有人暗地跟着,看他是否给我奶奶大操大办。他回到乡下给我奶奶奔丧,跪在我奶奶的棺木前,磕了几个响头,算是给我奶奶做一个告别,也算是给我奶奶的最后孝顺。果然,他回到单位,领导就找他询问回家奔丧的事,看他是否说的实情。原来,早就有人偷偷跟着他到我老家半山湾乡下,监督他看他是否为我奶奶的丧事大操大办。说起来其实好笑得很,别说大操大办没那个钱,小操小办都没有钱,连给我奶奶制的那副薄皮棺材,都是我父亲找人借的钱,去安化云辉桥买了几根树木,找亲戚做的。但父亲似乎早有预见,算定单位会来派人跟着。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他对于当时整个时代的风尚,社会的风气,单位一些人的心理,看得是很准的。
也因此,这么多年,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躲过了,没有挨过打,也没有挨过批斗。
他有时也会怀念解放初到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他曾经和我说起:粮食局一个局长,花两块四毛钱请客,开了一张发票到财务股报销了。结果,在支部生活会上,被与会的党员同志揭发出来,大伙给予他狠狠的批评,与会的人做出一个决定,要求他把这两块四毛钱补交公家,然后自己出钱印发几百份通报,发放到下边各个粮站,还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即便如此,我父亲说:“也没有看见这个局长后来对那些人采取什么报复手段。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纯粹,下级对上级提出批评,这在党内都是非常正常的事。现在似乎不这样了。”
印象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他送我。八七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天津,每年都要休一次探亲假,回家看望一下父母。那年我回家,返回天津的那天早晨,我要去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一早就要起床,到汽车站去坐班车。可那天早晨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家住在堆子塘的一座小山坡上,从家门口到下边的马路上,要走好几百米的一段距离。父亲一黑早就起床,为我找了一件雨衣,他自己撑着一把伞,父子俩提着一个大旅行包,摸着黑从家里走下这个小山坡。大雨不断地下着,四周漆黑一片,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我和父亲抬着这个大旅行包,跌跌跄跄地在大雨中摸索着往下边的马路上走。那时,父亲一句话没有说,其时他已经六十好几了,我想到这样的天气,他跟着我受这样的罪,心里很难受。
走到马路上,雨水小了一点,我回头朝自己家门的方向望去,正看见我母亲倚着门框,背后灯光照着,她老人家探头朝漆黑的山坡下边张望,想看看我和父亲是否已经到了马路上。其实,那样黑魆魆的夜色,她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她老人家那张剪影,被灯光照着贴在门框上。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无言的痛楚,只觉得有一样锋利的锐器,猛地扎向我的心头。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和着雨水在我的脸上放肆地流淌。我当时心里想:“大学毕业后,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工作呢?我去外地工作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去外地工作,我让父母倚门而望,难道这就是目的?但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紧紧地提着这个旅行包。
到了汽车站的那个花围子边上,雨已经小了很多。此时恰好来了一辆私家班车,我上了汽车,找好一个座位,对父亲说:“爸爸,您回去吧,别等了。”父亲答应我一声,但并没有走。开车的师傅跟父亲熟悉,开玩笑说:“九爹,您儿子跟您还蛮客气呢。”父亲笑了笑,回答开车的师傅:“嗨,他去外边工作,很久才回来一趟。”这辆私家车因为要凑齐客人,在花围子周围转悠,走走停停。我原以为父亲已经走了,结果车子转过来,我看见父亲还在花围子另一面的路灯底下,撑着伞站在那里等着班车开走。我拉开车窗玻璃对父亲说:“爸爸,您怎么还没走呢?您走吧。”说完这句话,心里的那阵伤感猛然又涌了上来。我把脸埋在两只手掌上,再也不敢看车窗外父亲站在路灯底下的身影。当我移开两只手掌时,掌心里已经满是泪水。
这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连同我母亲倚门而望的剪影,一并刻印在我的人生印记中。三十多年过去,我始终没有忘记,每次回想起来,总感到万分伤痛,心里久久难安。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我,不仅远游,且毫无良方,徒然增加父母的很多思念、怀想和困难。想到这里,心里就止不住一阵一阵的悲伤。
经常会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名篇《背影》,想起朱先生父亲在车站送别他时去站台栅栏边买橘子的情景。
据说,朱先生跟他父亲关系并不和谐。那一次,朱先生却禁不住哭了。
作者简介:朱大平,湖南宁乡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外聘教授,国家一级编剧,天津市文博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舞台艺术评论员。历任天津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编写过大型历史剧和现代剧《燕丹子》《绝不宽恕》《子曰》《地球是圆的》等,撰写过多篇历史考据文章,八十多篇戏剧理论和评论文章,一百多篇地域文化、市井人物散文;编写了天津人艺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传记,参与编写《中外古典名著欣赏辞典》等,发表过戏曲论文多篇,电影评论文章6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