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经常会想起他。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去世时享寿九十二岁，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完全算得上高寿。因此，从中国人的心理思考，父亲的去世，应该算喜丧。也因为如此，每每想起父亲，心里的悲伤似乎就没有那么厉害。有时我也想，父亲走过九十二岁的人生，老实说，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下，能活这么长的寿，真是不容易啊。其中的难和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他青年时期，刚解放那会，他参加宁乡县公安局的工作，进入了五人领导小组，他是核心成员之一。五五年全军授衔不久，开国上将甘泗淇和夫人李贞回老家湖南宁乡黄材镇，他是公安局派出的七个警卫员之一。
他们七个人，跟着甘泗淇和李贞夫妇，近身不离左右。甘泗淇将军少小离家参加革命，几十年后才真正回家乡，然而，从县城去往黄材，尤其是接近黄材镇甘泗琪将军家老屋的那条路，基本上是一条黄泥路。为了欢迎甘泗琪将军，政府特意修建了一条简易公路，这让甘将军心里十分不安，为此，他专门找到县政府的负责同志，恳切地提出来，今后切不可再如此兴师动众，启动乡亲。据我父亲说，甘将军好像掏了点钱，以作修路的补偿，另外掏了点钱让负责人买点东西，分发给修路的乡亲们，算作他的一点心意。
父亲告诉我，他一共警卫了十多天，基本上都是日夜跟着，生怕出现差错和闪失。白天，全员出动，甘泗淇将军和夫人李贞到哪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晚上睡觉，七个警卫员轮流值班，上半夜三个人警卫，其余四人睡觉，下半夜四人值班，另外三人睡觉。就这样寸步不离十多天，出色地完成了警卫甘泗淇将军的任务。父亲为此受到了领导和组织的表扬。
每次说起这件事，父亲都会面露得意之色。也难怪，这是父亲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他有理由嘚瑟。
父亲十一岁从宁乡乡下老家半山湾来到县城学徒，从此就在县城安了家。我大伯父挑着一副担子，送他到县城，在大西门分别时，哥俩抱头痛哭。每次回忆这些往事，父亲都会热泪盈眶。好在父亲非常聪明，遇事机灵，三年学徒，很快就正式出师，可以为家里挣钱和粮食了。他来到县城，在谢大雅裁缝店跟着师傅，学了一手绝好的裁缝技术。父亲一生特别注重技术，却忽视长远，缺乏一种远大的眼光，这也就难怪我初中毕业时，他竟然要我放弃读高中，去学习木工技术。若非我坚决要求去上高中，命运可能在初中时期就截住了。
父亲的机灵，也让他有时看不清形势，或更多的时候，完全出于自保意识，而导致了目光短浅，缺乏担当。前面说过的他不让我读高中，这就别提了。他为了自保，在完全无意识和不可辨别的情况下，竟然答应县城一个三青团的负责人，在三青团的花名册上，写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历史问题的起因。其实，他所谓参加三青团，据他后来说，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更没有进行过一次反党的行动，但名字在册，这就是问题。解放初，他积极要求进步，五零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进入了公安局五人领导小组，成为核心成员。得亏他积极努力工作，处处要求进步，因此，他加入三青团的事，组织上也并未深究。他如此积极努力，勤奋踏实，党组织也不好把他清退。中间组织想派他到黄材看守所当所长，他也一口回绝了。但他后来之所以离开了公安系统，除了历史上他参加过三青团，没有得到组织的完全信任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譬如我爷爷曾经担任过一任外县田务局长，家里有几十亩薄田，还有就是，他曾经目睹过自己的一些上级领导，挨斗、挨批，甚至挨打。他告诉我，他在城关公社（以前的城关镇政府）工交部当秘书时，头一天下午，公交部的张部长还是好好的，晚上造反派把张部长弄去开批斗会，第二天看到张部长，整个脸都变了形，肿得只剩下眼睛一道缝。“好多当领导的挨打、挨批，没有过什么安生日子。”他感叹地对我说。也因为如此，所以父亲一直拒绝担任领导职务。以他的能力，在公社、粮站和其他基层部门当个正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他一概拒绝。原因就在于他目睹过很多领导挨批斗，挨打，他内心害怕、不敢。从解放初他参加工作，入党，到六十岁退休，多年的工作经历，历次运动，他没有挨过批斗，更没有挨过打。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走过了这一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没有超级的政治智慧，是做不到的。有时我背地里称呼父亲是“运动员”，有事都躲开了。尽管这样，有一点我还是比较佩服他，那就是他从来没有陷害过谁，没有因言导致谁获罪，更没有落井下石诬陷过谁。“我这一辈子啊，说过很多假话，都是为了自保，但说再多的假话，我也没有害过人，没有背过自己的良心。”这是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的话。
父亲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事，但他都咬牙挺过来了。八十八岁那年，除夕的晚上，他回忆“走日本人”的场景，当着我和我母亲、弟弟、弟妹和几个孙子、孙女的面，竟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日本人好害人啊，好毒啊。我没给他们敬礼，生生被打了几个大嘴巴，还有旁边的几个男男女女，也被日本人打得要命，满地打滚。县城四郊，被日本人杀了好些人，我这条命能够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啊！”说起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父亲满腔怒火，一脸的仇恨。即使到了老年，依然仇恨满腔。母亲在旁边劝他，意思是这么多年，事情早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跟我们说起这些往事。父亲立马瞪大了眼睛：“不说了，怎么能够不说呢？我要他们都记着，日本人侵略中国，这笔血债不能忘记。”他指着我和弟弟，对我们说：“是我的子孙，就不能忘记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
五十多年前，我奶奶去世。父亲算定单位可能会有人暗地跟着，看他是否给我奶奶大操大办。他回到乡下给我奶奶奔丧，跪在我奶奶的棺木前，磕了几个响头，算是给我奶奶做一个告别，也算是给我奶奶的最后孝顺。果然，他回到单位，领导就找他询问回家奔丧的事，看他是否说的实情。原来，早就有人偷偷跟着他到我老家半山湾乡下，监督他看他是否为我奶奶的丧事大操大办。说起来其实好笑得很，别说大操大办没那个钱，小操小办都没有钱，连给我奶奶制的那副薄皮棺材，都是我父亲找人借的钱，去安化云辉桥买了几根树木，找亲戚做的。但父亲似乎早有预见，算定单位会来派人跟着。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他对于当时整个时代的风尚，社会的风气，单位一些人的心理，看得是很准的。
也因此，这么多年，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躲过了，没有挨过打，也没有挨过批斗。
他有时也会怀念解放初到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他曾经和我说起：粮食局一个局长，花两块四毛钱请客，开了一张发票到财务股报销了。结果，在支部生活会上，被与会的党员同志揭发出来，大伙给予他狠狠的批评，与会的人做出一个决定，要求他把这两块四毛钱补交公家，然后自己出钱印发几百份通报，发放到下边各个粮站，还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即便如此，我父亲说：“也没有看见这个局长后来对那些人采取什么报复手段。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纯粹，下级对上级提出批评，这在党内都是非常正常的事。现在似乎不这样了。”
印象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他送我。八七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天津，每年都要休一次探亲假，回家看望一下父母。那年我回家，返回天津的那天早晨，我要去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一早就要起床，到汽车站去坐班车。可那天早晨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家住在堆子塘的一座小山坡上，从家门口到下边的马路上，要走好几百米的一段距离。父亲一黑早就起床，为我找了一件雨衣，他自己撑着一把伞，父子俩提着一个大旅行包，摸着黑从家里走下这个小山坡。大雨不断地下着，四周漆黑一片，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我和父亲抬着这个大旅行包，跌跌跄跄地在大雨中摸索着往下边的马路上走。那时，父亲一句话没有说，其时他已经六十好几了，我想到这样的天气，他跟着我受这样的罪，心里很难受。
走到马路上，雨水小了一点，我回头朝自己家门的方向望去，正看见我母亲倚着门框，背后灯光照着，她老人家探头朝漆黑的山坡下边张望，想看看我和父亲是否已经到了马路上。其实，那样黑魆魆的夜色，她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她老人家那张剪影，被灯光照着贴在门框上。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无言的痛楚，只觉得有一样锋利的锐器，猛地扎向我的心头。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和着雨水在我的脸上放肆地流淌。我当时心里想：“大学毕业后，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工作呢？我去外地工作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去外地工作，我让父母倚门而望，难道这就是目的？但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紧紧地提着这个旅行包。
到了汽车站的那个花围子边上，雨已经小了很多。此时恰好来了一辆私家班车，我上了汽车，找好一个座位，对父亲说：“爸爸，您回去吧，别等了。”父亲答应我一声，但并没有走。开车的师傅跟父亲熟悉，开玩笑说：“九爹，您儿子跟您还蛮客气呢。”父亲笑了笑，回答开车的师傅：“嗨，他去外边工作，很久才回来一趟。”这辆私家车因为要凑齐客人，在花围子周围转悠，走走停停。我原以为父亲已经走了，结果车子转过来，我看见父亲还在花围子另一面的路灯底下，撑着伞站在那里等着班车开走。我拉开车窗玻璃对父亲说：“爸爸，您怎么还没走呢？您走吧。”说完这句话，心里的那阵伤感猛然又涌了上来。我把脸埋在两只手掌上，再也不敢看车窗外父亲站在路灯底下的身影。当我移开两只手掌时，掌心里已经满是泪水。
这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连同我母亲倚门而望的剪影，一并刻印在我的人生印记中。三十多年过去，我始终没有忘记，每次回想起来，总感到万分伤痛，心里久久难安。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我，不仅远游，且毫无良方，徒然增加父母的很多思念、怀想和困难。想到这里，心里就止不住一阵一阵的悲伤。
经常会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名篇《背影》，想起朱先生父亲在车站送别他时去站台栅栏边买橘子的情景。
据说，朱先生跟他父亲关系并不和谐。那一次，朱先生却禁不住哭了。
作者简介：朱大平，湖南宁乡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外聘教授，国家一级编剧，天津市文博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舞台艺术评论员。历任天津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编写过大型历史剧和现代剧《燕丹子》《绝不宽恕》《子曰》《地球是圆的》等，撰写过多篇历史考据文章，八十多篇戏剧理论和评论文章，一百多篇地域文化、市井人物散文；编写了天津人艺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传记，参与编写《中外古典名著欣赏辞典》等，发表过戏曲论文多篇，电影评论文章6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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