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连载（二十八）

作者：张坚

                     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是古代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所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称为“实录”、“ 信史”。他把“文学作史学，史官当谏官”。他把“忠义是天性，笔锋当利剑”。                    

                               一

       司马迁生于史学世家，有着深厚的“史学”基因。其父司马谈任当时的太史令，博学多才，所著的《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和概括。司马谈 把修史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曾立志精修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可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

       司马迁从小就喜好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十岁便开始研习古籍。十七八岁时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向董仲舒学公羊派《春秋》。良好的家庭氛围，名师的授业解惑都为司马迁完成《史记》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司马迁和其父司马谈看来，史官理应通过记录、评论帝王言行，为后世提供借鉴。因而，他们都是以史官为荣，立志为之奉献一生。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进行封禅，举行大规模的巡行活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本应追随，记录帝王的言行，但此时却因病不得不留在洛阳。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前往洛阳。病危的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司马家自周朝就担任史官，一度功名显赫，其后却衰败下来。自从孔子作《春秋》后，史官再无传世之史，令人心痛。能够接续古代圣人的事业，再写出一部有益于国家社稷的史书，是我毕生最大的心愿。我死后，你一定要上为国家立言资治，下为家族扬名后世！”父亲把自己未能完成的修史事业寄托给儿子，这份生死之托极大的震动了司马迁，他应允道：“儿子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按照您的教诲完成您的志愿。”从此，他便立下了修史的决心。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即便是后来惨遭宫刑，他也没有退缩。

       司马迁深知，要想真正了解历史，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史实。他认为“读书”是理论学习，“行路”则是实践检验。只有把带着理论问题到实践中检验与带着现实问题到书本中寻求答案相结合，才能找到真理。司马迁由此开启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先河。这种做法和作风，对后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0岁那年，司马迁离开长安到各地游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小就养成追本溯源的他，在游历期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探究欲和好奇心。在游览韩信故居时，他听闻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但仍把母亲安葬在宽敞之处。为了弄清其准确性，司马迁就亲自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地形。对于搜索到的其他有关韩信的故事，他都要一一询问加以印证。

       司马迁行至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尽的地方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词歌赋，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为屈原不幸的遭遇痛哭流涕。这种真情实感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屈原列传》之中。

       在曲阜，司马迁去孔子的墓地凭吊，和孔子家乡的儒生一起学骑射，学行古人礼仪，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尊敬和悼念，这也使得《史记》中孔子万世师表的形象更加清晰。

       正是由于司马迁不辞劳苦万里远行，为修《史记》搜集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掌握了大量民间逸闻轶事，也让他亲身体验获得许多真实的感受，才使《史记》中的人物在叙述中血肉丰满，宛在眼前。                    

                              二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投入到《史记》写作之中时候，不幸悄然降临。这场祸事源于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并派李陵协助李广利。在一场战役中，匈奴八万骑兵围攻李陵军队，双方激烈交战，经过八个昼夜的英勇奋战，李陵军队斩杀匈奴一万多人。但同时，李陵军队也几乎弹尽粮绝，而后援部队却迟迟未到，致使李陵最终被俘。武帝得知李陵兵败，以为李陵已经战死，于是表彰李陵激励边关将士。没想到，不久又传来李陵投降的消息，武帝万分愤怒，满朝文武官员见风使舵，几天前还在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都附和武帝，指责李陵罪孽深重。

       当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如何看待李陵投降一事时，秉性耿直的司马迁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根据李陵谦虚礼让、恩信部下、忠于皇上的一贯表现，认定李陵是难得的贤良之臣，挺身为其辩解。他对武帝说：“李陵将军仅率领五千士兵，就敢于攻进匈奴内部，英勇作战，杀敌无数，而且在朝廷救兵迟迟未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奋勇抗敌，可以与古代名将相媲美，李陵将军虽败犹荣。他之所以投降匈奴，一定是为了伺机再起。”司马迁明知李广利是汉武帝最宠爱的妃子李夫人的哥哥，他依然不畏权贵，指出李广利没有及时支援是导致李陵孤军奋战，最终失利的根本原因。司马迁的直言触犯了武帝的天子颜面，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打入大牢。负责该案的酷吏杜周用尽各种手段残害司马迁，使其遭受了身心的残酷折磨。在狱中，他不断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身为史官，为什么就不能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呢？”不久，又传来消息称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未经证实，便下令处死了李陵的妻儿老小。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处死刑，仗义执言的司马迁一下子跌入人生最凄惨的低谷。

       按照汉朝的刑法，减免死刑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五十万钱赎罪，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官微家贫，自然拿不出钱来赎罪。宫刑是中国历史上五大酷刑之一，它既摧残人的身体，又极大地侮辱人格。面对这两难的选择，司马迁绝望了，甚至想自杀。这时，父亲的临终嘱托浮现在眼前，他想到了双目失明后作“左传”的左丘明，想到了剜掉膝盖骨后撰写《兵法》的孙膑。在生与死之间，他最终选择了生存。尽管这生存的代价是如此惨痛、屈辱，但只有活着，理想抱负才会有机会实现。这或许正是《史记》能够成为“史家绝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司马迁出狱后，改任中书令。他并没有怨天忧人，而是更加发奋，矢志写出一部能够辨明古今兴衰之理的史书。中书令是负责传宣诏令的宦官，有机会阅读到皇家收藏的许多珍贵史籍和重要资料。司马迁牢记父亲的遗志，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埋头苦读，多方比较异同，鉴别真伪。公元前91年，司马迁历经14年，倾其全部精力，终于写成《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把书稿送给名震当时的大文豪东方朔看，东方朔读后叹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其为《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世家”、“ 列传”、“ 表”、“ 书”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多字，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公元前101年共三千年的历史。

       《史记》既是一部历史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开中国传记文学之先河。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历史和文学这两个领域里，司马迁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其实录精神。他所摘录的每一个历史故事，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力求真实、准确。班固在评价司马迁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称赞他立论公允，叙事可靠，夸奖人有依据，对丑恶行径不隐瞒。在记录史实的过程中，司马迁冲破“为尊者讳”的传统思想束缚，敢于秉笔直书，大胆地披露、无情地讽刺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在《封禅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司马迁爱憎分明，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历史人物的实际行动为标准。在《史记》中，他为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之类的下层人物立传扬名。他跳出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的牢笼，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出身贫苦，而且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正史中一般是归为乱臣贼子来立传，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将相相提并论，并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并指出：人民有权利推翻暴虐无道的封建君主。对于一个身处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正是：“为人说真话，让己戴重枷；万万史记言，笔笔不作假”。

       司马迁是一位史官，他的职责只是记录。与同时代的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他之所以修史成名，在于他的务实品格、求实精神。他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后世历代史学研究者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效仿的典范。

作者简介：

       张 坚，礼泉县西张堡镇土洞村人，1937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55年5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退休。先后在乡政府、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县革委会生产组、山区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区划办、农村改革试验办等部门及建陵公社任职工作。当选过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第五届县委候补委员。在岗期间，贯以清正勤奋，忠党敬业，求真务实，不鹜虚声。退休后，本色不改，勤劳不息，建园务果，看书习文，所著《心路历程》《乡土情》两本书被连载发表在全国《都市头条》网络平台，可百度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