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是我姑父。
罗文（1928—2006），原名罗恒禄，生于贵州省遵义县新舟区杨绿乡埃山村河坎。8岁启蒙，先后就读于羊舞场国民小学、禹门初级完小、遵义县初级中学等校。1949年参加革命，1954年入党，历任新舟区青年团委副书记、区委秘书、遵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于遵义县党史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1989年获评遵义地区‘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我的一家》,是罗文用毛笔撰写的手稿，其书法兼融儒家之端庄、道家之虚淡，笔势如行云流水。全书分三辑：一为影像志——28张家族照片，涵盖祖父母至子媳三代，尤以罗君彝、罗有余等革命者影像为珍贵史料；二为口述史——6篇家族成员自述，含杨惠堂、罗磷、罗文等革命回忆；三为文献集——8篇官方档案，包括烈士墓志、游击队战记、罗磷悼词等权威文献。
反复阅读《我的一家》，感想颇多。我思虑再三，尝试从信仰之路、精神血脉、史志使命三个维度解读《我的一家》。
信仰之路：四兄弟的革命觉醒
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兄弟四人，是遵义地区投身革命的早期代表。他们诞生于中国觉醒年代，是怀抱救国理想的爱国志士，最终成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初心”，与党的“初心”高度契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民族独立和复兴、人民解放和幸福奋斗不息。
（一）“初心”的萌发与确立
“初心”有一个萌发与确立的过程。
罗磷在回忆录中写道：“时值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运动。1933年，大哥君彝不再经商，常赴遵义县城与在省立三中读书的有余、罗红兄接触，通过他们结识了在三中图书馆工作的谢树中等同志。受进步思想影响，君彝兄开始了革命活动。”
罗磷还记述：“1933年，曾在北平参加救亡活动并加入共产党的余正邦返遵，任教于省立三中。他利用讲坛传播革命思想，罗有余、罗红等学生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立志为之奋斗终身，成为学生中反蒋抗日的骨干。”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领导。为牵制敌人，红军组建了遵湄绥游击队，活动于遵义、湄潭、绥阳三县交界。罗磷回忆：“游击队政委王有发派谢树中联系我几位兄长后，经研究，决定在农民徐绍臣带领下，让大哥君彝向王有发政委当面汇报了敌情。当晚，游击队便决定消灭宋家坝区公所民团武装。”
1935年冬，罗有余、罗红经中共地下县委考察，由杨天源、谢树中介绍，于新民小学入党。1936年春，罗君彝亦经县委批准入党。不久，罗红返回埃山村，与罗有余、罗君彝商议恢复遵湄绥游击队活动。“他们在埃山村罗氏宗祠召开会议，罗君彝、罗有余、罗红、胡瑞熊、夏克明、杨玉林等十八人参加，决定由罗君彝负责组建。罗君彝、罗红背着父母变卖家存烟土，并向大姐罗俸仪借得二百银元。筹集资金后，他们先购买了两支手枪，接着立即向县委宣传委员谢树中同志汇报重建游击队的计划。”
至此，罗氏兄弟完成了从寻求真理的懵懂少年到矢志革命的热血战士的转变。
（二）“初心”的彰显与践行
1.罗君彝：从“同情劳苦”的商贩到“舍生取义”的游击队长
罗君彝（1910-1938）幼读私塾，熟习古典文学。十四五岁随父经营养蚕、缫丝、银耳生意，“常接触贫苦农民，深体其艰辛，极为同情。父派收租谷，他总让农民多挑些回去；对困难者慷慨解囊，常接济季光兴、徐绍臣、柏树清等邻里。” 他秉性刚直，富有正义感。一次，得知敖三娘被“吴士霸王”欺凌后，“愤愤不平，代其请来当地知名人士评理，当众指责吴是‘欺压穷人，白昼行劫’，并狠狠打其耳光，为敖三娘伸张了正义。”
1935年3月，红军组建遵湄绥游击队。友人谢树中深知君彝为人与住处，通知其至磨刀溪游击队驻地报告敌情。“罗君彝与徐绍臣立即赶往，向王有发政委详述敌情。游击队遂决定夜袭宋家坝民团，罗君彝与徐绍臣毅然参战，担任向导。夜袭成功缴械后，为保护罗君彝，游击队让其返家隐蔽。”次日，游击队遭敌联合围剿，分头突围。
1936年春，罗君彝经中共遵义县委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罗君彝据此精神，与国民党贵州军暂编第五旅柳继明部谈判：“协助其副官张继武在火烧舟一带招募新兵一百名，新兵送交后，委罗君彝少校处员职衔，并给予快慢短枪20支，组成黔东北抗日武装宣传队，负责募集抗日经费。”国民党内部反动势力破坏合作，同年12月14日，罗君彝与两名游击队员在羊舞场突遭遵义县第三区区长王席珍、东二区区长李崇伦合谋策划的地方武装逮捕。被捕后，罗君彝坚贞不屈，于1938年1月2日在九龙场阎王寨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的誓言，正是其毕生追求的写照。
2.罗有余：从“启蒙农民”的教员到“身陷囹圄”的革命者
罗有余（1913-1937）提出“要相信革命，不要相信命运；相信命运，只有死路一条。”“跟共产党走，前有生路；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并将此写入其1934年在罗氏祠堂开办的农民夜校识字课本，成为遵义早期共产党人启迪民智的典范。他言行如一，为党勤奋工作，积极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不懈斗争，直至献出生命。
1932年，罗有余考入省立三中。时值“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高涨。在京粤的遵义籍进步青年陈沂、余正邦、谢丰、肖之亮、杨天源等寄来的进步书刊，对其影响深远，使其立志革命，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生的追求与不变的初心。
1934年从省立三中毕业后，罗有余返回埃山村，与罗红共同创办农民夜校，动员七八十名青年农民学习。“不仅教识字，更宣讲抗日与革命道理，号召摆脱天命束缚，跟随共产党革命。”在其影响下，庹能鹏、李坚平等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后因内奸陈文范告密，罗有余与谢树中、周济同时被捕，关押于巴县监狱。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罗有余虽盼重获自由，但因狱中非人待遇，身染重病，极度虚弱，虽经难友谢树中、周济等竭力照顾，仍于1937年9月29日含恨辞世，年仅24岁。
周济在1984年遵义县党史座谈会上赋词《渔家傲·怀念罗有余同志》：“海风井前初相识，脱衣相赠情深切。颜村建立党组织，被告密，县委成员均入狱。牢内同时遭病袭，一生一死情难息。壮志未酬与世别，此情节，留在脑际永不灭。”罗有余虽英年早逝，但始终忧民所忧，乐民所乐。
3.罗红：从“求知青年”到“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人
罗红（1917-1978）的革命生涯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18岁的罗红受五四精神感召投身救亡运动，在遵义与罗有余创办农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同年5月入党后，他一方面借助夜校阵地，结合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持续向青年群体阐释革命道路的艰巨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持续参与地下工作，为遵湄绥游击队提供情报支持，将埃山村发展为可靠革命据点，将绝望淬炼成希望。
1938年4月，罗红响应抗战号召，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抵达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在抗大期间，毛泽东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教育方针，深刻塑造了他的革命品格。抗大毕业后，他继续在政训队深造，1939年6月任抗大教导队支部副书记期间，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展现出坚韧不拔的乐观主义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罗红历任抗大干部、八路军后勤政工干部、太行区党委城工部委员等职，积累了多岗位实践经验。新乡解放后，他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参与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工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领导岗位上仍持续关注遵义地区革命斗争，通过罗磷等渠道了解情况，并寄送《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著作，始终致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罗红同志用四十余年革命实践，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干部的蜕变历程，其贯穿始终的忠诚品格、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以及终身奉献的崇高精神，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重要历史样本。
4.罗磷：从复仇者到建设者的信仰进阶之路
1938年初春，年轻的罗俸齐（1923-1995）背负着兄长君彝被害的刻骨家仇，踏入了遵义省立师范的大门。在地下党员谢树中、杨天源的引导下，他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进步读书会，个人的仇恨火焰逐渐熔铸为崇高的革命理想。1940年4月，当他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已明确认识到：革命的终极目标不再是个人复仇，而是拯救整个民族于水火。
然而革命道路并非坦途。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武汉失陷后掀起反共高潮，遵义党组织遭遇严峻考验——特务追捕步步紧逼，叛徒夏思明、肖矿的出卖更让地下工作雪上加霜。危急关头，罗俸齐得到党组织批准更名为“罗磷”，迅速转移至桐梓省立高中。这不是简单的身份隐遁，而是一名战士在腥风血雨中的蜕变重生。当桐梓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时，他坚守在校园传播真理，让《新华日报》在青年学子手中秘密流转，直到追捕的风声迫使他转入黔东深山。
1947年初夏成为命运的转折点。在穿越敌军封锁线后，罗磷在郑州成功联系到解放区交通员。当他踏上太行山解放区的热土时，一个全新的时代画卷正在展开。在北方交通大学的求学岁月中，他迅速成长为学生会骨干；担任唐山市学联主席期间，组织协调能力获得充分锤炼。1951年调入铁道部后，昔日潜伏于黑暗的革命战士，转变为新中国钢铁脉络的铸造者——从直属团委干部到科研计划处长，三十余年间他将毕生所学倾注于祖国交通命脉的建设。他在离休时如此总结：“若无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厚情怀，何能在白色恐怖中坚守初心？”
精神血脉：三代人的风骨传承
罗氏家族在动荡的近代中国历史中，以清晰可辨的精神谱系铸造了世代相传的精神血脉。这种精神品格由先辈以身垂范、后辈坚守传承，展现了家族精神力量的强大延续性。
（一）仁厚济世：罗明华的风骨奠基
罗明华（罗文祖父）是挨山罗氏家族精神的第一代典范。他精通蚕桑技术，善营农商，兼具精湛的眼科医术。其精神底色在于胸怀仁爱与明辨大义：他乐善好施，广结乡邻；洞察民生疾苦，深恶国民党腐朽统治；受子女革命理想感召，开始理解并支持革命事业——他不仅热情接待往来家中的革命同志，更在红军游击队员被捕后，果断利用个人关系“设法保释其安全转移”。其行医济民、患难相助的仁厚品格深刻影响了家族后人的价值取向。
（二）清廉立身：杨惠堂的铮铮家训
面对动荡时局与家庭困境，杨惠堂（罗文母亲）以“清廉刚正”为治家根本。家中两度被国民党抄掠，罗磷投奔解放区致其父罗明华入狱、倾尽家财，更使罗文1947年被迫辍学。在生计无着之时，杨惠堂亦严词拒绝谋取不义之职，铮铮誓言道：“就是穷得开不起锅，也不去当国民党区公所师爷”。在她心中，清白家声重过一时温饱。这份坚守同样体现在她对婚姻的态度上，牢记丈夫罗君彝嘱托，面对改嫁劝说毅然选择守护子女，以行动诠释承诺重于私利。
（三）大义担当：杨惠堂的勇烈气节
在家族存续与国家命运交织的关键时刻，杨惠堂以无畏的气节书写了罗氏的“勇烈”本色。当革命需要支持时，她深明大义：1937年秋，罗红因同志被捕急需转移延安却筹措路费无门，她洞察其焦虑后，毅然将熬夜纺织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一碗大烟）倾囊相授。更为悲壮的是当危难临身：1942年敌特为抓捕化名转移的罗磷，残酷折磨杨惠堂。但她“在凶残敌人面前毫不畏惧，任凭恐吓严刑，只答‘不知道’”，以血肉之躯保守秘密，其坚贞令敌特束手无策。这份肝胆照映了挽联所赞——“经磨历劫方显巾帼本色”。
（四）克己奉公：罗红、罗磷的忠廉本色
这份由祖辈父辈以生命和血泪浇铸的家风，最终内化为罗红、罗磷兄弟的精神自觉与政为民的不渝坚守。建国初期位居要职的兄弟二人，在“三反五反”等政治风浪中严守党纪家规，始终践行“两个务必”精神。罗红被赞为“工作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罗磷则被女儿追忆“无私助人”，虽居高位仍“一世辛劳余两袖”，获赞“无私无憾应自安”。其为官以廉，待人以诚的风范，正是清廉家训与革命理想在和平时代交相辉映的真实写照。
（五）修史存志：罗文的红色守护
罗文退而不休，率队千里寻访，重走战争路，在荆棘荒冢间扶起倒伏的烈士墓碑；废寝忘食编纂《革命英烈》，用相机记录被湮没的忠魂遗迹；疾呼修建烈士陵园，让"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浩气永驻山河。
从罗明华的济世仁厚，到罗君彝遗孀杨惠堂的清白持家、忠义无畏，再到罗红、罗磷的克己奉公、罗文的红色守护——“淳厚”构成了贯穿罗氏家族血脉的精神底色。这份精神遗产——济困扶危的仁心、拒腐崇廉的风骨、舍生取义的勇气、克己奉公的本色、皓首穷经的守护——不仅塑造了一个家族的脊梁，更在时代风云中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家风穿越时空的强大感召力与永恒价值。罗氏家族的精神血脉，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文化财富。
三、史志使命：以笔为炬的红色记忆
罗文先生的一生，是“玉汝于成”的奋斗史诗，更是以笔为炬、守护红色血脉的精神长征。其遗作《我的一家》，远非寻常家族回忆录，而是一部以生命践行“为英烈立言”使命的赤诚证言，其创作历程与精神内核，折射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穿越时代风雨的执着初心。
（一）荆棘载途：苦难淬炼的史志赤诚
罗文的初心，在历史狂澜的拍打下愈发坚韧。1966年，他被冠以“现行反革命”之名押送劳改，却在同年凛冬以无畏之姿与同仁书写大字报，直指地方领导“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这份对真相的坚守，正是他守护历史火种的初啼。三年后虽重返岗位，主持县委宣传工作，但真正的使命觉醒于退居二线之时——1984年，当何寅一句“你来搞党史”的邀约点燃了他抢救革命记忆的急迫感，他想起川中老同志的嘱托：那些消逝的烽火记忆，必须化作滋养后人的精神食粮。于是花甲之躯重披战甲，执掌党史办，将余生献给抢救红色记忆的远征。
（二）步履为笔：血汗浇筑的历史丰碑
罗文的创作，是用双足丈量、以血汗誊写的立体史书。他深知亲历者凋零的紧迫，率队开展“重走战争路，寻访英雄志”，千里跋涉采集口述。湘江血战、娄山关烽烟在步履间苏醒，长征精神于泥泞中具象。而编撰《革命英烈》时，他化身“荒野寻碑人”：肩扛相机深入荆棘荒冢，茅草割破衣衫，乱石划伤手足，只为扶正一块被湮没的烈士墓碑。这份近乎殉道的虔诚，最终凝结为修建烈士陵园的呼吁——让无名忠骨重获庄严祭奠，使历史伤痕升华为精神图腾。
（三）立言不朽：红色基因的永恒铭刻
《我的一家》的灵魂，深植于1935年“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的碧血丹心。罗氏族人如罗君彝等，以血肉之躯化作插向敌后的尖刀，在围剿中喋血山野。罗文以笔墨重现这场“绝地反击”，正是对《左传》“三不朽”的当代践行：
为立德者立言：将游击队“前赴后继”的忠勇，淬炼为“遵道行义·自强不息”的城市精魂，让红色基因从教材走入心灵；
为苦难者铸钟：痛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无数英烈的牺牲，将血色记忆化作复兴征程的警世钟；
为来者点明灯：揭示先烈在“白色恐怖”中“心怀理想，坚忍不拔”的初心，激励今人在盛世中赓续担当脊梁。
（四）薪火长明：跨越时空的初心对话
《我的一家》这部沉甸甸的手稿，既是家族史诗，更是一部“以文载道”的信仰之书。它见证罗文从文革囚徒到史志守护者的蜕变，也完成了一场跨越半世纪的初心接力——当罗氏先辈以身躯捍卫山河，罗文则以笔墨守护他们的不朽。立言非为留名，而为让迷失者寻得星火，让民族长路永沐赤诚之光。
初心非抽象符号，而是在荒冢前俯身的虔诚，在岁月里打捞真相的执念，在血泪中提炼希望的勇气。
2022年12月16日于皂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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