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胡
作者：龚强
那是1967年的事,当时我不满13岁,还在上小学七年级（因“文革”晚毕业一年,所以，我们那届小学毕业生上了七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dgm”开始一年了，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了。我们家的新邻居是“根红苗壮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所以，赶走了原来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堂而皇之地搬进了我们这栋“臭知识分子”成堆的科技人员宿舍楼。我们家也接到 “必须搬家”的通知，多亏妈妈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几经周折才勉强没被赶出去。至于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是“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所以，每天只能躲在屋子里，不能出去玩。这也是家长要求的，“没事别出去，免得惹事”。
“文化dgm”期间，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成立了无数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新邻居家的老大是中学生，哈尔滨市第63中学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他家刚搬进来时用老大的话说“一下子感觉屋子大了许多，而且变成两个屋”，所以每天都找来一帮中学生来他家练习乐器。吹笛子的、打扬琴的、拉二胡的、弹中阮的……。吹笛子、打扬琴大致还有个调，弓弦乐器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啦，因为音准出问题，出来的声全是噪音，让人根本就没法听……但尽管这四、五件乐器是大齐奏，节奏、音准也不好，因为是门挨门，出于好奇我还是经常凑过去看他们练习，人家练习一段时间后休息了，乐器就放在椅子上，我也去看看，琢磨琢磨，再后来经过允许就直接上手鼓捣起了二胡。由于在幼儿园时学过许多儿歌，平时又喜欢咿咿呀呀地唱，收音机里的歌曲大多是听会的，只要听到音乐就能唱出谱子，也许这就是对音乐的识别能力较强吧。尽管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简谱，什么是五线谱，更不知道什么是小节线、休止符……但我从（1、5弦，D调）开始练，接着我又开始练（5,2弦，G调），很快就“弄出来了调调”，再加上人家鼓励，我更认真地看人家演奏，自己揣摩，居然可以用二胡拉一两首歌了，据说音准还不错。渐渐地，我对乐器产生了兴趣。尽管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演奏技巧、乐曲乐谱，只是听歌曲的旋律就模仿着用二胡去拉，但很快就能拉《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曲了。那时候的演出非常多,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来说，多一个人伴奏求之不得，于是，我被拉着参加哈尔滨市第63中的演出伴奏了。
出去演出，给节目伴奏，人家有乐器借给我用，但演出结束了，我就没有乐器了，我无数次跑去秋林公司二楼乐曲部看二胡，无数次央求妈妈给我买一把二胡，妈妈就是不答应，我无论如何怎么也说服不了妈妈。多亏有一次参加哈尔滨市第63中演出，我在台上伴奏，同院邻家的一个大哥哥沈杰看到我参加演出在乐队里伴奏，回到院里遇到我妈妈说起此事。沈杰平时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不错，妈妈对他印象很好，经常说“沈杰这孩子以后有出息”，所以经他一说，妈妈终于勉强吐口了。我兴冲冲地领着妈妈到秋林公司二楼的乐器部，站在乐器柜台后面的老柜员一见我来了几乎笑出声来，“这孩子来这儿看二胡不知有多少遍了”。他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各种二胡。几经斟酌妈妈给我买了一把4.8元钱的二胡。老柜员当时还有些尴尬，因为他那么热情向我们推荐的都是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二胡。但我还是心满意足的，我有了自己的琴！4.8元对当时的工薪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就是从这把二胡开始，我步入了规范练琴的轨道。
在找二胡老师学习的问题上也是有一番波折的，买了二胡后妈妈说，找老师没问题，因为她的同事陶桂荣的丈夫张鑫林是龙江剧院拉二胡的，而且小有名气。妈妈信心满满地带我去陶老师家，诚诚恳恳地说明来意后，不想却被人家婉言谢绝了，或者说是碰了一鼻子灰。当时张鑫林已经是黑龙江省龙江剧院的副院长了，政治上积极进步，而且根红苗壮，前途不可限量。他的理由是“你儿子家庭出身不好，我不好培养，即使学会了，以后拉得再好也没用”。尽管妈妈一再恳求说：“这孩子资质好、聪明，又特别喜欢二胡”，但人家还是没答应，我们只好悻悻地返回。后来妈妈单位来了一位勤杂工，这个人非常好，朴实热情，妈妈与她接触后得知他爱人叫刘金亭，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民乐系，现在虽然在省龙江剧院是作曲组的，但原来是学二胡专业的，于是，把我想学二胡的想法说给她，她当即就答应了，真是热心肠，且快人快语。
师住在龙江剧院家属宿舍，这是一幢明楼梯（室外楼梯）的圈楼，一楼中间门就是刘老师家。刘老师人非常热情，听我拉了两首歌曲后给予我热情的鼓励，“音准和节奏都不错”。我在刘老师那儿平生第一次见到铜轴二胡，其实他的那把琴在今天看来也并非有多好，但在当时就是专业二胡了。第一次上课刘老师给我留了几首练习曲，一周后回课，我拉完后刘老师非常惊讶，问我：“你以前拉过这几首练习曲吗？”我回答说“没有”。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满意的。从此，我进入了上课，一周后回课，再上课，再回课的专业二胡学习阶段。由于发自内心的喜欢，而且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文革”期间有大把的时间“停课闹革命”，我练琴又非常刻苦，因此，进步飞快，甚至超出了刘老师的想象。演奏王国潼的《二胡快速练习曲》《二胡音阶练习》《二胡练习曲选》《二胡基础教程》《二胡基础练习三百首》；赵砚臣的《二胡练习曲集》等都能够达到令刘老师满意的效果，并且开始练习二胡独奏曲了，记得当时练过的二胡独奏曲有《草原上》《在草原上》《喜洋洋》《山村变了样》《故乡行》《赛马》《江河水》《红旗渠水绕太行》《子弟兵和老百姓》《金珠玛米赞》等，阿炳（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听松》，刘天华的《病中吟》《良宵》《烛影摇红》……十首二胡独奏曲等。刘金亭老师为人真挚，对业务极其认真，在艺术追求上精益求精，每次回课他扣的都非常细。音准、节奏、风格、感情处理等。记的每次回课刘老师都非常满意。一次，回《山村变了样》这首独奏曲的课，较之刘老师留课时的要求有几个地方我在演奏时作了一些改变，刘老师问我为什么这么处理，我解释说：刘老师留课时要求，演奏上要注意表现出旋律轻巧、节奏爽朗，曲调悠扬，略带山歌风味的特点。所以在我技巧熟练完成后，在音乐表现上尽量做到有一种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情感，演奏时我的脑海里似乎会展开了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那是江南小山村雨过天晴后的秀丽景色。由于这是一首南方风格的乐曲，所以在演奏中段的小快板时，尽量注意音乐的连贯与均匀，没有太强的颗粒性，而是将十六分音符奏得轻巧、灵活。尤其是乐曲的结尾注意表现宁静、安详的意境，这样也许使人感到回味无穷。这样的处理，得到了刘老师的充分肯定。
跟刘老师学习二胡演奏期间，都是在他家上课。在他家的书柜上，我看到摆着的一些音乐方面的专业书，课间休息一会，偶尔我会小心翼翼地去翻翻它们，尽管似懂非懂，但好奇心驱使，有了深入了解的想法。就是从那时开始涉猎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学习基本音乐理论，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是没有钢琴，好在我在宣传队拉二胡的演奏水平、进步速度令所有的人都惊讶，迅速成为宣传队乐队的“主力”。宣传队里有一台手风琴，一般是不允许动的，而我得到了“特许”，这对我学习基本乐理帮助非常大。在这架手风琴上，我认识了大三和旋、小三和弦、属七和弦、减七和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音乐理论产生了兴趣，尽管学习非常艰苦，经常会遇到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困难，但我还是一点一点地把它克服了。我每天除了坚持六个小时以上的练琴“雷打不动”，剩下的时间就是扣“音乐理论”。刘老师教我二胡，所以遇到许多音乐理论上的问题我不好意思张口问。实在弄不明白了，我才开口，记得第一次请教刘老师是一个“调式”问题，刘老师十分惊讶，“你怎么研究这些？”我怯生生地说：“我喜欢这些”，本以为刘老师会说“你拉好二胡就可以了”，没想到他却说：“拉二胡也必须懂得音乐理论，我现在不是在搞作曲吗？”并对我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释。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借音乐知识、理论方面的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音乐教育家陈正昆老师，交谈后陈老师热情地告诉我，“今年在南岗教师进修学校讲课，你来听课吧”。于是，我得以经常去听陈老师的课，而且有了请教的机会。用陈老师的话讲：“小龚提的问题有深度，许多问题始料不及，我喜欢这样的孩子”。 就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已经把《基本乐理》《和声学》《复调》《配器法》等基本音乐理论课程都认真学习过了，而且还看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以及音乐家传记，中外音乐故事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一次回课，我演奏完《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后，刘老师给与我热情的鼓励：乐曲完成得很好，引子和旋律部分的演奏，表现出了浓郁的豫北地方风格，精神风貌的表现也很准确。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很多音乐方面的事。当刘老师知道我学习了那么多的音乐理论课程，而且都掌握的非常好时脱口而出：你比我这个专业本科毕业的掌握得还多，惊讶之余他动情地说：“真是难得的人才，你如果不去大的专业团体真是太屈才了！”
我第一次参加专业考试是在黑龙江省龙江剧院。当时龙江剧很火，龙江剧院乐队拟招演奏员，刘老师说：你去试试吧。其实，刘老师心里是有数的，无论是演奏技巧，对乐曲的理解能力，风格的把握，还是音乐理论，尤其是文学、史学素养，与其他几个参加考试的人相比都是比较拔尖的。唯一有些没底儿的是张鑫林的学生张利民也报考了，而且他还是干部子弟，母亲还有“超强的办事能力”。但是，我还是去参加考试了。开始考试进行的很顺利，三轮过后，就剩下我和张利民了。我参加考试的曲目之一是《三门峡畅想曲》。演奏完之后，张老师语调平和却略带质疑地问：“说说你对这首曲子的理解，曲子表现的是什么？”由于我一般拿到一首独奏曲后特别注意乐曲介绍、创作背景，表现意境等等，平时练琴时也特别注意每一乐段的表现内容，整体要表达什么，整个演奏风格等等，而且这首曲子的简介熟记在心，所以脱口而出：“这首独奏曲采用回旋曲式结构，描写了三门峡水库的雄伟壮观，刻画了建设者们的豪爽的性格和战天斗地形象，表达了他们崇高的志愿和对未来的憧憬”。考试本来就紧张，所以我不敢多说。看到我欲言又止，旁边的几位老师鼓励我：“说下去，说下去”，还有一位看似年轻的老师脱口而出：“详细说说，真不知道曲子表现的是啥，再说说你拉这个曲子时的想法”。得到允许后我不无余悸地稍微展开了一点：“我虽然没去过三门峡，但看到过照片。我想当人们站在高处极目展望时，整个三门峡水库、雄伟的大坝，通过大坝喷涌而出的黄河水流，会引发无限的遐想，不仅会因其壮阔而感动，因其宏伟而震撼，因其雄姿而自豪，还会联想到从天而来的黄河水一直放荡不羁，无拘无束，而三门峡大坝擒龙伏虎，将桀骜不驯的黄河强行抑制于坝后，令其瞬间失去了狂妄。而大坝前面喷薄涌出的汹涌浪涛和那振聋发聩的激流隆响依然让人闻而生敬，望而生畏”。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又急不可待地盯着我：“接着说，接着说”，我不得不继续说下去：《三门峡畅想曲》的演奏基调应该是充满激情、雄浑高亢的。引子是比较自由的散板，从平静、辽阔、到澎湃、激昂。演奏引子时，不能过慢过缓，更不能停滞，通过节奏的变化、音量的变化，描述出黄河多愁善感、千变万化、一泻千里、奔腾汹涌的感觉……。最后，业务考试的成绩我远远高过其他应试者，但还没政审我就被告知“政审要求很严，你考虑自动退出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过了很多年，张利民与我认识的一个人在一起闲聊时无意中道出原委：“我业务比不过他，只好靠送礼解决问题了。我家长也非常有力度，政审的事也巧妙地点过去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种伤害是难以言状的。冤枉、委屈、难过……我的心底里一直有那么一句话在重复：“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并自我安慰，“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从那时开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下大功夫考出去。后来我听说北京的文艺团体，尤其是军队文艺团体在执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政策上比地方要强，于是，更坚定了我“考北京、考军队”的信念。我练琴更加刻苦，对音乐理论，尤其是民族音乐的学习更加深入，业务进步也突飞猛进。冯少先老师对民族器乐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于是，我专门到冯老师家去学习。他帮我处理的二胡曲《黄水谣》《红军哥哥回来了》确实与众不同，无论是感情的表达，还是韵味的把握都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省歌舞团民乐队的几位老师听了我的演奏后异口同声地说：“演奏技术、技巧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而且对各种风格、流派都掌握的很到位”。尽管如此，“政审”这一关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极“左”思潮在黑龙江相当严重。后来有人说“他根本没想考黑龙江，一心想去北京”，其实，我要考北京的文艺团体完全是出于无奈。以后，我又得到战友文工团许讲德老师、空政文工团蒋巽风老师、中央广播文工团王国潼老师等名家的指导，且赞誉有加。在这些大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战友文工团、空政文工团、长影乐团的业务考试，但每次都是业务合格，政审不合格！
为参加考试，我还经历了一次趣事，既出乎意料又充满苦涩。参加哪个文艺团体的考试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出门很早，以免耽误时间。可那天异乎寻常的顺利，我乘坐无轨电车，早到了两个小时。正好练练琴，于是，我在路边围挡花草的矮围栏坐下，调好弦开练。从快速练习曲到演奏曲目，由于专心致志，非常投入，我根本没感觉到旁边围了许多路人。当我拉完《三门峡畅想曲》最后的快板后，突然想起了一片掌声，接着，我的脚下出现了1分、2分、5分、1角、甚至5角的零钱，足有五六元钱。在二十世纪的70年代，一两块钱都是大数呀！何况是五六块钱的“巨款”。我猛然意识到，路人把我当成是“拉琴讨饭的”了，我赶紧站起身来，边收拾二胡边说，我是来考试的，当时恨不得瞬间逃离。见状，几个放钱的人才弯腰把自己丢下的钱拾走。一对老夫妇站在一旁没有马上走，我抬眼一看，他们的气质与众不同，老先生欲言又止，那位老阿姨拽了拽老先生的衣袖，接着是一声长叹：“唉……”。当时我并未觉得怎么样，但过后想来，耐人寻味，又不解其意。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依旧是个迷。
参加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考试时，正值新影乐团排练民族交响乐《乱云飞》，考试安排在排练中间休息时间，所以，民族乐团的全体演奏员都听了我演奏的考试曲目。板胡大师刘明沅主持考试，我演奏了刘文金先生作曲的《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还演奏了许讲德老师的《金珠玛米赞》。因为是考试，没有伴奏，就是我的一把二胡“干拉”。记得当时我在兜里放了一小把苞米面，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办法，因为我演奏时一紧张手指就会出汗，所以在演奏前用手指在兜里捏几下，苞米面比较粗，把苞米面颗粒弄掉之后，手指上有一些薄薄的粉，出汗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演奏完之后，全场一片掌声，众人赞不绝口，尤其是刘明沅老师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接下来，刘明沅老师亲自带我到人事部去填表。管人事的人给了我一张表格，我在看这张表格时，听这位人事干部说：“刘老师推荐演奏员我们信得过，但北京市有“三不招”——没有正式工作不招、政审不合格不招、家庭成分不好不招”。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拿起笔，工工整整写下名字、性别、生年月日等，在写到“家庭成分”时我的手停了下来，迟疑良久……我还是充满委屈地把表填完了。以下，除了刘老师和人事干部说“这孩子的字写得真漂亮……”，后面的话我几乎什么都没听到。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刘老师不无遗憾又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大门口。他一再鼓励我：“管人事的同志说研究研究，你千万别放弃，不然再到别的单位试试。”离开北京，回哈尔滨，途经长春，我又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乐团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全乐团众目睽睽之下，我演奏了《三门峡畅想曲》《金珠玛米赞》等二胡独奏曲，得到了乐团在场演奏家、音乐家的交口称赞，当得知我在北京考试的经历后，那位负责人说：“我们和新影乐团一样，都是文化部直属，对政审要求很严……”，结果可想而知。
光阴荏苒，1971年，我们中学毕业了。我们这届仍然叫1970届毕业生，其实，与往届毕业生最大的不同是，非常幸运地全部“留城分配工作”，而1971届及以后毕业的中学生，又进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中，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政审不合格”，一直不给分配工作。我只好一边干临时工，一边坚持练琴。当时练琴更加刻苦，每天确保六个小时以上的练琴时间。我从小与奶奶感情很深，记得奶奶去世后的十几天里，在家里不好练琴，我每天跑到离家很远的马家沟老飞机场（现在宣庆街以东）野甸子，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
1975年，地质队招工，因为属于“上山系列的外地招工”，我终于被招工到黑龙江省地质第四大队，在大兴安岭的多宝山铜矿勘探区出野外工作。我们几十个小青年刚参加工作到多宝山报到，因为是野外集体生活，给每人发了两个大搪瓷铁碗，我们这些干了几年临时工的人，兴奋地戏称“这回有了铁饭碗”。
当然，每天在野外工作一天，我依然还是要练琴，尽管每天野外工作非常累，且空闲时间也少，又有测绘学习任务，但挤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所以，我一直坚持着。也参加了地质部门的许多演出，有地质大队的，有地质局系统的，还有省里的汇演、调演，以及国家组织的汇演等。那些年我的独奏一直深受欢迎。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工作、学习、家庭等诸多原因，我演奏二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虽此有所失，彼有所得，但仍然是一种遗憾。
我与二胡的往事充满了心酸、艰难与苦涩，但它也带给我很多很多。于是，有了《学音乐带给我的苦与乐》《我对音乐的感悟与认识》。再后来，有了专著《黑龙江音乐史》（上、下册）、《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纪实》（上、下册）、《黑龙江音乐史纲》（上、下卷）……
二胡、音乐，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程。我一直感觉，生命是一次无悔的穿越，它时而沉默，如一盏灯默默恪守着自己的法则；它时而平静，如止水静静聆听着岁月的流逝；它时而澎湃，如海浪一次次在纵情歌唱。生命，无忧只因经历，无悔只因深刻，无憾只因有心。生命从不卑微，恰如一朵美丽的小花，总在脆弱中坚强，在平淡中精彩，在有限中永恒。它是一首倔强的、含蓄的、深情的、流淌的、无言的歌。
有人说，时光是温柔绵软的，它可以把生硬的世俗变得婉转轻盈，还又有人说，时间是充满风情的，它可以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明媚艳丽。
而时间也是可以疗伤的，它会抚平过往的斑驳与痕迹。人生有很多驿站，只要内心是安静的，无论是站在红尘外静赏繁华，还是在尘世间百味尝尽，都会多了一份淡定与从容。
大千世界中的一切，来了开怀拥抱，走了挥手作别，只要心中有爱，看一场烟花绽开的绚丽，或守一段细水长流的平淡，都是美好的。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