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纪事

    文/王晓新 

【编者按】王晓新《暑假纪事》，讲述的是：身为大学生体验生活的“我”（小汪）写给自己岳父的一封回信——也是爱写短篇小说的“我”，根据自己到他那里度暑假的亲身见闻所写成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在大公社抗旱时期“我”的岳父——公社刘书记手下小季（季志伟）和小余（余明明）就“我”吃瓜农陈老汉的西瓜用不用付钱一事以及在是否真心对待和保护刘书记一事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做法的故事。小季是一名通讯干事，做事圆滑，善于察言观色，经常颠倒黑白，喜欢为领导歌功颂德，深受刘书记等领导的喜欢。而小余则是公社的电话员兼伙食管理员，其形象最为典型，平时不善言谈，话到嘴边总是咽回去，由于深受正直善良、卖鸡蛋的母亲的教诲，性格耿直，不懂变通，且爱实话实说，经常让刘书记、高副书记等人下不来台，尤其是就连中午给抗旱检查团管饭，刘书记让买三十斤肉回来炒菜款待，然而工于心计的小季则借传刘书记的话，将买肉菜的苦活全交给了余明明去做，自己却只负责买西瓜，心地善良而又笨嘴笨舌的小余并没有半点儿怨言，可是性格执拗一直被小季视为神经病的他却并没有按刘书记的话照做，居然擅自做主，做了一锅辣汤面，着实让刘书记、高副书记等人丢了面子。为了弥补，他就又买回了三十斤肉，由于再做已来不及，炊事员拒绝接收那三十斤肉，说检查团没吃谁还敢吃；好些干部借口要下去，也表示不吃。正逢中伏，肉放到下午，已有了腐烂味儿。余明明只好把肉扛出了公社大门。加之，肉食站拒不接受退货，余明明只好背回家去。可是在月底结伙食账时，三十斤的肉钱，余明明全认了。他每月三十元工资全部扣除，还欠六元五角。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余明明，却因扣压了高副书记的电话，入党时，却未得到善于主观臆测的刘书记、高副书记等人的认可，反而让与公社那个“闹字号赵东林”钻在一起的季志伟入了党。后来，刘书记与“我”等人居然还莫名其妙地得到了瓜农陈老汉让孙子代写的广播稿，予以表扬。殊不知，“我”吃瓜的钱却是余明明以“我”的名义替“我”暗地里垫付的，还多付了3毛钱。富有同情心的“我”在余明明母亲艰难卖鸡蛋时，就给其篮子投放了几枚硬币，正因如此，刘书记得到了陈老汉的夸赞，“我”也得到了余明明母亲的盛赞。可是在上级追查“在小锅里捞油水”的事情上，最终将责任全归结到刘书记头上的，却是季志伟。没有入党的余明明却一直无怨无悔地在保护识人不明、恩将仇报的刘书记，并最终告知了“我”不为所知的真相：“早晨用汽车送你的，你知道是谁?就是过去的闹字号赵东林。你的小舅子来他往外撵，用汽车拉着你岳父游街。现在把你岳父巴结得很紧，我倒成了活靶子。”“我”就是将这段眼见为实的经历写成了小说，作为回信邮寄给了当公社书记的岳父刘书记。小说以小见大，塑造了余明明与季志伟一正一反的典型形象，同时也揭露了黑白颠倒、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官场的黑暗。这一深刻主题，在当下仍具有讽刺意味和深远的警示意义！【编辑：纪昀清】

我的岳父是一位公社书记。

今年五月间，他来信说，让我去他那里度暑假。他答应给我提供方便条件，让我完成几个早已酝酿好的短篇小说。

我去了,待了整整三十五天。然而，临走时，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回到学校后，岳父来信询问原因，并为我虚度年华而深表不安。他哪里知道，其间的许多苦衷，我一时是无法奉告的。我苦恼着，思索着，我终于抓起笔来，立即写了一封回信。我忘记了吃午饭和晚餐，一直写到深夜两点钟。妻子说我疯了。我把信稿交她看，怕其中有不合适的言词。她看后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捉摸。她苦笑着说：“像篇小说。除了标上正题，还应加一个副题‘献给尊敬的长辈-——我的岳父大人’”。

两个多月以前，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干旱魔怔得像幽灵似的在庄稼地里徘徊。玉米叶子拧成绳儿；钻天杨的叶片垂吊下来，知了在其间焦渴地嘶叫；村寨里的狗爬在阴凉处，吐着舌头，急促吼喘。看见陌生人居然不动声色——它们已经热得自顾不暇了。

岳父这个品外芝麻官，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我真有点后悔，不该在这严重的时刻来给他添麻烦。

岳父不在家，随县上的检查团督促检查抗旱去了，他安排公社仅仅留下的两个青年干部接待我。

一个叫小季。“我是公社的文跑腿，文打杂，过去叫土记者，现在叫通讯干事，咱们都是吹喇叭抬轿子的。”他自我介绍说，机灵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像会说话似的。他撩起床单，手伸到床底下，轻轻拨了两下，两个花皮西瓜滚了出来。

“这是新品种周至红，科学院推广的优良品种。”他麻利地切开一个，见瓤口不好，合上，又切开另一个，笑了：“哈，红沙瓤。”

我吃了一块，的确很甜。他看着我贪婪的样子，满意地笑着，一牙接一牙地往我手上递。我推托肚子再也装不下了，他又把一牙送到了我嘴边：“没事，吃吧。两泡尿就尿光了。”他向我夸耀乡里的西瓜比城里的如何好，并说傍晚带我去瓜园，吃更新鲜的西瓜。

另一个叫小余。 他是公社的电话员兼伙食管理员，还抽空刻印文件、通知之类的东西。字写得歪歪扭扭，印刷质量也不好。“嘿，槽里没马，赖驴支差哩。”他正给我做解释，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没有听完对方的话，说了声“高书记不在家”，就挂上了。任对方拼命地摇铃，他也不再搭理，样子显得蛮横、烦燥。

我问：“谁打来的?”

他说：“高副书记的女儿。抗旱如救火，她让她爸爸回去给她奶祝寿哩。”

小季站在旁边，拍拍脑袋，转身出了电话室，回房子去了。

傍晚时分，小季邀我去瓜园。他带了个大尼龙网兜，提着报社赠送的红皮采访本。

我们正要出门，小余跑来了。他长着淡绒毛的厚唇咧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嗫嚅了半天，却没吐出一个字，最后一挥手说：“去吧，去吧。”然后转身闷闷不乐地回去了。

我觉得奇怪，边外走边回头望他。小季扯住我的胳膊，往前拽着，解释说：“那家伙有点神经病，愣过火了。他迟早要招祸。下回研究入党问题，就是他娃的鬼门关。”

待我进一步询问详情时，小季说：“问问你岳父就知道了。”

我们刚走出公社所在的村子，树梢头的高音喇叭忽然响起来，县广播站开始了全天的第三次播音。头条新闻竟表扬了我的岳父和高副书记，说他们奋战在抗旱第一线，一个顾不得接待千里迢迢来探亲的女婿，一个决不回家为八十岁的老母亲祝寿。

我感到震惊。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

小季诡谲地一笑，承认是他干的：“搞新闻不比写小说，要及时，角度新颖。”

瓜田里是另一番天地，瓜蔓整齐地扯开，花皮西瓜摆了满地，淡淡的小黄花点缀其间。小季大步奔向瓜庵，朝务瓜的人笑呵呵地喊道：“忙啊。咱刘书记的女婿支援抗旱来了。人家是大学生，写小说的，想体验一下务瓜人的生活哩。”

也许是庄稼人误解了“体验”二字，以为是“吃”字的同义语；也许是慑于我岳父的威望，一齐迎上前来说：“吃吃吃，西瓜就是人吃的嘛。”一个老汉顺手摘下一个西瓜，切开来。

小季没有吃，盘腿坐在一堆麦草上，打开采访本，拧着笔帽说：“老陈啊，刘书记派我来写稿表扬你老人家。你看，别的地里旱得鬼吹火，你这地绿汪汪，莫非走了龙王爷的后门?哈!”

陈老汉只是苦笑，没有回答。我猛然抬起头，见庵棚前挂着一面木牌，上面写着：“各位吃客，瓜地已包产到人，奖赔订有标准。”

临走时，我要付钱，陈老汉高低不肯收。小季把我的钱接在手里，又塞进我的衣兜，说：“算咧，你十年八载吃不了陈老汉一回瓜，记住陈老汉的情义就行。”

回到公社，正好我后父来电话。他只匆匆地和我通了大约半分钟话，就让小季来接。

小季一手拿着话筒，一手很熟练地打开笔记本、拧开笔帽，一字一句地记录着。

小余在一旁忽然问我：“你们吃瓜付过钱了吗?”

我照实说了。他沉思了一会，没头没脑地说：“瓜田都包给了小组或个人……” 他拿出一封县信访办公室转来的反映信让我看，我开始吃了一惊，以为反映的是我，读完后才知道是另一个生产队反映公社干部白吃西瓜不付钱，损坏生产责任制。

我脸红了，决定马上去付钱。小季一把扯住我，满脸愠怒地盯着小余：“原则性那么强。 你向刘书记去讨债吧，别在客人面前逞能。”

小余是个火炮性子，手往腰间一插，瞪着眼说：“你以为我不敢要吗?”

第二天清早，我正要去付钱，县广播站的头条新闻居然报道了我吃瓜如数付钱、支援农民搞生产责任制的事迹。我惊呆了。去找小季。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不是他干的。他眉头一挑，忽然笑了，说：“你岳父的威信很高，支持农民搞责任制。你昨天的态度也很好，而且要付钱，也许是他们深受感动，就表扬了你。”

我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吃早饭时，小季掏出小本子，偏着头翻瞅了一阵，叮咛小余说：“抗旱检查团中午在咱们公社吃饭。刘书记要求，买三十斤肉、一斤木耳、一斤黄花，还有一百斤西瓜。西瓜由我办理，其余的你负责弄好。十菜一汤，尽量弄得丰盛一点儿。”

小余翻起眼皮问：“钱从那儿开支?伙食标准收多少?”

小季说：“老标准嘛，一角五分。”

小余追问：“不足部分谁补?”

“老办法嘛-——公社农场补助。”

“公社要求直属单位也实行责任制，实行独立核算。”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小季推了小余一把，“你放心办好了。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你别忧心。”

小余皱着眉头去了。

午饭前，岳父和高副书记先行回到公社，说检查团随后就到。

岳父和我谈了一阵，进了伙房。他出来时，脸色大变，黑煞煞的，非常怕人。

他大声质问小余：“谁让你做的辣汤面?”

小余回答：“我……我自己决定的!”

岳父嘴角掠过一丝讥笑：“这公社由你当家?”

高副书记严肃地拍拍小余的肩膀：“去，马上买三十斤肉，临时炒几道菜。”

小余扛回白条肉时，检查团已光临了。许多人见这里仓促设宴，都自己动手去捞辣汤面，劝说岳父不必再忙乎。

岳父显得很狼狈，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发作，一个劲用眼睛乜视小余。那小子好像真有点神经病，扛着半扇大肉，站在院子当中，一本正经地问：“还炒菜吗，刘书记?”

岳父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继而变得铁青。

几个和岳父熟悉的领导，开玩笑说：“老刘哇，又要上广播了，说不定还是头条。”

检查团匆匆而去，余波却久久没有平息。

炊事员拒绝接收那三十斤肉，说检查团没吃谁还敢吃；好些干部借口要下去，也表示不吃。正逢中伏，肉放到下午，已有了腐烂味儿。小余把肉扛出了公社大门。

后来我才知道，肉食站拒不接受退货，小余只好背回家去。

第二天，小余的母亲——伏天还穿着黑粗布衫子的老太太，流着老泪，枯瘦的手颤抖着，来到公社，大声教诲儿子：“娘的话你可以当成耳边风，领导的话要刻在心窝里呀。肉钱咱认了，你还得给刘书记赔个不是。”

小余扭着脖梗说：“妈，你不是常嘱咐我，要多给领导操点心，当个好帮手吗?”

“唉，越说你越傻了。”老太太急得直跺小脚。

我起了恻隐之心，打算在岳父面前替小余说几句，了却这桩事。可是在月底结伙食账时，三十斤的肉钱，小余全认了。他每月三十元工资全部扣除，还欠六元五角。

小季讥笑说：“这叫自作自受。”

一个星期以后，下了一场透雨，抗旱大军回营了。

岳父回到了公社。他瘦了，灰涤凉衫子印满了汗云，眼里布满了血丝。和上回见面时一样，他只和我匆匆谈了儿句，就召集党委成员，研究接纳新党员的问题。他说，抓了苗还得抓人，要两不误。

我住在办公室的一个套间里，每个人的发言听得都很真切。开头研究的几个发展对象，我不认识，没有介意，提到小季和小余时，我由不得扔下书本，暗里窃听。

小季顺利通过。谈到小余时，组织委员说：“大家看看这两份入党申请书，小季说他无条件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小余说他入党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党的利益，为纯洁党风，重振党的纲纪而斗争。我总觉得这话有点什么味儿，到底是什么味，我一时说不准。”

只听有人拍了一下大腿，说话了，是高副书记的声音：“这是‘四人帮’的腔调。前几年，咱们公社那个闹字号赵东林，就这么说过，说入党是为了和我们斗争。”

这么一挂一联，大伙好像大梦初醒，发出一片“噢啊”声。

岳父咳嗽了两声，会场静了下来。

他说：“关于季志伟同志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定下来。余明明同志嘛，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暂不能接收。最近，听到一些地方不安定、不团结，我由不得联想到小余。也许有些过虑，但我愿意在党内的会议上讲出来，提请大家分析。如果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咱们公社谁最先跳出来拉队伍，贴大字报呢?”

“肯定是余明明!”高副书记插话说，“他现在敢扣压我的电话，将来说不定会抄我的家哩。”

岳父哈哈大笑：“记得七六年春天，我的一个侄儿来看我，闹字号赵东林把他赶出了公社，不许和我这个走资派见面。到时候，小余说不定会赶走我的女婿，骂他是臭老九。”

大家都笑了。听那笑声，都赞同我岳父的分析。说实话，我当时也这么考虑过。想想，他把庞大的检查团也不放在眼里，何况我这个陌生客人呢。

开完会，已是深夜零点。

岳父在宿舍里踱着步子，独自嚷嚷：“哎呀，讲得唇干舌燥，有个西瓜就好了。”

真邪! 他“了”字没落点，竹门帘忽然一动，先探进一个脑袋，嘿嘿笑了两声，闪进一个人来。

是小季。 他怀里抱着个大西瓜：“刘书记，我专意给你留的。”

当我上厕所去的时候，路过一排宿舍，听见每个党委委员的屋里，都有吸溜瓜瓤的声音和吐籽的响动。

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官嘴里听来的：

他们团有个耿团长，每到发饷时，就向部下们告艰难。但他私下里却捏着几块饷元，背过人塞给某个部下：“快装起来，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要对外讲，以免涣散军心。” 他采用这种办法给每个人都发了饷，大家都感恩不尽，以为团长另眼相看自己，跟团长玩起命来自然特别卖力。

第三天，一如岳父所料，小余真的和我作起对来。虽然是区区小事，却令人愤慨。

在结算七月份的伙食账时，小余把我算成了客伙，这样就要多收两元钱的管理费，主付食也得多付一元钱。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小季规劝我：“算了，多写一篇小说就是百把块。”

我的心绪被搅乱了，哪能写小说。 我后悔到乡间来度假。看来我岳父的日子也不好过。正如前几年批“四人帮”时说的那句话： 十个干的，怕一个绊的。这个小小的余明明已经够难缠了。

那天晚上，我正咬着笔杆生闷气，小余进来了。他刚理过发，却没刮淡绒毛，显得怪模怪样。 好像是别人学手理的，头发一撮长、一撮短，参差不齐。他满脸苦笑，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最后，搔搔头，出去了。

我越发恼火，几乎脱口骂他几句。

过了两天，我的情绪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正准备动手写小说，一场风波又起了。

那天中午，小季从外面弄回两个西瓜，对我说：“吃完就动笔，不能再耽误了，时间对你来说，比金子还宝贵。”

刚刚吃完，还没有倒掉瓜皮，窗外忽然出现了两个人影。小季麻利地拉过当天的报纸，盖住瓜皮，抹干嘴巴，迎了出去。

原来是县农办的两个同志来调查有关问题。问题居然和西瓜有联系。他们说，有人反映公社多次白拿生产队和农场的西瓜，影响瓜农搞责任制的积极性。过去吃大锅饭可以，现在在小锅里捞油水，农民受不了。

小季脸不变色，若无其事地笑着：“啊呀，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哩。”

农办的同志指出：“这对农民来说，就是大事。”

“拿过，的确拿过。不过都是刘书记批准的，也都是为办公事装进了肚子。”

“请你转告刘书记，往后再不能这样干了，否则要赔偿损失。咱们号召不吃大锅饭，又伸手在小锅里抓，不好给群众交待呀。”

小季谦恭地点着头：“你们放心，我一定给刘书记把话带到。”

我在心里埋怨小季。 怎么把责任全都推到了我岳父身上? 他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解释说：“你岳父在县上人缘好，料他们不敢怎么样。”他又皱起眉头，沉吟起来：“谁把西瓜的事捅到了县上?”他走到窗子跟前，愤愤地看着电话室的门。

我明白了。一定是小余干的。他对我岳父，包括我在内，都好像有成见。我替岳父捏着一把汗，怕他受到上级的批评。没想到几天之后，他反而受到表扬。县广播站的头条新闻播送了公社党委吸取教训、约法三章、不再吃白瓜的消息。

小季跑来说：“行了，风波总算过去了，你安心写小说吧。广播站发了五元稿费，我买西瓜请客。”

他提起尼龙网兜，装上红色采访本，又出去了。

小余冲着高音喇叭骂骂咧咧：“堂堂的县广播站也哄人哩，党委委员都不在家，哪里开会研究过西瓜的事？净吹牛皮。”

他那么固执，我已不便再说。

岳父要去地区开会。他叮嘱我，假满之后，由小季送我回城。

我已无心久留，准备翌日动身归去。闻知这消息，小余来到我房里，肩膀扛着门框，脸上堆着先前常见的苦笑，嘴唇抽抽咧咧，好像有话要说，但他终于没说一句话，回电话室去了。

夜已深。凉风嗖嗖地刮进窗户，送来早玉米顶花的芬芳和棉花花的清淡香味。

这地方，我真有点留恋，回去还得“战高温”。但人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难以应

付，还是决然离去的好。

正待上床，门被谁推开。小季和一个陌生人抬着许多东西走了进来。麻袋鼓鼓囊囊，像是西瓜，一框鲜桃，虹铅透型，一草包早熟苹果，黄橙橙的，还有两纸箱鸡蛋。

“我带不动这么多东西。”我作难地说。

“不要紧，我开车送你到长途站。”陌生人显得非常热情。

“钱，多少钱?”

小季狡黠地笑笑：“都是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说钱人家就见怪了。”

我拒绝接收。小季板着脸说：“那你给我下中农去交代吧。”

第二天天还未亮，汽车就开到了公社门前，小余看见那个陌生人送我，满脸愠怒。

小季和陌生人把我扶进机司楼。我伸出手向小余招着，他霍地一转身，气咻咻地回去了。

到了长途汽车站，我把小季和那个陌生人劝阻了回去。

汽车刚刚发动，一个白发老太太跌跌撞撞地扑到窗前，捧起一篮鸡蛋，枯瘦的手颤颤巍巍：“小兄弟，行行好，买下这篮鸡蛋吧。”

我没有买，因为我带的有。我掏出几枚硬币，放进了篮子里。

她仰着头，惶惑而不解地瞅我，眼睛眯缝着。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明白过来，感激地笑了。

蓦地，我脑际闪过一个念头：她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正在记忆的屏幕上寻找，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过头去，是瓜园的陈老汉。我的脸发烧了。没有付钱反而受表扬的事使我无地自容，不知如何和他老人家说话。

“大伯，您作务的瓜真、真甜。”

“以后怎么不来吃了?怪想你的。”

“那回的钱，没……”

“付得多了，付得多了，还应该给你退三毛哩。我让我孙子写了广播稿，表扬了你。”

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车已开动，小余忽然出现在前面，两手伸开，拦住去路，喊道：“小汪，你下来，我给你说几句话。”

我咚咚地跳着，不知这愣小子又要找什么岔子。

小余扑奔过来，一把攥住我的手，眼皮眨巴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老汉爬在车窗上喊：“小汪，钱是小余代付的，还要给你找三毛哩。”

我急切地问小余：“瓜钱你付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他低下头，凄然地摇着，说：“牛毛还是从牛身上拔的。我给你多算了伙食费，赔了瓜钱。我是为你岳父好呀!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健全了社里的生产责任制，自己的女婿再去违章，就不好向群众交待了。”

我两手发抖，不知怎么感激他。

他又说：“早晨用汽车送你的，你知道是谁?就是过去的闹字号赵东林。你的小舅子来他往外撵，用汽车拉着你岳父游街。现在把你岳父巴结得很紧，我倒成了活靶子。”

我不该扣你的钱，我当时真想替你垫上。可我扛走了三十斤肉，把一个半月的工资赔进去了。我不该拧身就走，不来送你，我不该……”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我痛苦而惭愧地呼喊，两手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卖鸡蛋的老太太出现在我们身边。小余叫了声“妈”，终于使我记起她教诲儿子的那一席话。

“你真是个好娃，刘书记有这么好个女婿，上辈子烧了老瓮粗的香啊。”她捧着捏得汗涔涔的硬币说，“明明两月的工资全花光了，我出来跑几个零花钱。你岳父心肠实在好，不卡咱庄稼人了。”

我鼻子发酸，舌尖苦涩，不知怎样和老人家对话。

她移动着小脚，又说：“明明是个犟脾气，打扰了你，千万别见怪。前几年，你岳父让造反派打得皮肉没有一点儿好地方，我常叮咛明明，多长几只眼，替咱刘书记瞅着前头的路，再甭让他挨打了。可我的明明不争气呀……”

我喉咙哽噎了：“大娘，你……你……”

耽搁得时间太久，司机催我上车。

车已开出老远，母子俩依然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那稀疏的白发，在炎阳下闪着银亮的光。耀人眼目，穿人心肺。

那参差不齐的小偏分，被热风吹得蓬乱不堪。扎人心窝啊……

信已发走了，总觉得言犹未尽。我反复咀嚼着岳父在接收新党员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话。 如果再发生动乱，小余是否会跳出来表演，我不敢贸然肯定或否定。如果从此不再发生动乱，那么，小余会“踢”出怎样的局面？另一位又会“驯服”出怎样的世界呢？岳父大人，我尊敬的长辈。我多么想听听你的高见!

                        【原载1982年《长安》杂志第4期】

【作家简介】王晓新(1947-2014)。陕西省三原县人。曾就读于陕西高陵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周至县教书，后调入周至县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先后担任《延河》杂志编辑部小说组组长、《西部文学报》主编等职。1993年3月，调入省作家协会创作组，为驻会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曾任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王晓新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文学生力军中的一位主力战将，1978年以中篇小说《领夯的人》蜚声文坛，1982年出版了小说集《诗圣阎大头》，收入短篇小说19篇，杜鹏程为之作序。短篇小说《诗圣阎大头》(《延河》1980年第12期)写一个普通农民，在“四人帮”横行时学“小靳庄”，成天到处作诗，卖嘴为生，先是红极一时，后来从身体到精神，完全被摧毁。这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心理描写深刻，在写实中流露出幽默和讽刺的艺术效果，在当时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小说，曾获《延河》1980年10月至1981年9月短篇小说优秀小说奖。1983年，小说《诗圣阎大头》被《小说选刊》转载，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王晓新是一位个性鲜明、视野广阔、思想敏锐的作家。路遥生前曾对人说，陕西作家中他最佩服的是王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