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闻一多评说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端午节悼屈原

【程凯华】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关于屈原的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然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带上“忠君爱国”的帽子。闻一多对屈原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年在清华大学时，他发表过与“文学弄臣”相近似的见解。但随着他的思想发展，研究不断深入，他对屈原的认识也逐渐接近真理。抗战时期，国民党一官方出版社以“弄臣”身份抹杀屈原的影响，约请闻一多撰写《屈原传》，但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抗战后期，他专门撰写了两篇评价屈原的文章，即: 《屈原问题》与《人民的诗人——屈原》，想要摘去历史上人们给屈原披上的浓厚的“忠君”的面纱，甚至对屈原是爱国诗人的说法都颇有异议。早在1935年，闻一多就在《益世报》上发表的《读骚杂记》一文指出: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就愈深，而去事实愈远。”他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借鉴高尔基的看法，即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 ，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为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与者’。” (《屈原问题》）闻一多由此评价屈原，一方面将屈原置于他本人所在的奴隶社会这一历史环境中考察，指出: “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层的原始民族，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 (《屈原问题》）在闻一多看来，奴隶身份的卑贱并不等于人格的卑贱，只有甘心当奴隶的思想才是可悲的。屈原是有火气的反抗的奴隶，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与者。”所以，他的身份并不与他作为文学家的地位相矛盾。既是奴隶，又是文学家，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初期相当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闻一多又指出屈原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认为屈原虽然是“从封建贵族阶级早就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 ”，是“一个孤高的激烈的奴隶”，但“被馋，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 ”，“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 (《屈原问题》）从而批评了有人只讲屈原的“脂粉气”，而不觉察他的反抗的“火气”。

　　关于屈原的“忠君爱国”问题，闻一多认为“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忠臣的屈原是帝王专制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读不通的。”(《读骚杂记》)又说:“大概从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经术拉拢，这才有了一个纯粹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屈原问题)而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在知识界和士人阶层，并无爱国观念，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秦国利用他国人材日益强大，这是历史事实，谁也不能改变，屈原也不能例外。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是当时一定的经济形态决定的，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时代，各国互相兼并剧烈，争取人材为自己利用，是自然的人才流动现象，产生忠于一君一国的观念是很难想象的。屈原以楚国旧宗族而为楚国宫廷的一个弄臣，随着时代的变化，屈原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以战斗反抗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人，表现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他既不是封建时代的学者所谓的“忠君爱国”的典型，也不同于“五四”以后进步学者的仅仅强调他是变革时代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这是屈原本来的历史面目，也是闻一多对屈原最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既然“纯粹的‘忠君爱国’的屈原”不可信，那么认识屈原的关键应该是什么呢？评价屈原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呢？评价作家作品，闻一多曾经提出两个标准:一个是“人格”的标准，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传统的标准，因为文品即人品， 做文如做人，二者是不能分的。二是人民的标准，所谓人民的标准，也就是人民性的标准。这是指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时，要看作家作品和人民的关系如何。闻一多掌握这个标准，是在他成为民主战士以后。1945年5月，闻一多在昆明《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人民的世纪》一文，其副标题是“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用人民的标准评价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是最高的评价。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中说:“ 中国过去的文学史抹杀了人民的立场，只讲统治阶级的文学，不讲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今天以人民的立场来讲文学，对统治阶级的文学也不抹杀。”在闻一多看来，用人民的标准来评价作家作品是全面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那么，人民的标准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从《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里，可以获得具体的解答。在该文中，闻一多指出:“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端午节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节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要永远结合着。”屈原为什么这样如此被人民热爱，成为人民的诗人呢？闻一多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背景、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离骚》等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以下的理由:第一，战国时期是一个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首先在身份上，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九歌》是民歌，人民能听懂他的诗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人民的愤怒，“火气”胜于”脂粉气”。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第四，更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的《离骚》唤醒了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到了爆炸的边缘，他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之子”。总的说来:“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为了充分说明屈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闻一多还将屈原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诗人作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因此，屈原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的诗人”，是“真正的人民诗人”。(《人民的诗人——屈原》）综上所述，闻一多之所以将屈原称为人民的诗人，一是因为屈原的诗歌深得人民的喜爱与共鸣，二是因为屈原的人格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与端午节的结合，不仅保证了屈原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人民对屈原的深切怀念和尊重。

　　评说屈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这是闻一多对屈原的高度评价。刘煊在《闻一多评传》中指出:“广义地说，闻一多和屈原是老乡，进一步说，闻一多简直就是屈原。”是的，屈原在闻一多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闻一多是屈原人格的热情推崇者，也是屈原作品的精心研究者，他像屈原一样为着祖国的前途而上下求索，他像屈原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不过闻一多并没有盲目崇拜屈原，他对屈原有深刻而辩证的认识。限于篇幅，关于这方面的的内容在这里就不再阐述了。

　　闻一多评说屈原的观点影响很大。1946年7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在闻一多遇难后曾在转载的《屈原问题》一文中加了如下按语:“一多先生这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33年(1944年）发表于《中原》。关于屈原的身份问题，由于成都某大学教授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法后，曾引起文学界极大反响，郭沫若先生也曾撰文表示异议。闻先生的说法，一面承认屈原是一个‘弄臣’，一面则指出屈原的‘人’的价值，加以推崇。这个问题是社会史及艺术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尚待专家研究，才能解决。一多先生的说法，自然不是定论。不过从这篇文章，我们也可看出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的思想一斑，其向往民主自由的精神尤使人钦佩。”我们认为，闻一多的观点自然不是定论，但却显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株守成说的可贵的探索精神。（2025年端午）

    【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从左至右

傅治同、程凯华、邹琦新、邹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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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