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金鸿的故事

鹿君金鸿个头不高，身形微胖，面色红润，鼻子硕大，是一个敦厚、和蔼之人。由于上学较晚，他应该算是我们班上最年长的一位。由于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在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出生不好”是一副重担。很自然地，这一副重担就压得鹿金君不得不处事低调、与世无争。正是因为金鸿君的“老实可欺”，班上有些同学就常常拿他作为笑料。由于我生性好打抱不平，也是出于对金鸿君这样老实人的同情，我常常出手批评或回击那几位时不时取笑他的同学。渐渐地，金鸿君就视我为友，后来就时不时地邀请我在星期日休息时到他家里去做客。

   

金鸿君的家坐落在上海虹口区最好地段之一的山阴路上，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进入“鹿家公馆”的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宽敞的客厅，厅堂里的摆设颇显洋派，富丽堂皇。除了好几个卧室外，最让我惊喜的是他家的后花园：花木、小池、闲亭、草坪。我记得有好几次夏日时光，金鸿君特地请求我利用某个周日休息那一天，到他家协助他割草，我当然欣然同意。大汗淋漓地割完草后，鹿家姆妈一定会用一顿美味的浙江菜“家宴”来招待我这位“干活卖力“的小客人。这个时候，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金鸿君的妹妹（一位身材高挑、长相清秀的精明干练姑娘，与她哥哥在长相上差别巨大）才会施施然地走出闺房、来到餐厅。她先是很有礼貌地和我打个招呼，然后坐下来与大家共进晚餐。

   

不知道什么原因，金鸿君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理想，所以高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的情况是，上海未被录取的高中生的前途有两条：一是到新疆去落户、工作，国家是格外鼓励的，于是我的好几位老同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了新疆；另一条出路就是自己想办法留在上海，或进工厂、或谋它业。我到北京读书去了，后来听说鹿家姆妈舍不得自己的老实儿子到遥远的新疆去安身立命，于是就干脆让儿子躺平家中，因为鹿家的经济实力还是负担得起金鸿君的日日开销的。自打那个时候起，我和金鸿君就失去了联系。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等到退休之后，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王君克安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因为当时我正在北京担当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王君克安也找到了就在北京工作、生活、退休的鹿君金鸿。得知金鸿君就在北京的消息后，我喜出望外。在克安君的安排下，那一天中午，由这一位北京医疗界大名鼎鼎的医学博士王君克安（此公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后来又到国外深造，修成正果，退休前是专为国家级领导人处理医疗问题的专家、权威）做东，在北京一家相当不错的中餐馆相聚。

   

互相在餐馆见面的那一刻，我们三个人都显得相当激动：互看白首、相视一笑、百感交集。倘若不是事先知道相聚的消息，我们三人走在马路上也可能会擦肩而过，因为年月久远、容颜大改、难以相识。王君克安有如此成就是我预料之中的，因为高中时，他就是个优秀学生：政治上是我们班的“首席领导”，而学业上是我们班的学霸之一。所以我更关心是鹿君金鸿的过往状况。

   

听完金鸿君一生遭遇的述说，我唏嘘不已。金鸿君说道，他高考名落孙山后，一直在家待业。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的母亲去世结束了他靠家庭支撑的安稳生活。不久后，妹妹也出嫁了，空洞洞的豪宅变得不再温馨。于是他决定自谋生路（家里的房子是如何处理的，他没有提到，我们也没有问）。据他说，他投靠了一位老木匠师傅学习木工。等到木工技术大体学成后，金鸿君就背起一个硕大的背囊，内放斧子、刨子、锯子、榔头等工具，走街串巷，吆喝着寻求木工活儿干。但干了一段时间后，效果不大好，半饥半饱的日子让他厌烦失望了。于是他就生出一个大胆想法：到首都北京去讨生活。于是乎，在1971年深秋的某一天，金鸿君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北京的慢车火车票，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到了首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举目无亲的金鸿君只才意识到：北京也不是世外天堂，木工活儿也不容易找到。几乎与在上海时找工作时的窘况一样，金鸿君找到活儿干时，可以享受到三餐饱饭，倘若一天都无人请他干木工活儿，他就只好忍饥挨饿了。当夜晚降临的时候，那才是金鸿君最难熬的时刻，因为囊中羞涩的他在北京租不起房子。每天夜里，金鸿君都得为自己找过夜之所而煞费心思：或是恳求请他打家具的主人家能让他在厨房里或是存储室里打个地铺睡上一夜；没人帮他时，他就只好设法找个废旧的工厂仓库的地上眯上一觉。最不济的时候，他只有走到某某大桥桥下，在临时堆放的、巨大的水泥涵管里盖上厚棉衣将就地度过一夜了。当金鸿君说道这里时，克安君和我几乎要凄然泪下。

   

紧接着金鸿君话锋一转，突然间地对我们说道：“我非常感谢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一句话如同石破天惊，我和克安君一时间都摸不着头脑，问他：“何出此言”？。金鸿君看了我们一眼，继续不急不缓地说道：1971年年底之际，正是北京市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清理市内各个角落、看看有无外来流浪人员的关键时刻。原因非常简单：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在1972年春造访北京，开启他的中美建交的破冰之旅。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到北京的时候，如果让随行记者们发现北京城里还有夜无居所的外流人员，那将会造成非常负面的政治影响。正是由于政府派出的检查人员在大桥的函管里发现了金鸿君，我的这一位老同学的命运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非常人性化的北京市政府问清了金鸿君为什么要住在桥下的原因、又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后，把他带到了市政府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有关工作人员就为他打电话问了好几个由居委会管辖的街道工厂，最后为他在朝阳区的一家糊纸盒子的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街道居委会非常同情金鸿君的遭遇，还以极为低廉的房租为他安排了一间小小的平房旧屋。工作有了，住房也有了，金鸿君开始了完全崭新的生活。

   

金鸿君后来的命运是可圈可点的：他与一位具有北京市户口的姑娘喜结连理，尽管这一位姑娘是一个“脊背微曲”的残疾人。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问世。等到儿子读完高中后，金鸿君夫妇二人就用多年的积蓄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大学毕业后的鹿家公子就留在悉尼成家立业，父母儿子皆大欢喜。听到这里，克安君和我如释重负、相当开心。我们以茶代酒向金鸿君表示祝贺。

   

自从那次聚会后，我和克安君又到金鸿君的府上拜访了一回。过了不久，新冠病毒突然爆发，我和金鸿君就断了联系。直到2023年的某一天，克安君用微信通知我们高中老同学群，沉痛宣告：金鸿君不久前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噩耗传来，同学们悲痛不已，纷纷通过微信向鹿夫人表达大家的哀悼之情，并请鹿夫人节哀顺变。就我个人而言，我为金鸿君能安享晚年而感到欣慰，但我更大的心愿是：衷心希望金鸿君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宁快乐！

（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