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考学记忆
——1977年高考亲历记
清心阁
1977年10月，中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这一消息像一声震耳欲聋的春雷，唤醒了无数在岁月里沉睡的求学梦想，更彻底改写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我。彼时，我是同江县前卫公社东胜大队的一名下乡知青，同时也是1977年的应届毕业生。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后，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 。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国报考人数高达570万，这一数字放在当时的中国，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总数。而最终录取人数仅27.3万，录取率不足5%，竞争激烈程度堪称“中国教育史上最激烈的竞争”。在我们前卫公社，报考的热潮同样高涨。报名现场人头攒动，考生们的年龄差距极大，既有刚刚毕业、满脸青涩的学子，也有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在众多考生中筛选出更具潜力的人才，黑龙江省采取了初试+复试的两轮选拔制，只有初试合格的考生才有资格进入复试的正式考试。
我们公社的初试考场设在中心校。11月28日，我和几十名考生一同走进考场，提笔应试。考生中年龄最小的还青春年少，最大的已到而立之年。考试科目为数学、语文和政治三门。上午的数学考试，题目难度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充满了挑战。在高中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学习课程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许多重要知识都未曾系统学习，像指数对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这类概念，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只能凭借着有限的知识储备，艰难地完成答卷。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张建军一起前往他叔叔家，在那里稍作休息，吃了顿午饭，为下午的考试养精蓄锐。
然而，意外却在下午悄然降临。原本1点开考的语文科目，我们俩竟然误记成了1点半。当我们匆匆赶到考场时，考试早已开始。监考老师核查准考证后，告知我们迟到不得入场，我的心中瞬间充满绝望。就在我要放弃希望的时候，监考老师向上请示了主考——前卫中心校的校长张庆国。张校长询问我上午的考试情况，我如实回答“还行”。或许是我的坦诚打动了他，或许是他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改变命运的执着，最终，他网开一面，允许我俩进入考场。这场晚了近半个小时才开始的语文考试，就在紧张与忙乱中匆匆完成。如今回首往事，我对张校长的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倘若没有他的通融，我的人生恐怕会是另一番模样。
初试结束后，我对结果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甚至还和东胜大队的阚宝权一起去打猎，完全没有复习的打算。可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充满了无数的意外和惊喜。12月6日，前卫公社的大门前张贴出了一张红色的高考初试通过名单，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名字：黄忠礼、张文阁。这个消息让我又惊又喜，整个公社那么多人参加考试，最终只有两个人脱颖而出，其中竟然还有我，而且我语文考试还晚考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个结果也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此刻正真真切切地摆在我的面前。
通过初试后，距离正式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向大队请假回家，全力投入复试的备考当中。那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习资料极度匮乏，市面上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复习资料，也没有专业的老师进行辅导。幸运的是，曾经教过我的范继红和王泽老师家离我家不远，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会登门向她们请教。得知我要参加高考，父亲的同事潘叔和李叔也慷慨相助，把他们当年的教材借给我。这些在困境中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无疑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他们的帮助如同黑暗中的明灯，为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2月24日、25日，复试在同江中学如期举行。首日上午的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每当我唱起<东方红>》让我感慨万千，思绪纷飞。从小到大，《东方红》的旋律就一直陪伴着我，它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更承载着人民对领袖深深的敬仰与爱戴。我不禁想起毛泽东等伟人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推翻旧世界的光辉历程，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这些记忆如同潮水一般涌上心头，化作笔下源源不断的文字，一篇作文在不知不觉间一气呵成。接下来的考试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24日下午的理综（物理化学合卷）、25日上午的数学，25日下午的政治，四门科目在两天内全部考完。当时，考试成绩严格保密，考生们在考后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的分数，只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命运的最终裁决。
考试结束后，按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选择”的要求，我们开始填报志愿。由于没有分数作为参考，也不了解考生的整体水平，再加上毫无经验，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斟酌。我怀着对知识殿堂的无限向往，鼓足勇气在第一志愿写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却全然不知当时哈工大的录取线超过300分。
不出所料，我落榜了。之后，我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高考补习班，准备为下一次考试做充分准备。然而，在寒冷的冬日里，一封来自佳木斯师范学校富锦分校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在家里收到了这份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我的四门成绩总分是216分，当年黑龙江省高等学校理科录取分数线是230分，我的成绩没有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线，但被录取到中师学校。录取到这个学校的同江九名学生中，我的分数还是最高的。
这份录取通知书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中师学校与我的大学梦相差甚远，进入这样一所学校，心里难免有些不甘。我再次向范继红和王泽老师请教，她们告诉我，1978年的高考将恢复到夏季举行，距离那时仅有三四个月的准备时间。以我此次的考试成绩来看，如果能再精心准备一番，考上大学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逐渐冷静了下来。回想起在农村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让人疲惫不堪。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快改变生活现状，远比追求学历更为紧迫和现实。如果放弃这次机会，谁也无法保证未来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机遇。最终，我放下了心中的执念，毅然决定前往佳木斯师范学校报到。这一选择，虽然并非我最初的理想，但却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在之后的教育领域工作中，我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让我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真切的理解 。
1977年的高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个国家重新拥抱知识的起点。它让无数像我这样的青年，有机会用笔墨改写命运，让中国的人才断层得以修复。如今看着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图书馆里的海量藏书，我更加确信：那场尘封十年后重启的考试，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更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火。
（文中数据参考：教育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统计公报》、《黑龙江省教育志（1977-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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