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邦，男，河南省周口市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哲学的研究与学习工作。性格乐观开朗，学习刻苦认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与社会活动能力。
【摘 要】 康有为属李端棻向光绪帝举荐的维新人才。康有为作为清末民初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其一生交织着启蒙理想与历史局限。他倡导“托古改制”，通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重构儒学体系，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发起“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首次将西方君主立宪、现代教育等理念引入清廷改革议程，虽因保守势力反扑失败，却直接启发了清末“新政”与近代思想解放浪潮。其《大同书》的空想乌托邦构想，成为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的思想资源。本文从政治、思想、教育多维度剖析其双重影响，并探讨其“破旧立新”精神的当代转化路径——以批判性继承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系统性改革平衡创新与稳定、全球视野重构爱国主义，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历史镜鉴与思想资源。
【关键词】】康有为；戊戌维新；近代转型
一、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祖籍广东省南海县丹灶镇苏村（今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出生于当地一个传统士绅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早年以“康南海”自号，其籍贯与出生地的岭南文化环境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轨迹。作为清末民初最具争议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康有为的一生交织着启蒙理想与时代局限。他少年时接受传统科举教育，后因游历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目睹西方科技与制度的先进性，逐渐萌发改革意识，主张“师夷长技”以救亡图存。他主张中国应效仿西方君主立宪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国家富强。
康有为维新的代表性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这三本著作的主题均是维新变法。其中，《新学伪经考》批判古文经学为“伪经”，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权威性，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提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试图将儒家思想与近代改革结合，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大同书》描绘出“天下为公”的乌托邦社会，主张消除国家、阶级、家庭界限，实现世界大同，但康有为认为“大同”是遥远理想，现实仍需渐进改革。
二、康有为变法维新活动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全国1300余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震动朝野，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此后，他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革科举、兴办新学、发展实业，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挽救国家危亡。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推动下，光绪帝全面发动维新变法活动。期间，在短时间内向全国颁发了上百道改革诏令，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后因本次活动仅开展了103天，便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让维新变法活动便戛然而止。“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迫流亡海外。
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总部设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后扩展至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此后十余年，他辗转日本、欧美，主张保留清朝皇帝并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流亡期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的撰写。该书以儒家“三世说”为框架，提出消灭国家、阶级、家庭的乌托邦理想，但书中矛盾重重，既批判传统礼教又维护儒家伦理，反映其思想的过渡性。
三、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与活动评述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性与转折性的人物，其维新变法活动影响深远而复杂。这种复杂既体现为对现代化改革的启蒙推动，又暴露了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剧变中的思想局限。
在政治层面，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虽以“百日维新”的失败告终，却首次将西方君主立宪、议会制度、现代教育等理念引入清廷核心议程，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保守框架，直接启发了清末新政的推行——如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1906年“预备立宪”的启动，乃至近代法律、军事、工商业体系的建立，均可见变法思想的延续；而变法过程中对皇权与保守势力的挑战，不仅加速了清廷内部权力矛盾的激化，也为后续革命派“推翻帝制”提供了历史合法性论证。
在思想领域，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颠覆传统经学体系，将儒家经典重新阐释为“托古改制”的工具，试图为维新变法构建理论依据，此举虽因过度附会历史遭学界诟病，却客观上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埋下伏笔；其不断增补修改的《大同书》则融合儒家“天下为公”与西方乌托邦理想，提出消除国家、阶级、家庭的“大同社会”构想，尽管被其自我定义为“未来理想”而拒绝现实实践，却成为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等）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教育与文化层面，康有为力主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促成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建立，推动近代教育体系从“经学教育”向“科学教育”转型；晚年却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孔教救国”，反对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思潮，试图以宗教化儒学维系传统伦理，这一矛盾姿态既反映其思想中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也暴露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危机中的典型困境。
在海外华人社会，康有为流亡期间创立的“保皇会”虽因反对革命而渐失人心，却首次以现代政党形式组织华侨力量，激发海外华人对国内政治的关注与参与，为后来革命派在华侨中筹款、宣传奠定组织经验；其君主立宪主张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论战（1905—1907），则通过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与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的笔战，客观上普及了宪政、民权等现代政治概念，推动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转型。
此外，康有为的历史局限性同样深刻。他始终将改革希望寄托于皇权，既高估光绪帝的政治能量，又低估民众觉醒的力量，导致变法策略脱离社会基础；流亡后坚持保皇立场，反对共和革命，甚至参与张勋复辟（1917），使其从改革先驱沦为“时代遗老”；其思想中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如《大同书》的空想性与其渐进改良主张的对立），以及对西方制度的选择性移植（推崇君主立宪却忽视其社会契约根基），均折射出近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
总体而言，康有为的影响如同一面多棱镜，既映照出中国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探索，也揭示了启蒙与守旧、理想与现实、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他既是旧秩序的批判者，又是旧价值的挽歌者，这种双重性使其成为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关键符号。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J].近代史研究,1999(03).
【2】张荣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3】曹发军.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及其社会改造思想[J].中州大学学报,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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