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 章 游街

李洪君

秋后，生产队的庄稼都收的差不多了。李衡和吴胜、郭同岭一块背着背筐到完全收割完的地块去捡玉米。

那个地方收玉米是先把玉米棵子靠地割倒，放成铺子，几行玉米一铺，割完再把棒扒下来，扔在两铺的中间，用马车拉到场院，生产队就算收割完了。我三个捡地，捡了两天，还真得挺发财，一天能捡两、三，三、四背筐，搓成玉米粒也能有上百斤或一百多斤，因为地远，来回路上的时间长。

自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中国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形式的这种拔高式的集体的共产主义模式，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没有了，农民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组织形式，不管官员的素质如何，一切是官员说了算。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没跟上、集体主义思想没跟上，百姓不敢管、不敢说，官员随意性很大（大跃进中官员的五风盛行，“文革”中更是跟风，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导致“三年灾害”和后来的“文革”中的“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多养只鸡、房前屋后多种棵树，都是搞资本主义。那个时代农民大都是文盲，对共产主义认识只是宣传上的吃穿不管、不愁，认为贫穷就是共产主义？不理解，只有木然地跟从，大都是叫咋的咋的，不敢有责任心，更不敢有意见。收割完后的玉米地里，几棵和连着几十棵不剥的玉米棒很多，就连剥下来的扔到中间的也有很多没捡净的，甚至有成堆落下的。中国人是勤劳的、淳朴的、节俭的，怎么集体的事都没有责任心了呢？

 李衡也认真的学习了几卷“毛选”，也看了几本马列的书。有些事就看不明白了，人为的制造无产者，是社会主义吗？也有违革命的初心啊！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嘛！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也是人人把劳动作为人生的第一需要，社会财富大量涌流，才能实现社会的按需分配。贫穷、都是无产者不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捡了几天，生产队和大队都来了干部，说：“你们几个以后不许再去捡地，你们这是搞资本主义！你们这不是捡、是‘偷’!”

李衡说：“‘偷’！我们从不干那种龌龊之事，你们如果抓住我们偷一穗玉米，随你们处置。”

大队干部说：“不偷也不行，‘捡’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不能捡。”又说：“叫他们几个游街，起个警示作用，什么人都不能捡地。”

李衡说：“我们没偷、没抢，没犯任何错，凭什么让我们游街！收获的庄稼都扔到地里就不是资本主义尾巴了，我们为了吃饭，捡点庄稼怎么了？”

“捡地就是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游街。”大队干部狠狠地说。

李衡指着吴胜说：“你们看到了吗？他叫吴胜，虽然个子不小，但是才16岁，还是个孩子。别说犯罪，我们连错都没有，你们让一个16岁的孩子无过担责游街，在他的心里一辈子会留下阴影，放过他，我们两个跟你们游。”李衡又说：“我跟你们讲清楚，无论你们把我俩游街到哪里，逢人我都要讲清楚，我俩只是因为捡地被你们游街的。”

他们弄了两块纸箱板，上面写上：“盲流×××  捡苞米（玉米）”

李衡说：“不行，‘捡苞米’前面加四个字‘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罪错。我们来了多半年，没有做过有损任何人的事情，你们不能限制别人串亲戚吧。”他们在前面加上了“只是因为”四个字，可是在底下又加上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

他们派了两个人，敲着锣，带我俩先到了一队。聚集了十几个人，那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是盲流，到地里捡苞米，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一定要割掉。”

有人问：“这俩小年轻的，有别的错吗？”

李衡说：“各位老乡好！大家看我们挂的牌子：‘只是因为捡苞米’，我们来到亲戚家多半年了，人畜无害，只是上山挖点药材，见生产队收割完了，我们捡了几天苞米，就叫我们游街！说捡苞米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只听有人说：“真是荒唐，捡几天苞米就是资本主义了？‘大跃进’那几年粮食扔到地里，东西瞎到地里，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社会主义了？”

还有的说：“只是因为捡了几天苞米就游街示众，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说：“唉！什么笑话都有。”

其中一个领队的说：“走，回去。”

另一个说：“那边还有三、四、五队呢。”

这一个说：“行了，看不出来吗？走。”

李衡和郭同岭的这次游街就这样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