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南 轶 事
作者：张铭玉
1949年10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发电指示,请湖南湖北两省委各将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众运动工作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络六省党内外重要人物.现林彪已去衡阳指挥作战,请子恢考虑,是否有必要召集王首道（或金明）,陈正人,张悉,李先念四人在一起商量一下,开出一张不包括两广的四十人左右的名单,电告中央考虑.或者用电报叫湘、赣、豫三省委开出名单，加上湖北的名单电告我们。（两广名单由中央拟定。）此项名单希望能於两星期内电告。但不要当面泄露。
11月30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张难先参加协商中南军政委员会人选。周恩来总理提议说：“张难先先生是湖北人，对中南数省熟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适合。”说完，得到与会者鼓掌附合。张难先自揣精力、学识都不能担此重任，但是这时在会上已不便于提出辞谢。会后，找同乡老友董必武副总理商量，建议请换郑位三，董老笑着说：“周总理提名，其实是大家给先生提名，万勿推辞。先生到中南必能有所作为，家乡人翘首以待啊。”
1950年1月8日下午8时，祖父乘京汉铁路火车离京赴武汉。10日晚10时抵达武汉，历时2天2夜。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的，有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肖克、交际处处长史林峰等。被安排在汉口德明饭店下榻。
11日晨，商会代表陈经畲来德明饭店看望张难先。并且说：本市今天召开各界销售胜利公债大会，群众听说先生昨夜抵汉，请先生莅会讲话。张难先欣然答应，随同陈经畲赴会，应邀在会上报告政协召开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意义，及发行公债之意义。并在会上认购公债一百份，以资提倡。
12日晨，张难先分别拜访林彪主席、邓子恢副主席、肖克、赵尔陆两参谋长、谭政、陶铸两正副主任、李一清副主席、吴德峰市长等。
13日渡江到武昌，拜会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委郑位三。然后回珞珈山“思旧庵”老屋。
14日，去武汉市民主同盟委员会参观。
15日晨，渡江访民盟聂松翘、周杰、胡忠民、贺葆三诸君。及旧友沈肇年、杨舒武等。
建国之初，百业待举，中央在行政上，于省以上又设大区。它是地方上最高一级政权组织，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该地区的代表机构。全国共设有东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北六大区。1949年1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是中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隶属中央人民政府，驻地武汉市。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六省（区）及武汉市、广州市两直辖市。
秘书长张执一向张难先探讨配秘书一事，需要从事哪方面的秘书、需要几名。张难先明确，工作上还是要亲力亲为；只是有一点需要秘书长费心：这几天我看了一些文件、报告等，发现文书格式，和民国不同。我一时还不能熟悉这里的文书格式。一些文件、报告，我起草后确实需要有人帮我调整文书格式，以适应交流。军政委员会有秘书处，秘书长安排秘书处给我调整。其它，我这里不需要单独再配秘书。以后军政委员会再不提配秘书了。
1950零年2月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成立典礼。在今武汉市江岸区友益街人民剧院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办公地址则设置在今江岸区四唯路、胜利街口的胜利饭店。会议听取了邓子恢副主席带病作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近一年来施政报告》，2月7日林彪主席向大会作了《中南区1950年工作任务》的主题报告，2月14日大会通过了提交讨论的一切决议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委员71人，其中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一以上。
林彪主席有解放海南岛、湘西剿匪等军事，很少到军政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常在广东省；程潜副主席兼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常在长沙；邓子恢副主席大多在中南局。每天到军政委员会上班的，大多是张难先副主席、张执一秘书长。
抗战八年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连年战争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较大。因而物价飞涨，投机倒把盛行，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十分困难。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三年恢复时期的大计。
祖父在2月14日，即旧历腊月27日，春节来临之际，亲撰一联，贴在武昌的家“灵山窝”的大门上：
咬紧牙关苦两年 那就好了；
睁开眼睛看远处 这才对呢。①
①张难先自注：等于标语
这联很快被传抄，一时武汉很多住家门口贴上这副春联。体现了人们面对眼前的困难，相信共产党，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渡难关的信念。
中南军政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张难先准备住房，征求他的意见。这时，张难先对共产党的吏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身边将有一些“工作人员”，大家住在一起。在北京已经安排了两名警卫员，随着来到武汉；还会有服务员、炊事员、司机。张难先说，和我一起生活的只有四人，老妻，小孙子、小孙女。就这些人，你们安排就可以。切记不要奢华。听他话，没有提到几个秘书，机关事务管理局不好多问。事后向秘书长汇报，请示给安排几个秘书的住房？秘书长说，就这事，和张副主席协调时，他一个秘书都不要。看管理局人的惊讶，秘书长说，他当浙江省主席时，就没有人见他身边带秘书，不过，后来却给一个县长当过秘书。
27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安排赫德路（现在惠济路） 2号房子为张难先的住宅。配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也已经到位。
祖父过去看了一下，表示满意。随即由德明饭店迁入。祖母及铭玉、铭淑于3月4日（阴历正月16日）由武昌珞珈山迁住汉口赫德路。
赫德路位于跑马场（现在的解放公园）西北角。中南局在跑马场东北角。赫德路是一条很短的沙土路，仅路南有4户，路北是稻田，稻田北不远有一条河，河就在如今的建设大道、解放公园北那一段附近。
赫德路东头有一个用竹片编的篱笆建成的院子，将赫德路1号、2号、3号，围在一起，它们是相同的3栋小2层楼房，解放前是外国人的，里面有小型锅炉，可以烧热水洗澡，冬天有暖气；厨房里有烤炉。4号是一个机关的院子。
站在2号楼东向西看，小楼南部有2层，往北是一排平房。离开小楼再往北，竹篱笆墙里有一排平房，是警卫排的营房，负责赫德路1号、2号、3号的保卫工作。
从小楼东的门走进，右手边是楼梯，楼梯下可以用于小仓库。左手是客厅，客厅西是餐厅。餐厅往右是平房，有八间房：厨房、警卫员王丹祥、张文儒、服务员吴汉亭、炊事员邓师傅、司机刘凤鸣等各自的住房。还有一间空屋及厕所。
上楼，有一小段走廊、两间房。正对楼梯的一间房较大，是祖父的办公室兼卧室，有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祖母及我和妹妹用楼上另一间房，走廊顶头有卫生间。两间房的南边有一个共有的大阳台。
客厅里除沙发、茶几外，配有一台小电风扇。武汉夏天很热。除有客人来，祖父不允许任何人用电风扇。武汉冬天很冷，除祖父的办公室有一个烧煤的炉子，其它房间都没有炉子。至于烧锅炉用暖气，那是决不允许的奢侈行为。
从珞珈山的小土屋到赫德路2号，我的“土老帽”面目展现无遗：除在武汉大学附小用过蹲坑厕所外，一直是户外旱厕。在看祖母收拾屋子时，有了小急，找不到地方。祖母说出门左边就是厕所。我说，我去过了，没有尿尿的地方。祖母拉我进去，指着一个膝盖高、有盖子的白色东西说，这就是尿尿的地方，说完掀开二层盖子，还教我按一个把手样的东西说，尿完后按一下它，放水冲一下；到客厅，看到窗台上的电风扇、收音机，都不认识……
那时是供给制，张难先一家是小灶，2个警卫员是大灶。吴汉亭、邓师傅、刘凤鸣不是体制内，有工资。张难先找来警卫员王丹祥商议，每个月按规定领来自己家的2人伙食费、2个警卫员的伙食费。吴汉亭、邓师傅、刘凤鸣有家需要赡养，想按警卫员的伙食费标准少交出一些；邓师傅负责安排一日三餐，我们一起吃。王丹祥说，这样不行，我们不能和首长一起吃，我们是大灶。祖父说，孙子、孙女住校，平时就我们两个老人，吃的少。单独我们两个老人的小灶，必定吃不了，那就造成浪费。我们一起吃，匀开来才能避免浪费；再说，就我们七个人，让邓师傅做两样饭也没有必要，大家一起吃，不超过标准就可以。王丹祥说，首长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和首长在一桌吃饭，邓师傅做好后，首长在饭厅吃。我们住房那里还有一间空房，就可以改做我们的小餐厅。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赫德路是一条很短的东西向沙土路，赫德路1号东边，是沿跑马场西侧的沙土路，往南去向市里。张难先准时上下班。只是在下班后的晚间才在家里工作。
我和妹妹上小学，有军政委员会联系安排。在跑马场西南角有“中南育才子弟小学”。妹妹读四年级，到那里读书。祖父上下班时都路过他们学校，星期天她回家，返校，可以搭顺路车。“中南育才子弟小学”没有五年级，我被送到武昌的“湖北保育院”，位于湖北省教育厅后院，读五年级。张难先不让司机接、送我去渡江码头。军政委员会给邓师傅配了一台买菜用的28自行车。开始两年，星期天下午返校，由邓师傅骑28自行车送我去汉口渡江码头，买票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上岸后，邓师傅骑28自行车送我去“保育院”。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邓师傅骑28自行车到“保育院”接我，渡江到汉口，再骑28自行车回家。上初中时，邓师傅就骑28自行车送到汉口渡江码头，我自己过江后去昙华林“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那一段是自己走。初二时，汉口交警不允许骑自行车带人了，上学、回家都是自己走。
很快，我学会走近道，在汉口，每次都途径“六大堆”，听附近的人说，掩埋的是武昌首义时汉口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当时由战时红十字会收集遗骸，形成“赤十字会义冢”，“六大堆”周围堆满垃圾、没有围墙，也没有看陵的人。一次回家后把“六大堆”的情形告诉祖父。祖父叹息一声，“这如何对得起烈士！”“六大堆”在武汉市江岸球场路2号，有鄂军起义阵亡将士墓冢六座，是武汉地区现存辛亥首义烈士墓最大的一处。现在已经整修建设成“辛亥首义烈士陵园”。
“中南育才子弟小学”、“湖北保育院”都是干部子弟学校，因为家长都是供给制，学生的一切生活需要学校都管。我冬夏的服装式样和现在电视剧中新四军的灰军装一样，不同的是，换季时发的衣服尺寸按学生身材大小，冬天有棉衣、棉裤、棉大衣、帽子。
叔叔的小儿子张铭武一岁多，要增加幼儿食品。解放前邓师傅在外国人家做过，会做西点，厨房里又有烤炉，主动提出，可以做一些点心送过去。祖父怕给他添麻烦。邓师傅说，没有什么麻烦的，有现成的烤炉，做一些小甜点不麻烦。祖父问，烤炉能做小饼干吗？邓师傅说，那更省事。祖父就让邓师傅做小饼干。邓师傅说，孩子这么小，小甜点好一些。祖父说，现在多少小孩还在喝米汤、稀饭，你还是做小饼干吧。后来，1951年。叔叔的小女儿张铭理出生，一岁左右时，祖父同样请邓师傅做小饼干送过去。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武汉电台准备一套庆祝的节目，其中安排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讲话。军政委员会请张难先准备讲话稿。讲话稿写妥后，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做适当调整，5月1日，我们陪着祖父在家听播音员播出后，他对我们说：这次播出我的文章，应该能动员大家相信共产党，克服眼前困难。
那时，市场的物资很单调，现在很难看到的“汽水”就是很不错的东西。祖父让司机刘凤鸣买两箱“汽水”带回来放楼梯下的小屋里。有时，叔叔、婶娘带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过江来看祖父母，祖父就拿“汽水”招待他们。
1950年，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前，武汉电台准备一套庆祝的节目，其中又安排有副主席张难先讲话。张难先准备的讲话稿，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做适当调整。10月1日前，接到通知，这次是要直接播出副主席张难先本人的讲话。对于他，还是生平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那天，武汉电台来家里，七、八个人带来一台钢丝录音机，在客厅里，他们调试设备。祖父让服务员搬出一箱汽水招待他们。出于新奇，大家都到客厅围观。电台来人见祖父有些紧张，就说：张老，听说去年在全国政协会上，您发言时毫不紧张，讲得挺好，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我们都学习过；您像那样的心态，就没有问题。不久，电台来人说，录音时不能有一点杂音，让我们都离开客厅，还把客厅门关严。等到客厅门打开，我和妹妹进去，听他们说：很好，张老第一次录音，三次就录音成功，很不容易！原来，每次录音后回放，不理想就再来，第三次回放，大家都认为不错！祖父奇怪，听起来怎么不像是我在讲话？电台人说，都这样，是耳的感觉不同。
10月1日，我们家都到客厅听武汉电台播放。当听到祖父讲话时，都静静地听。我们告诉祖父，好像是听他当面讲话！
1951年，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统称为“三反五反运动”。中南军政委员会按系统组织警卫员、服务人员学习。他们回家讲，通过三反运动学习，看首长平常的吃、穿、住的点点滴滴，首长在廉、俭、平易近人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此前，配给张难先的是苏联的“胜利”牌轿车。大小、性能不如现在俄罗斯的“拉达”牌轿车。有中南的部长从香港引进一台“别克”轿车，三反中，“别克”轿车被调剂给张难先。“别克”比“胜利”先进许多，不仅宽敞大气、车窗玻璃不再用手摇了……
“别克”轿车还带来一桩趣事：司机位置那里有一个开关，向下，左边车前车后有一对小灯闪烁、向上，右边车前车后有一对小灯闪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军政委员会司机班还有一两台轿车有这种小灯，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不久，张难先到北京开会，会务给张难先配车。警卫员王丹祥发现车前窗上没有武汉轿车上安装指示行车方向的、带箭头的装置，要转弯时，警察竟知道车转弯的方向。进中南海，张难先去开会后，警卫员王丹祥问司机，你没有轿车转弯的信号就转弯，警察怎么不阻拦你，还指挥别的车给你让路？司机说，我这车高级！你看，这里有一个开关，向下，左边车前车后有一对小灯闪烁，就告诉警察和后面的车，我要向左转；向上，右边车前车后有一对小灯闪烁。就告诉警察和后面的车，我要向右转。警卫员王丹祥大悟。回武汉后，将这件事告诉刘凤鸣。当天在下班路上，王丹祥对刘凤鸣说，把前面那个箭头的灯关掉。要转弯时，刘凤鸣就用上那个开关，竟被警察拦下，说是没有给出转弯的信号就转弯，要以违规处理。王丹祥下车理论，指着前后闪烁的小灯说，这就是转弯的信号灯。警察不服地说，没有听说过。王丹祥说，首长就在车上，出了问题，你和我都负不了责任，我不和你争；你记下我们车牌号，有问题你再找我们。你回去向你领导汇报。如果领导也没有听说过，让他向北京请示。第二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在武汉可以转弯了。军政委员会司机班那几个小车都马上使用。
警卫员王丹祥、张文儒是49年在北京分配来的。张文儒是北京人，不久复员回北京。后来到张难先这里的警卫员，是四野的，老那是满族，黑龙江人；老崔是辽宁省南部人，那里出苹果，有一年春节后他探亲回来，背了两麵口袋苹果。上楼来说，首长，我回来了。两人寒暄后，老崔说，我家出苹果，回来时，爸妈听说苹果在武汉不好买，让带一些送首长尝尝。张难先说，这怎么好。随即让服务员吴汉亭去叫老妻过来付钱。老崔拦住服务员吴汉亭说，首长，不能要钱的。张难先说：那好。我们老两口吃不了多少，楼下人多，给我们留一些，多数拿下去让大家吃。老崔说，首长，我带回来两麵口袋，楼下有一麵口袋。说完将苹果倒到卫生间浴盆里，说那屋里凉，苹果不爱烂。那年头，苹果在武汉是稀罕物！
解放后，为培养工农出身的干部，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有培养前途的还保送大学。有几个警卫员，来一段时间就调去工农速成中学。王丹祥来张难先这里当警卫员前，是排长，参加淮海战役时，趴在雪地里把脸冻伤，留下疤痕。军政委员会几次要调王丹祥去工农速成中学，他都不去。每一次张难先都劝他去学习，他总说，就愿意留在首长身边。1955年张难先到北京工作，北京派来来的警卫员大都是河北人。1955年末，组织上调王丹祥去上海公安学院，他才依依不舍去了。
1952年10月一天，张难先不在家。警卫员向祖母说：有一位同志说是首长的学生，要见首长，并递上一张纸条。祖母见条上写的是：“宣恩长潭‘耻庐成人识字班’学生涂国元要求接见”。 祖母急忙下楼向门口走去，并且嘴里不断呼唤“国元，国元你在哪里……”。应声，涂国元进门，只见他要见的师母仍然穿着一身青布旧衣，看到他后，她由于心情激动，浑身颤颤悠悠，就像慈母见到久别的儿子。
1953年4月12日星期天，邓子恢副主席来赫德路2号，两人在客厅为工作事交谈。这时，警卫员进来说，涂国元来看您，张难先说，带他去楼上，先让她接待。邓子恢问，是什么人？答：十年前我在恩施办了个“耻庐成人识字班”，有十来个贫苦农民来学习。他是一个。解放后当上了宣恩水文站观测员，去年组织上派他来武汉参加观测员训练班学习。听他说过，训练班要结束了，今天应该是来告辞的。邓子恢说，让他来，我们一起见见。
涂国元进到客厅，张难先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涂国元。张难先向他介绍邓子恢副主席时，涂国元紧张地不知道说话。邓子恢让他也坐下。
邓子恢问；他在恩施办识字班，你说一下，为什么叫“耻庐成人识字班”？涂国元说：他老人家到我们那里，租农民家的一间屋，把那间屋取名“耻庐”，我们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但比我们族长还和蔼。有人问，“耻庐”是什么意思。老人家说，我们国民党治理国家20多年，不仅没有国富民强，还让日本人把我赶到这里逃难，实在可耻。我住的地方就取名“耻庐”。见我们都是文盲，老人家就在他租的那间屋办识字班，不收学费，我们几个人就成“耻庐成人识字班”学生。邓子恢询问土改进行情况。涂国元说：我们那里已土改完了，我们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邓子恢说：听说你当上了宣恩水文站观测员，工作顺利吧。涂国元说：土改后，县里建水文站，召观测员，条件就2个，一是贫下农，二是认识字。我们那里基本都是贫下农，但是认识字的就没有几个。我在老人家的识字班，认识了不少字，就当上观测员。“耻庐成人识字班”的同学有几个也这样不当农民了，呵呵，还拿工资。邓子恢看向张难先笑着点头。邓子恢问：那时，你们尊敬他吧。涂国元说：那是当然。问：生活上是不是挺关照他!涂国元说：老人家在宣恩时，我们都很苦的，老人家生活也跟着清苦，粗茶淡饭，连包谷芯也舍不得丢，师母把它放在锅里炒焦，用碓舂细，做成粑粑吃。”听他这么说，两位老人都笑了，张难先说：“这就是新旧社会呀！”
聊了一会，邓子恢副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拍拍涂国元的肩头说：“青年人，要好好干革命。”
送走邓子恢副主席后，涂国元拿出训练班发的《纪念册》说：想请先生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张难先看后拿上了楼，一会，下楼把《纪念册》交还涂国元，他打开一看，张难先在扉页上写下核桃大的字：
你们昔年不识字，无文化，是无人管的。现在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把你们召集来训练。你们算翻了身，你们要好好学习，毕业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以报答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国元老弟留念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二日
八十老人题 （张难先印）
这期间，有同事、友人请祖父写字、画梅。司机刘凤鸣常站在一旁看，后来表示想请祖父教他画梅。当星期天有空时，祖父教他画梅，还鼓励说，当年自己也就跟老师学习十天，现在来日何止十天！刘凤鸣买来文房四宝，在他房间里，把纸铺在桌子上，按祖父指点，逐步练习。一旦知道祖父要画时，就站在一旁，帮着磨墨、牵纸、看、品。到1955年祖父离开武汉时，刘凤鸣的梅花画得可以拿出手了。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决定取消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
1953年1月21日，林彪发出通告称：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已由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中南军政委员会即日起宣布撤销，并启用中南行政委员会印信。
中南军政委员会改组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央指派叶剑英副主席代主席。21日，在中南交际处大礼堂开行政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
5月7日（阴历3月24日），祖父因咳嗽住进汉口协和医院。5月13日是阴历三月最后一天，（祖父生日是阴历3月30日，当某年没有阴历3月30日时，当年生日取3月29日）为他八十初度生期。只因他生平不愿作寿，为避寿辰，拖延到17日（阴历4月5日）才出院。不料，叶剑英代主席后来知道这事，一定要补贺，并在28日（阴历4月16日）具柬请他全家，及各部，会首长欢宴，宴后安排晚会。祖父深感“义不可却”，因此率祖母出席。
6月12日（阴历5月2日）祖父设宴答谢叶剑英代主席等。
住院时，医生听说祖父早年就爱喝酒，也常抽烟，就劝说年龄大了，建议他戒烟、戒酒。医生还说，许多人一旦戒烟、戒酒会有些不适应，建议他逐渐减烟、减酒，年纪大了，不要急着戒烟、戒酒。祖父决意戒烟、戒酒后，说戒就戒！按照供给制规定，警卫员领回来的好烟、好酒随即送人。祖母、姑妈、叔叔及一些亲友劝他听医生建议，逐渐减少。他对这些劝告一笑置之。八十老人，说不再抽烟、不再喝酒，就不再抽烟、不再喝酒，他的毅力令亲友称赞，也为他的身体没有因此引起不适，称奇。
1953年7月20日，祖母驾鹤西去。在赫德路2号餐厅西墙的壁炉上，除祖母遗像外，是江西省政府送的景德镇红色骨灰坛。除中南行政委员会相关领导来祭奠外，得到消息的亲戚，甚至还有老家沔阳的亲戚前来吊唁。几天里，对于亲戚们，都按沔阳习俗，每人一大碗排骨炖藕汤，然后再吃饭。许多人以为，官居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怎么廉洁，几间客房还是有的。到赫德路2号才知道，一间客房也没有，在吊唁后只能回去了。当年还没有陵园。湖北省政府选定武昌九峰山狮子峰阳面给祖母建墓。祖父亲自为祖母墓建碑，碑文以子孙辈名义。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并于7月8日正式下发执行。
7月2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委务会议上李雪峰副主席作出指示，要求有步骤、有组织、有纪律、既快又好的结束大区工作。1954年11月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qi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等十三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难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祖父即将离开武汉去北京工作，临行前派服务员吴汉亭去沔阳接两位姐妹（坐张难先左右侧）来武汉，并约亲家母（坐次子张澈生右侧）一并照相留念。后排左起（次子张澈生身后）依次是警卫员、服务员、警卫员、司机。
张难先 离开湖北前，中南行政委员会机关部分留守同志到家中送行。在赫德路2号南边院子里合影留念。
1955年6月15日下午11时，由汉口乘京汉路火车去北京。17日上午六时抵京。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刘继平科长引导到北京寓所、前圆恩寺十四号甲。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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