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沈鹏题字遭质疑说开去

文/李佳桂

    沈鹏先生是当代书坛著名人物，曾位高权重，其书法一时称雄。但坊间因他“书法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著名论断，将其视为“丑书”大行其道的始作俑者。这里暂且不论。且说他为耒阳县题写“千年古县”闹笑话的事。

    湖南耒阳县是东汉造纸术发明人蔡伦故里，又曾出土过一通“真书第一碑”《谷郎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千年古县”。因此，请书法名人题字、制匾、建牌坊，宣扬地方悠久历史文化，自然是一桩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沈鹏先生题写的“千年古县”四字，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南来北往的人中，却屡遭质疑，致使初衷大打折扣！

    原来，沈鹏先生的题字是他最长写的、本来大众就难以识读的草书。而“年”字中的三横因叠加、交代不清晰，被普遍认作“手”字。又因县字写作繁体“縣”，左右笔意缺失映带，左边的“县”因草书简化，像是“子”，而右边的“系”，在草书简化中又缺少点“小波折”，活脱一个“小”字。这样一来，被认为是个“孙”字也就不奇怪了——于是乎，“千年古县”在众中眼中竟成了“千手古孙”了！

    其实，这样的笑话并非个例。自从书法走进市场，很多书法家、名人似乎于书斋、展厅之外，发现了更广阔的展示才艺、且有商机的天地，到处可见他们的“墨宝”。书法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这自然是件大好事。问题是，社会、大众热爱、需要书法是一回事，而以什么样的书法服务社会、大众则又是一回事！很多书家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中似乎迷失了方向，将对文字、书法的敬畏之心抛到了脑后，变的随性起来，全然不顾地域特点、文化背景、受众人群，以及大众审美要求，其龙飞凤舞、稀奇古怪的题匾，常使人一脸懵逼，不知所云。于是，网上便接连不断出现有人调侃：谁认出匾额（亭榭、巨石）上三个字、四个字中一字为高人、两字为神人的笑话。

   由此，便不能不引发这的思考：书法，究竟该如何传承、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书法，究竟该如何为社会、经济和大众服务？具体来说，书家如何题写公众场合中的牌匾？

    牌匾，又称匾额、招牌（此间所论包括名山大川、楼堂舘所题词）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独特的艺术样式，成为中华书法百花苑中一朵奇葩！

    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语：“秦书八体，六曰署书”，可以推测秦代牌匾即已出现。而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可见，北宋时期大街小巷的各种建筑物上都有牌匾的身影，说明那时牌匾已十分盛行。可见牌匾历史之悠久！

    牌匾既是弘扬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书法艺术的载体，又是身份标识、功能推广、形象展示、情感表达、宣传教育的实用艺术——这一功能决定其书法必须兼具艺术性和可读性。非具艺术性不足以“雅观”；非具可读性不足以“达意”。

    书家题匾，古人曰“署书”。对此，古人有诸多经典论述。如：讲真态，“要各尽字之真态，而弗以己意参焉”。讲神气，“大字唯尚神气，形质次之，最忌修饰”。讲意境，“必须词典则而意趣高远，使人目击而道存”。讲神彩，“要间架明整，字字相照应，绵密古雅，不怒张，不险怪，奕奕然有静而若动，动而若静之势”。讲章法，要“字迹绵密匀称，各尽其态，东映西带，如同星辰参错，灿然成章”，等等。并且，书写状态、书写条件也多有讲究，署书，必须无“俗世牵拌”，“襟怀舒散”而后书之；坚持精神状态不佳、匾名文字不雅、意违势绌不书。甚至纸墨不夠精良、几案不整洁亦不书。

    而对署书的字体选择，历代书家文人也为我们创立了丰富的经验。

    楷书：字体规整，结构严谨，端庄大方，具有较高的辨识度。适合正式、严肃的场合，可彰显其庄重和文化底蕴。

    隶书：蚕头燕尾，古朴典雅，韵味深长，富有艺术感染力，辨识度也较高。适合店铺、古建和文化娱乐场所，雅俗共赏。

    行书：自然流畅，笔画连贯，动态十足，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适用于文化氛围浓郁的场所，如艺术工作室、画廊、茶舍、古迹和公园中的亭台楼阁。

    篆书：古朴典雅，结构美观，能展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适用于与传统文化、历史遗存、艺术舘舍、文物古迹等相关的场所，可增加文化气韵，提升艺术品位。

    先贤对题匾这一书法“清事”的敬畏与用心，可从以下两则历史故事中窥见一斑。一则：汉高帝未央宫殿成，命萧何题额，覃思三月，乃以秃笔构隶体书之，时谓萧籀。二则：魏文帝起凌云台，先钉榜，去地二十五丈，诏韦诞书之，以辘轳引上，题竟而鬓发顿白。

    古人、先贤正是由于对题匾深怀这么一种敬畏之心、认真态度，从“庄雅严重，美于观望”出发，将个性化的笔墨语言寓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传统书法艺术的使命之中，从不将这一“庄雅”书法创作活动当作名利场，以举风雅之名，行欺世盗名之实。所以，他们笔下的题匾，不论真、草、隶、篆，无不端庄大气，恢弘畅达，千百年来尽可雅俗共赏，得到社会认同，成为中华书法史中的瑰宝。

    且举几块最为著名的百年老店牌匾作为例证：由清代帝师翁同龢题书的《宝古斋》；由清代状员陆润痒题书的《荣宝斋》；由清末才子钱子龙题书的《全聚德》；由清代大书家谢崧岱题书的《一得阁》等，或飘逸洒脱、清秀俊雅；或笔酣墨畅、大气磅礴；或古朴工拙、浑厚醒目，无不令人驻足欣赏，过目不忘，于抬高了老字号的身价同时，也提升了书家的名气。甚至连历史名声不佳的明代大学士、内阁首辅严嵩题书的《六必居》；民国军阀吳佩孚题书的《盛锡福》，从笔迹上看，并没有显露出因权重一时而敷衍塞责，而是显得毕躬毕敬，笔画工整，沉着稳重，至今仍为商家视为镇店之宝，并为民间广泛认同喜爱。

    如说古建经典名匾，不得不说高悬于明长城居庸关之上的“天下第一关”牌匾。史载，此匾由明代进士、书法大家萧显所书。萧显为写好区区五字，每日用五尺扁担练习臂力，耗费多日。字体雄浑刚健，气势豪迈，结构险峻，兼具行书笔意，形成动感，恰与雄伟的山海关依山傍海的地势相呼应，相得益彰，已然成为山海关的一大标志，天下闻名。

    而为山河题书的著名例子，莫过于北宋米芾为盱眙县南山题写的“第一山”。寥寥三字，虽显狂态，却风骨内含，笔势阔伟，神采飞扬，呈凌云绝顶气象，史书评价云“纵然飞动，殊有一夫当关之势”。正因此，被叫了千年、名不见经传的“南山”，自米芾题书而易名为“第一山”。又因字好、意好，天下竟有二十余座名山，如安徽当涂大青山、河南蒿山、南通狼山等争相翻刻“第一山”碑，以作标榜，共享大家书法荣光。

    以上种种案例，均雄辨地说明，只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社会认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书法，才足以为物产增辉，为山川壮色；才足以与物产、山川珠联璧合，留芳百世。相反，任你名头多高、名气多大，你的书法只会是佛头着粪，留下笑柄！

    试想一下，若叫丑书、吼书者们来为厂矿机关、商铺街道、楼阁亭榭、山川名胜题书的话，岂不弄得滿世界乌烟瘴气、群魔乱舞一般？你的商铺即使卖龙肉，恐怕亦无人想进！把人文环境污染的一榻糊涂，还谈什么“增辉”、“壮色”呢！

    遍查史书，传世的数不胜数的各类牌匾，包括为山河立传、为古迹题词的书家，不论名头大的、还是名头小的，唯以书法而名世，非有因题书闹笑话而遭诟病者。反观当今，许多有名头的书家因题书而闹出的笑话比比皆是、传播甚广，更何谈以书法名世？这究竟是观众的尴尬呢？还是书家的尴尬？

    我曾与著名书法家朋友，微信讨论某些书家题匾，以炫技、玩书法为荣耀，其所谓书法疑似神密“天书”，似乎有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球作对的现象时，一时激愤，说出了不好听的话：汝欲玩书法，你尽可在圈子、沙笼、杂耍场子，乃至被某种力量控制的展厅去玩，但你无权把全民都当作你的“粉丝”！你享受了人民给予的俸禄、拿了“东家”的润格，万不该再来玩“东家”、玩社会、玩弄人民大众！就算你夠种、有文胆，但你的文心何在！

   书法，最能感动、感化人的创新，莫不是根植于传统的土壤、根植于民心！ 当一些专家学者教授名人，滔滔不绝大谈XX、XX书法的个性、艺术性甚至什么现代性、唯一性时，是不是应该讨论讨论原本就是人民大众天赋与智慧创造的、天生带有中华大地人间烟火气息的文字与书法的“人民性”的问题呢？

（2025年4月2日至5日，于淮南斗室起稿、于合肥寓中完稿。）

      李佳桂，号“榆木”，1951年生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一央企从事管理工作至退休。现居合肥市。有多种企业管理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业余创作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散见报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