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关中农村娶媳妇的好事儿

文｜董惠安

    关中农村有句歇后语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其实这和文人墨客追求的“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一个境界，只不过文人墨客居于社会上游，“洞房花烛夜”不是梦，可是对于农村家境一般者，可不就是个梦吗？一个从乡间走进都市文化殿堂的作家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不是走进大学当了作家，我在农村很难娶到媳妇，就是娶到了，也是给村长娶下的。”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大龄剩女的数量约为1.16亿，单身男性的数量约为3000多万。大龄剩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她们多数拥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由于要求较高，导致婚姻市场上的匹配难度较大。而单身男性则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很多男孩子在30岁左右仍未找到合适的伴侣。此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5-39岁未婚人口已达1.25亿，其中单身男性占比高达72%，单身女性约3500万。

这些数字中的男男女女，本应像自然界的阴阳结合、异性相吸一样组合配对，繁衍生息，可他们却像两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块儿。有不少人抱怨当今农村也是结婚难，高彩礼泛滥。于是有人怀念过去，认为过去农村乡风淳朴，只要青年男女两情相悦，“牵手手亲口口”，就很浪漫地直往婚姻的“仡佬里”走了。    

这种说法太天真了。

我今天想说说几十年前关中农村的婚姻见闻，好像没有歌里唱的那般浪漫美好。我的感觉是，从古老歌谣传来的故事中，就蕴藏着一种无情和冰凉。和那位“娶到的媳妇不会是为村长娶下”的作家所说的极为吻合。

我七岁时随家人从城市落户到秦岭的一个峪口村，由于大哥已到婚龄，就渐渐有了婚嫁的言语传到家中。加之我家有弟兄五人，婚娶之事在村里人看来是个巨大的挑战。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陕西十大怪”中的两“怪”：“姑娘不对外”和“女儿当牲口卖”。所谓的“不对外”就是不嫁外乡人，估计那架势就是美国总统来求婚也不会嫁。“当牲口卖”就是高额彩礼。况且当地习俗中，男孩早早就定亲了，俗话说是“把媳妇占下”，就是抢占婚姻之源，当地人叫做早早“请媳妇”，我后来考证这个“请”，应当为“钦（表示尊重和尊崇）”，“钦媳妇”可是一件悠悠大事。你看见村里十二三岁的女孩儿，还在懵懂中呢，却已经不是“单身”，早已名花有主了。她们的通婚圈，基本上没超出方圆二十公里，其后代极缺乏生物学上的“人种杂交”优势。

把女儿当商品卖，甚至一女二嫁，都不是罕见事。有的家庭就是为了多讨些彩礼，厚着脸皮让媒婆说一门亲，索要一些彩礼后，又悔婚再说一家，再讨些彩礼，在人们的白眼中享受讨要来的几丈洋布、一二百元钱。后来提高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如今看来不很值钱的物品。临出阁上花轿前，还要抓住最后的发财“窗口期”，狠敲男方家竹杠一回。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戏台上经常上演一出秦腔小喜剧《要不够》，说的就是女方家中不断地向男方索要彩礼，直到新娘上花轿时还在索要，最后花轿空抬走了，丈母娘无奈又领着女儿穿着嫁衣追花轿，喜剧变成了闹剧。其实这样的闹喜剧在戏台下面的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上演着。

我成年之后对婚姻社会有了深刻了解之后，在观察了农村一场场看似热闹喧嚣的婚礼场景之后，深深能体谅到农村家庭娶媳妇的艰辛不易，从订婚到迎娶进门，省吃俭用，积攒彩礼，积聚为筹办婚礼而需要的钱财物品等等，这在物资匮乏时期更为不易，因而更感知了关中媳妇的金贵。一场婚礼就是村中的一次节庆盛典，主家喜庆，全村人也喜庆，这喜庆后面藏着一种生命传承的悲壮。

我们家从城市来到峪口村，属于“外乡人”之列，村子周边的女子对于我家弟兄来说，都算是“禁运”品。大哥到农村不久原来读书的省城某技校因饥荒停课半年后又复课，离开了村子。二哥在某县城上班，有人介绍了一位城郊农村一女子，结果是骗了他一笔钱后翻脸悔婚，套路有点像“一女二嫁”。无奈他后来娶了一位河南籍的女子。三个是经人介绍和一位苏北女子成了家。四哥在七十年代中期到了婚龄，先是有人介绍了一位关中女子，初次见面进了家门，始终给人一背身，给人以羞答答的错觉。屁股还没坐热，就要求去县城逛商店买衣服，一走近服装柜台（当时的商店商品都在柜台里，和顾客是隔开的），看上一件衣服不试穿就拿着走路，再看上一件又是拿上就走。拿了四件之后，扭头就出了商店，头也不回，四哥追都追不上，结果他被售货员拦住，要求付款。结果付了款之后连吃饭、回家的车费都没有了。最后这门亲事也没成。要的彩礼钱三百元、买的衣物也没退还。两年后，四哥找了一个安徽女子成了亲。

我是我家弟兄们中唯一和关中女子成婚的。当时已经是七十年代后期，社会风气有所开放了，当我即将走进大学校门，和女友的婚姻约定的信息传开后，她家一个外村的远房亲戚居然“忠告”她们家人，千万不能让这们婚事成，并重重地强调了我的“外乡人”身份。不过这个“照会”式的“忠告”没有奏效。关中女子不嫁外乡人的规矩在我这里被破局了。

关中女子“不对外”，但外乡的女子却是来者不拒。我们村也有几乎从城市落户而来的家庭，家中的女子很快就痛痛快快地嫁给了附近村子的关中男子，而家中男丁则娶亲无门，后来大多是与从河南、甘肃等地领回来的女子成婚的。他们的下一代人，才慢慢地融入当地乡间。

村子和周围村庄里甘肃女人很多，这些女子大多是逃荒而来，落脚村中，被村中光棍汉所收留，然后到公社（如今的乡镇政府）办个结婚证，就算成家了。其中有的女子在甘肃还有丈夫孩子，在关中成婚后，成为事实上的“一女二夫”，在关中家中生一两个孩子后，又转身回到甘肃，再生一半个孩子后，又辗转回到关中，酷似西南边寨的走婚。这种情况直到八九十年代之后生活好转，才慢慢消失。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婚事的彩礼要求也水涨船高。过去是几百元，“万元户”的致富故事出现后，彩礼很快就突破万元，如今20万已经挡不住了，同时还要求在县城有房，有车，有相当数额的存款。还有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由于前些年的计划生育，农村女孩数量减少，男孩数量多，再加上进城或者到大城市打工，女孩成了稀缺资源，男孩的成婚机会越来越困难。当然，要说点正能量的、让人开心的故事，那也不少，比如年轻人上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工，在工作中自由恋爱了对象，有的在城市中立足了，有的把外地媳妇领回村子了，这都是大快人心之事。他们的通婚圈扩大了，下一代更聪明了更漂亮了，这可是真正的“做梦娶媳妇”，梦想成真了。然而，城市的“不婚主义”也影响到了农村，经济萧条引发失业潮，农村青年娶媳妇的事，又成了“做梦”。

如何让数千万娶不到媳妇的农村青年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这可谓“家国大事，不可不察！”

            董惠安2025.4.2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