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蒋纬国先生的札记，通过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生动地展现了权力如何扭曲人性、助长傲慢与丑陋。这些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深刻反思。

        文章中，少将强行换枪、上校暴力抢座、酆悌用锈枪占便宜，这些行为背后是权力的傲慢与对责任的漠视。权力本应是服务社会的工具，却被滥用为压迫他人、满足私欲的手段。

        蒋纬国的经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队内部的腐败和对民众的压迫。这种权力的傲慢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整个权力体系的缩影。权力的傲慢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上，也体现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当权力失去道德约束时，它不仅会腐蚀个人，还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

        蒋纬国的札记提醒我们，权力的傲慢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历史条件的产物。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希望为当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历史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的本质，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和人性化的权力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应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个体，也不能忽视制度与文化对人性的塑造。权力的傲慢是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权力的救赎则需要制度的完善、文化的更新以及个体的觉醒。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打破历史的循环，让权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非腐蚀人性的毒药。

        我们期待这个故事能为读者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帮助我们共同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和人性化的权力体系。

             明渊庆泽

       蒋纬国先生的札记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的窗口。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片段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权力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滥用，更窥见了那个时代权力体系的深层逻辑与社会心理的集体投射。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剖析这些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权力结构与人性困境，为理解历史教训提供多维度的思考。

        一、权力傲慢的历史根源：制度失衡与文化惯性

        蒋纬国笔下的少将换枪、上校抢座等事件，绝非偶然的个体失德，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运行机制的必然产物。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队，深受封建等级制与官僚主义的双重影响：

        1、制度设计的缺陷：

        军队内部的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与问责机制。军官的晋升往往依赖派系关系而非能力，导致权力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例如，胡宗南系统内的军官普遍享有特权，而其他系统的军官则难以获得同等机会。这种制度性不公不仅加剧了权力的傲慢，也削弱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2、文化惯性的延续：

        传统社会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权力被视为天然的优越象征。这种文化惯性使得权力者习惯于通过欺压下属来彰显权威，而下属则形成“跪地求饶”的生存本能。例如，酆悌作为“十三太保”之一，尽管其手枪锈得无法使用，却依然凭借军衔对蒋纬国提出无理要求，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军队中并不罕见。

         3、国际比较视角：

        与同一时期的苏联红军或美国军队相比，国民党军队的权力傲慢现象尤为突出。苏联红军通过政委制度加强了对军官的监督，而美军则通过《士兵权利法案》保障了士兵的基本权益。这种对比凸显了国民党军队在制度设计上的落后性。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双重作用，使得权力傲慢成为一种系统性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意地创造。”蒋纬国的经历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二、权力与人性的双向塑造：傲慢与恐惧的循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权力并非单纯的人性恶果，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蒋纬国的札记生动展现了权力如何塑造人性，又如何被人性反作用：

         1、权力的异化：

        军官们将权力工具化，用以满足私欲（如换枪、抢座），而忘记了权力本应是服务集体的工具。这种异化现象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环境中尤为突出。例如，酆悌的手枪锈死却依然佩戴，反映出权力者对职责的漠视。

         2、恐惧的制度化：

        当上校得知蒋纬国身份后跪地求饶，这一幕折射出权力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文化。权力的不透明性使得每个人都活在对更高权力的恐惧中，形成“欺下媚上”的恶性循环。这种恐惧文化不仅压制了个体的道德判断，也削弱了组织的凝聚力。

        3、人性的复杂性：

        蒋纬国对学生时代欺凌者的宽容，与他对军官傲慢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人性中既有被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也有通过反思实现救赎的潜力。例如，学生时代的欺凌者在蒋纬国的宽容下最终改过自新，这一事件表明，人性并非不可改变。

         4、权力与民众的关系：

        国民党军队的权力傲慢不仅体现在内部，也体现在对民众的态度上。共产党通过与民众的亲切互动，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弱点，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种对比进一步凸显了权力傲慢对民心的破坏性。

        这种权力与人性的双向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权力既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

        三、历史教训的当代启示：权力的救赎路径

        蒋纬国的反思不仅是对历史的批判，更是对未来的警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当代社会应从以下维度构建健康的权力生态：

        1、制度层面：

        通过权力制衡与透明化改革，打破“官本位”的等级迷思。例如，引入独立的军事监察体系，确保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现代军队如德国联邦国防军，通过严格的纪律与透明的晋升机制，有效减少了权力傲慢现象。

         2、文化层面：

        重塑权力伦理，将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纳入权力者的教育体系。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通过文化建设，可以逐步改变“官本位”思想，树立“服务为本”的权力观念。

         3、个体层面：

        培养权力者的自我反思能力。蒋纬国的宽容与批判精神，正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保持道德独立性的典范。通过道德教育与心理辅导，可以帮助权力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道德底线。

         4、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包括内部监督、舆论监督与民众参与。例如，瑞典的“阳光法案”要求政府决策透明化，为权力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结语：以历史为镜，照见权力的未来

        蒋纬国的札记提醒我们，权力的傲慢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这些事件时，既不应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个体，也不能忽视制度与文化对人性的塑造。

        权力的救赎之路，既需要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文化的更新，更需要个体的觉醒。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打破历史的循环，让权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非腐蚀人性的毒药。这是蒋纬国先生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历史启示。

附：

        蒋纬国札记：权力的威风和丑陋

                   （ 一）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辆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 二）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从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而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三）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

        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

                   （ 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

        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

        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功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

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蒋纬国当时用的学名是“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

        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