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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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深度

－－鲁迅小说研究之四

【程凯华】

    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写的都是普通农民几乎无事的悲剧，但鲁迅善于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从这些普通的人和事中提炼出不平凡的主题，开掘出深刻的思想意义。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深刻思想意义，首先表现在: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平等、友善、感同身受的真诚态度，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普通劳动农民在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极端痛苦，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思想对农民群众的严重毒害，从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反封建的呼声。

    我们看:

    《故乡》里的主人公闰土，少年时候是一个聪明机智和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作者用饱蘸热爱的笔墨把他画在“一幅神异的图画”里，那时他只有十一二岁，“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既能装弶捕鸟，又能月夜管瓜，也喜欢到海边捡贝壳。有着“无穷无尽”的丰富而瑰丽的生活知识。这是一个在泥土和旷野里 成长起来的“小英雄”。然而，30年后的中年闰土，除了“身材增长了一倍”，却是“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绵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

    为什么一个健壮活泼、英姿勃勃、精明能干的“小英雄”，居然会变成如此形容枯槁、蒼老衰弱、麻木迟钝的“木偶人”呢？鲁迅在作品里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解答。这是封建的宗法的制度和思想造成的。首先看闰土的一段痛苦的控诉:“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但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再看“我”和母亲对闰土景况的一段叹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前者是闰土摇头时吐出的苦水，后者是“我”概括闰土生活日益贫困的原因。正是这些人祸天灾，使闰土由“小英雄”变成了“木偶人”。在旧社会里，广大农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再加上自然灾害，必然会遭到像闰土这样的悲惨命运。鲁迅的描写还不仅到这里为止，他又进一步揭示出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非但使闰土过着极端贫苦的物资生活，更严重的还在于摧残了他的精神。鲁迅在作品里描写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一个是闰土跟儿时的朋友“我”久别重逢时，“我”极兴奋地称呼他为“闰土哥”，闰土却那样凄凉而恭敬地称呼“我”为“老爷”，并且还拖出跟在后面的儿子水生来，要孩子“给老爷磕头”。当“我”的母亲让闰土随便一些，闰土却自卑自贱，甘居“下等人”的地位，认为“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一段描写生动地表现了闰土与“我”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一种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尊卑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脑海。另外一个细节是闰土在挑拣几件赠送给他的东西时，除了一些日用器具和作为肥料的草灰外，还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他面对吃人的黑暗制度，“摇头”表示不满，希望摆脱苦难，但是他不认识自己受苦的根源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他不是把改变这种境遇的希望放在反抗斗争，推翻旧制度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香炉”和“烛台”上，寄托在“偶像”的崇拜和神灵的保佑上，认为只要虔诚地求神拜佛就会摆脱贫苦的生活。闰土之所以产生这一行动，完全是封建宗法制度和神权思想对他毒害的结果。鲁迅通过上述两个细节描写，形象地揭示出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是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这就深刻地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反动统治阶级不仅残酷地榨取了农民的血汗，摧残了农民的肉体，而且用封建等级观念和迷信思想，毒害了农民的精神和灵魂，使农民在麻木愚昧中永远忍受着生活的痛苦。在闰土平凡的一生中，他的全部遭遇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造成的结果。

    表现农民群众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鲁迅善于从农村的阶级关系中观察和分析农民的现实生活，不仅从经济方面来反映农民生活的悲惨，而且从精神世界来揭示农民的痛苦，并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民没有觉悟的精神状态。众所周知，《阿Q正传》里那个肯劳动而始终没有觉悟的落后农民阿Q，生活地位是极其卑微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鲁迅曾经说过，古代封建等级制度极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层层压迫，那下等的是“台”，“台”下边是不是没有被压迫者了呢？鲁迅说:“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鲁迅全集》第1卷:《灯下漫笔》）但阿Q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他无职业，无土地，无房屋，一贫如洗。在未庄，他遭受到赵太爷、钱太爷之流的残酷压榨。他们严守主奴之分，上下之别的封建等级制度，既不准阿Q姓赵，又不准阿Q恋爱，更不准阿Q“革命”。他们还用卑劣的手段订下了五个条件向阿Q敲诈勒索，把阿Q剥削得只剩下一条万不可再脱的裤子，逼得阿Q无衣无食到处流浪，不得不进城当偷儿。最后只落得一个受诬而被枪毙的悲惨结局。

    贫苦农民阿Q显然是被以赵太爷为首的地主阶级和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结成的反动同盟吃掉的。但是，作品的重点还不在于描述阿Q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所过的贫苦的物资生活，主要的还不是为了说明旧社会吃人的冷酷现实怎样摧残了这个质朴能干的劳动者的肉体，而是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全集》第7卷:《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鲁迅全集》第5卷:《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将阿Q思想上的不觉悟状态与他生活上的悲苦境况交织在一起描写，而把笔墨着重放在刻画阿Q的典型性格“精神胜利法”上，以此说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怎样毒害和虐杀阿Q的精神和灵魂。

    鲁迅是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心灵的作家。他清楚地知道，农民有许多精神痛苦，远比直接的肉体的痛苦更可怕，更难忍受。《祝福》里的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她一生最大的希望，是要用自己老实、辛勤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的低微的生活。可是吃人的封建势力却不容许她的这一希望得到满足。她一次又一次地挣扎，结果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族权的威严，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捆起来当做商品出卖；夫权給了她无穷的蹂躏，她因为改嫁过，违背了女子“从一而终”的礼教纲常，落了“一件大罪名”，受尽嘲笑和奚落；神权这把“无形的杀人刀”更砍杀了她的精神；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最后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渊。一个勤劳、善良、安分，为别人做出终生牺牲的可怜的劳动妇女，连最起码的的生活愿望都被撞得粉碎，她在临死前还处于求生无路，欲死不能的悲惨状态中。这是何等令人窒息而又辛酸的悲剧啊！

    祥林嫂是鲁迅笔下最不幸的一个悲剧形象。为了揭示人们的不幸，鲁迅曾写了形形色色的被蹂躏被压榨的悲剧人物。他们各自以其血泪的历史向封建制度作了强烈的控诉。但是祥林嫂是不幸的人们之中的最不幸者。孔乙己被打断了腿，还能爬到酒店喝一碗老酒；阿Q绑赴刑场时，还能做未来的梦；但祥林嫂这个额头上带着一块伤疤——所谓“败坏风俗”的印记——的垂死女人，她最高的希望，只不过是保存一具完整的尸首，不要被阎罗大王锯成两半!活着，她没有出路；死去，她也没有出路!她盼望死，因为她活不下去，她害怕死，因为死后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夺!她希望有灵魂，因为那样她就可以见到自己唯一的亲人阿毛；她又害怕有灵魂，因为那样就是死了也不得保存全尸!祥林嫂的命运就是如此的大不幸!这是鲁迅深刻地观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的命运而加以典型化的一个完整的悲剧人物。作品就是以这种深刻无比的悲剧力量而震撼人心。毛泽东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1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祥林嫂的形象控诉了这四种权力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它有力地表明“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已经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

    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吃人，特别是吞噬弱者的女性，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进行过揭发和批判，然而再没有比鲁迅的揭发和批判更彻底、更深刻的了，再没有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描写得更成功、更惊心动魄的了。如果不说过去的作家没有像鲁迅那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那至少可以说，过去的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难以和鲁迅相比的。回顾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优秀的民间文学，或者是具有民主主义因素的文人创作中也创造了不少被压迫的妇女形象，例如，刘兰芝(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霍小玉(唐传奇《霍小玉传》）、璩秀秀(宋话本《碾玉观音》）、窦娥(元杂剧《窦娥冤》）、杜十娘(明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清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一群被压迫的婢女形象等等。作者对她们悲惨的遭遇作了生动的描述，倾注了深厚的同情，对于人们认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罪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从这一系列的被压迫的妇女形象看，她们的身份，有的是贵族小姐，有的是沦落风尘的妓女，有的是贵族家庭的婢女、有的是市井细民，只有个别的农村女子，而以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妇作为作品的中心形象来描写，实属罕见。只有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农民问题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才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显示出与前代文学不同的特点，把贫苦农民群众作为重要的描写对象。与此同时，下层贫苦农妇的形象，也陆续被引进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来，而其中又以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描写，最为深刻，最为成功。《祝福》之后，尽管反映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汗牛充栋，然而没有一个在思想的深刻、容量的巨大和艺术的魅力方面超过祥林嫂。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涌说:“直到现在，在中国作家中，鲁迅还是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苦痛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带有如此深刻的悲剧性，以致它永远打动一切善良的读者的心灵，并且深刻的激发人民对于封建主义以及对于一切压迫者的憎恨。”(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吶喊>与<徬徨>研究之一》《鲁迅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鲁迅同情和关怀农民，写农民的痛苦生活，他的态度，和那些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截然不同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作家有时也同情农民，也企图描写他们生活的痛苦，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但他们总是把农民群众看作比他们低一等的所谓“下等人”，他们总是从高高在上的恩赐观点俯视农民群众的生活，所以，他们对农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就无法真正了解，更无法感同身受。而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他一开始便是作为农民的知心朋友出现的，他和农民同呼吸，共患难。正因为如此，他对农民才能真正了解，对他们的痛苦生活才能真正感同身受。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以平等、友善的真诚态度对待农民，才能全心全意为农民代言，为农民服务。

   二、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深刻思想意义，其次在于:作者通过这些小说，以深刻的历史真实展示了民主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动力，客观上提出了准不准农民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民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鲁迅不止是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方面，我们还不能认识到鲁迅真正伟大的地方。鲁迅的伟大，在于他认识到农民不只是一个受压迫被奴役的阶级，而且是一个革命的阶级。《阿Q正传》突出地表现了鲁迅的这个认识。阿Q虽然受封建制度的严重毒害，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可是他所受的阶级压迫决定了他对革命是“神往”的。鲁迅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和细致地表现了阿Q走向革命的全过程。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阿Q由于受到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愚弄，本来不了解什么革命，甚至还跟着统治者“深恶”革命，但当辛亥革命暴风雨来临时，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不仅未庄的遗老现出了“慌张的神情”，而且连城里“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害怕”。因此，受压迫的直感，使他意识到革命于他是有益的，革命使他“神往”和“快意”，“舒服得有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有说不出的快意！他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在得意之余，他便高兴地宣布自己“造反了!造反了!”回到土谷祠，他幻想着革命的“有趣”，打算趁机砍掉赵太爷之流的脑袋，并理直气地要把地主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阿Q的这些幻想，虽然幼稚、模糊，但却表现出对压迫者的复仇情绪和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强烈要求。阿Q不仅“神往”革命，而且还要求参加革命党，对假洋鬼子不准他参加革命愤愤不已。革命是群众的节日，阿Q的原始复仇精神随着革命的浩大声势得到了发展。在小说中，鲁迅充分表现了阿Q的革命性，不仅描写了阿Q革命的愿望和革命的可能性，而且表现了阿Q在主观思想上认为自己已经做了革命党，在行动上“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顶上”，显示了不愿做革命党的顺民。鲁迅这样表现阿Q走向革命，是基于对农民阶级必然具有革命性十分深刻的认识，即便这样落后的农民阿Q都会走向革命，那么，像闰土、祥林嫂和爱姑他们，只要正确引导，无疑会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一定能创造新的生活，就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动员农民群众参加，并且还在进行中就和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妥协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仍旧是赵太爷当道，赵秀才花了四块钱，便和假洋鬼子一样，成为“柿由党”了，至于阿Q，他要求参加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参加革命，最后终于被挂着“银桃子”的复辟派送上了断头台。阿Q的悲剧实质上也就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枪毙阿Q的枪声一响，也就宣告了辛亥革命的死亡。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鲁迅写《阿Q正传》是在1921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当时中国工人运动还没有和农民结合，一般作家还对农民缺乏了解，而鲁迅却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以他亲身的经历，长期的观察思索，丰富的艺术修养充分地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愿望和行动，有力地肯定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真实地展示了农民，只有农民，才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农村的真正动力这一伟大真理，客观上尖锐地提出了准不准农民革命这个关系到民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形象而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运动的思想水平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新民主主义论》）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发动、依靠这个主要力量，因而必然软弱无力，也就必然要失败。《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的形象总结，又一次表明，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的步调是完全一致的。鲁迅通过《阿Q正传》的艺术形象，明确地昭示给人们，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历史地宣告，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革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主力军，而这就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课题。因此，我们说，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

   三、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深刻思想意义，还在于:作者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着力表现人物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展示人的精神力量。他没有把农民当成单纯的讴歌的对象，更没有把他们当做丑化的对象，而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对农民进行了辩证性的描写。

    高尔基在《论文学》中说过:“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戈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鲁迅的小说虽然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但是他并没有以暴露为满足。他暴露黑暗是为了“战取光明”。他坚信:“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会是光明的将来。”(《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这种对光明的信念，在小说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挖掘和描写，对人的精神力量的重视和肯定。

    鲁迅对农民，不只是一般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而是更积极的从正面赞颂农民的优美品德和反抗精神。在鲁迅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中，无不有着劳动人民美好的德行和人情。闰土和祥林嫂，六一公公和爱姑，《风波》里的农民群和《社戏》里的农民子弟群，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但都热爱劳动，对未来的生活怀着强烈的信心和希望，对自己身受的压迫是不甘于屈服的，是敢于反抗的。例如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的虐待，逃跑出来做工，每天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着，坚强地在生活的浪头中挣扎着，直到反动势力像毒蛇一样吞噬了她的肉体和灵魂。又如爱姑，敢于公开地把遗弃她的丈夫和公公斥做“畜牲”，面对统治森严的封建“道德”和“礼仪”，敢于慷慨陈词。“要撇开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至于双喜、阿发这些农民后代又是那样天真、活泼、机智、热忱；老农六一公公又是那样慈祥、质朴、慷慨、开朗。虽然他们从丑的社会蒙受了一切不能想象的羞辱和苦难，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那不可驯服的性格和精神的美质，同样坚实地形成起来。任何不公正的事物都只能引起他们的憎恨，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得到他们由衷的热爱。在他们身上，人性美和人情美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在鲁迅的笔下，我们还可看到，即使对于那些形体和灵魂都被扭曲了的人物，也努力去发掘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美德因素。例如阿Q，虽然受尽了生活的颠沛和凌辱，甚至失去了常人的精神状态时，还保持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本色:“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对阿Q，鲁迅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因为这样，当有些画家在画阿Q的肖像时，把他丑化得古里古怪，鲁迅是很不满意的。他说:“我的意思，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没有癟三样。”(《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同样的原因，当有些作者将《阿Q正传》改编为戏剧和电影，过分夸张阿Q的滑稽可笑之点时，鲁迅也很不满意。他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不免隔膜，供人以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鲁迅书信集》下卷:1935年7月19日《致沈西苓》）又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鲁迅书信集》上卷: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总之，鲁迅写《阿Q正传》用笔分寸是很严的。即使阿Q“很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也“没有流氓样，不像癟三样”，更何况，他还有朦胧的革命要求。这是他身上的未被弥灭的美好的东西。对这些美好的东西，鲁迅是十分珍视的，并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在回答阿Q会不会做革命党的问题时，鲁迅说过:“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这里，鲁迅指出了农民要求革命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尽管阿Q的“革命”是自发的，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老婆之类，错误地把阶级兄弟小D也视为复仇的对象，但这无非是认识模糊，从发展上来看，只要有人教育和引导，是可以克服的。

    鲁迅一方面热爱农民，赞美了农民优美的德行和人情，另一方面也清醒而沉痛地表现、批评了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弱点，如中年闰土的麻木保守和迷信无知，爱姑的眼界狭小和对于地主阶级人物存在的幻想等等。特别是《阿Q正传》中，鲁迅尖锐地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及阿Q那种以未庄人的眼光判断是非的标准，把革命单纯看作分富家财富、不能正确区分敌我、只图实现狭隘报复之类的思想。鲁迅固然有深厚的热情，但更有清醒的理智，他把热烈的感情隐藏在冷静的观察中，使他不致片面地只看到农民的优点，而忽略了他们的缺点。不过，鲁迅在批评农民的缺点时，又清楚地告诉我们:“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造成农民某些落后因素的根源主要的还是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愚弄所致。这是鲁迅的伟大所在，也是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前期的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反映，虽然达到了相当深刻、真实的程度，但也存在着暂时无法克服的思想弱点。他反映了农民不能不革命的悲惨的社会地位与主观上缺乏民主主义觉悟的矛盾，但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他表现了农民反抗的、革命的要求，但更主要的却是表现了他们所受的毒害，对于农民抗争的方面，他还缺乏更充分的认识和更鲜明、更有力的描绘。至于依靠什么样的先进力量，可以领导农民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鲁迅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他还在努力探索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作品流露出苦闷、徬徨的情绪。作品的这一思想弱点同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深入农村，没有跟广大农民结合的历史条件有关，但也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只有密切联系历史条件和作家的世界观来考察作家作品，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评价鲁迅描写农村生活，反映农民问题小说的意义。（2025.3.23）

    【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

傅治同、程凯华、邹琦新、邹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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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