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不了的"文学是人学"
作者：杜一之
昨天去听了一个关于生态文学的讲座，受益多多。但对讲座中提出的对"文学是人学"的质疑，却不敢轻易苟同。
在文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论断始终照亮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道路。然而，随着生态文学的兴起，有论者认为生态文学创作应该颠覆这一经典论断。他们主张将生态文学从人的中心地位中解放出来，强调自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仿佛离开人的因素，生态文学才能真正实现其对生态系统的纯粹表达。但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因为如果离开人的因素，生态文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和意义。
“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最早由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提出，它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人类的紧密联系。文学是人类表达情感、思想和体验的重要方式，它反映了人类的生活、欲望、梦想和挣扎。从古希腊的史诗到现代的小说，从浪漫主义的诗歌到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围绕着人的形象、人的命运和人的精神世界展开的。
在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是核心要素之一。作家通过塑造各种性格鲜明、命运跌宕的人物，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安德烈、皮埃尔等，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的背景下，经历着爱情、友情和家国情怀的考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弱点。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是故事的载体，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映射。
文学还承载着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通过文学作品，作家可以传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批判。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冉·阿让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救赎，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道德和正义的问题。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现实和人类内心的世界，它对人类的思想启蒙和道德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生态文学应运而生。生态文学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它试图打破传统文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将自然纳入文学的视野。
一些论者认为，传统的“文学是人学”论断过于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忽略了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应该颠覆这一论断，让自然成为文学的主角。他们主张生态文学应该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方式，采用以自然为中心的视角，描绘自然的美丽与神秘，展现自然的生命力和内在价值。例如，在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中，作者不再聚焦于人类的活动和情感，而是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自然景物、动物和植物上。他们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细腻描写，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独特魅力和不可侵犯性。这种创作倾向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思。
生态文学的产生是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结果，它的创作离不开人的生态意识觉醒。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自身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才会有作家拿起笔来，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忧虑。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卡森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因为她对生态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她通过文学作品，唤起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如果离开人的生态意识觉醒，生态文学就不可能产生。
生态文学作品需要通过人的阅读和理解才能发挥其作用。读者在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时，会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投入其中，与作品中的自然景象和生态观念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能够加深读者对生态问题的认识，还能够激发他们的环保行动。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以其震撼人心的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森林砍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联想到自己身边的环境变化，从而产生对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和理解，生态文学作品就只是一堆文字，无法实现其传播生态理念、促进环境保护的目的。
生态文学不仅仅是对自然的赞美和描绘，更重要的是它要引导人们采取行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离开人的行动，生态文学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一些生态文学作品呼吁人们减少能源消耗、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这些呼吁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转化为实际的效果。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生态理念，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责任，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和行动，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生态文学关注人的生态意识和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通过文学作品，探讨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自然，如何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
在一些生态诗歌中，诗人表达了对人类过度消费和破坏自然行为的批判，同时也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这些作品反映了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生态问题的视角。人的生态意识和行为成为了生态文学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证明了生态文学与“文学是人学”论断的紧密联系。
即便生态文学勃兴，其本质仍是"人化的自然"。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书写，表面写菊写篱，实则是人格精神的对象化。生物学研究花瓣结构，文学则观照"人如何通过菊花确证自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月永恒与人生代代的辩证，终究指向"不知江月待何人"的人类终极追问。自然在文学中从来不是纯粹客体，而是浸透着人类情感与哲思的"意向性存在"。
当然生态文学也有一些特殊性。一些环境科学报告可能陈述北极冰盖消融数据，而生态文学如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则通过反乌托邦叙事，警示科技霸权对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前者注重事实陈述，后者侧重价值批判。梭罗《瓦尔登湖》与植物学手册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将湖水构建为对抗工业文明的镜像，后者记录水生植物分类。文学始终需要将自然元素转化为隐喻体系，如苏轼"寄蜉蝣于天地"的宇宙观照。
生态文学与"文学是人学"的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应是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学人文底色的同时，勇于突破人类认知的"生态盲区"，最终实现罗尔斯顿预言的"哲学走向荒野"与文学重归自然的双向奔赴。这种既保持人文关怀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路径，或许才是应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文学方案。
“文学是人学”这一经典论断在生态文学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虽然生态文学强调自然的重要性，但离开人的因素，生态文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生态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的生态意识觉醒，其传播和接受依赖于人的理解和共鸣，最终目标是通过人的行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应该颠覆“文学是人学”的论断，而应该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将人的因素与自然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文学与生态的和谐共生。只有这样，生态文学才能真正发挥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教育中的作用，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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