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当今中国中青年推向了就业绝境？
作者:董惠安
在今年的“两会”上，张凯丽委员对企业无情淘汰35岁职员的做法表示了愤慨。35至40岁，当为人生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年代曾给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们定制了两个专属名词——年富力强、社会中坚。可到了当今时代，黄金时期的中国中青年似乎成了“废铜烂铁”，35岁就要面临被企业淘汰出局的困境！
看看吧！很多招聘公告上都会明确提到只招35岁以下的求职者。
互联网大厂以“团队年轻化”为由优先淘汰35岁以上员工；
广州白云区环卫工招聘曾明确要求“35周岁以下”，后因舆论压力而调整。
“35岁魔咒”像一把达摩之剑，悬在35岁职场青年人的头上。
据悉，公务员考试报名系统里，34岁的人眼睁睁看着日历跨过新年的1月1日，网页上的岗位瞬间变成灰色；互联网大厂的工位上，34岁的程序员偷偷藏起降压药，生怕被HR从体检报告里嗅到“中年气息”。这不仅是年龄数字的跳跃，更像是一夜之间被贴上“过期商品”的标签，哪怕你昨天还在为公司创造百万流水。
企业一边喊着“人才是第一竞争力”，一边把35+的简历扔进碎纸机。猎头们像挑水果一样掂量候选人的“新鲜度”，35岁被粗暴归类为“学习能力下滑”“加班潜力不足”的临界点。
企业要求员工“像狼一样拼搏”，却拒绝有十年实战经验的“头狼”；
社会鼓励“终身学习”，但35岁考下的专业证书在HR眼里成了废纸一张；媒体歌颂“银发创业者再出发”，企业却对中年人投的简历嗤之以鼻。
当35岁的宝妈重返职场，发现自己被昔日的领导视为陌生人；当40岁的工程师被裁员，求职时收到HR“您和我们团队年龄结构不匹配”的婉拒。
当35岁成为职场生死线，事实上，短视的企业砍断了经验传承的链条，冷漠的社会助长了“青春剥削”的畸形价值观，最终所有人都在这个焦虑绞肉机里循环——今天的年轻人终将变成明天的“35岁弃子”。
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是谁把中国的中青年推向了就业绝境？追根溯源，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将公务员招录年龄上限设为35岁。这一规定被普遍视为“35岁就业门槛”制度化的起点，并为后续企业效仿提供了“政策背书”。国企、事业单位率先将“35岁红线”引入招聘，民营企业（如互联网、金融行业）进一步极端化。然而，有一点必须搞清楚，《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首次将公务员招录年龄上限设为35岁，指的是招聘年龄上限，而被录取的公务员不可能是一招进门干三五年就淘汰，基本上是“铁饭碗”，会有幸干到退休的。而一些国企特别是民企，偷换了概念，把这个35岁招聘的门槛变成了裁员、淘汰中青年员工的就业歧视“生死线”。应当说，这是一项残忍冷酷的“创新”，将裁员大刀直接砍向了为企业做了十多年贡献、正值富有经验，而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同时身负高额房贷车贷的中青年群体头上。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然而如今这些企业却是理直气壮——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就要实行对员工的“青春期剥削”。别说裁减35至40岁的人员了，我还想把员工都裁光，全部换成不领薪水、不交社保的AI机器人呢。
当一个社会的中坚群体陷入焦虑、绝望，成为国家的弱势群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阅历丰富、经验满满的科技中年人被迫离岗、无奈地挤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就业独木桥，这说轻了是一种人才浪费，说重了就是一种社会动荡之源。当大量的中年失业者还不起房贷、养不起孩子，会不会造成经济社会链条的断裂？深层剖析、预感这种“就业生死线”引发的后果，不能不敲响警钟。
那么，谁是这种“就业歧视”幕后推手？把大量的中青年赶出企业、逼向社会，可否考虑到企业除了赚钱之外，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吗？有人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应当归咎于“境外势力”的作祟，这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希望中国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境外势力，肯定乐见这样的现象发生。
当中国把35岁定为就业年龄的生死线时，美国却将中年危机的年龄线定位在50—55岁，这接近于中国职场人的退休年龄。对比中美两国对于就业年龄歧视的差异性，可以看到，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年龄歧视的保护相对较弱。虽然法律禁止基于性别、宗教和残疾的歧视，但因为年龄而拒绝招聘或者坚决辞退一个人却是完全合法的。这使得35岁是年龄歧视受害者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美国的法律体系对年龄歧视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例如，《年龄歧视就业法》（ADEA）禁止雇主在招聘、解雇、晋升等方面基于年龄进行歧视。而美国社会也对年龄多样性的接受程度更高。许多企业认识到，年龄多样性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和经验，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决策质量。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张凯丽提出了一个关于“遏制35岁就业歧视”的提案。张凯丽认为“35岁就年轻得很，正是奋斗的好时光！”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这种“门槛设定”的不满。
希望张凯丽委员的提案能顺利通过并落地实施。回味她当年出演的《渴望》，如今太渴望她这样的提案了。
董惠安
2025.3.17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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