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刻不容缓地大破大立
林居正
香港具备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有着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是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有着包括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法治体系、税收体系等高质量软环境。但是,香港经济、金融实力在不断下降。97回归时,香港GDP约占全国的18.6%,2024年降为2%:北京、上海的金融增加值,早在多年前超过了香港,深圳的金融增加值也也有香港九成上下。
记得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本人应邀参加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与世界”—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上,我以“关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探讨”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可以参阅迟福林主编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中国与世界》,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
主要观点如下:第一,香港在国际化方面具备先天条件。香港现行的与国际接轨的发行、交易、税收、评级、会计、信息披露等制度,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优质条件。随着粤港融合、开放创新发展的不断推进,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将更加彰显,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香港民众福祉的提升和人心的回归。第二,香港是连接西方市场与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不是单纯提升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水平,以及资本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而是需要境外资本更多地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香港作为连接西方市场与内地市场的桥头堡,担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重任。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破解香港发展困境新的突破口。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一项基本国策,我们既要客观看待香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短板,更要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新路。香港产业空心化和发展空间不足等是大家公认的发展瓶颈。同时,处于金字塔尖的香港金融业也面临发展根基不牢的问题,集中体现为香港本土金融机构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有限,更多的是为境外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服务。同时,港币在香港金融体系中,更多地充当交易职能,并不具备国际货币的属性,香港也缺乏保持币值稳定的强大的外汇储备。香港金融系统易受外部风险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因此,我的建议是:香港应当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在香港市场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巩固和提升自身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中的地位,加速国际资本向香港集聚,同时,破解制约资金要素高效流动的障碍,真正实现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一是,可以探索在香港股票、债券等市场优先以人民币计价,同时鼓励内地政府和企业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市政债、企业债,将人民币推向国际。二是,逐步扩大人民币计价的覆盖面,探索在民生金融、对外贸易等领域逐步推进人民币计价。三是,加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第四,香港可以在畅通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研发链中发挥更大作用,帮助人民币在各类链条的发展中加快全球化步伐。
以上四点建议,前面两点建议香港已经实施。我特别期待第三、四点建议能尽快在香港实践。
2024年4月9至10日,国务院参事室“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座谈会在香港举办,我十分荣幸参加座谈会,并做主题发言。我认为,香港当下金融业面临的困境原因有三,一是受限于产业转型问题,高度依赖传统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未成功找到产业转型方向,并错过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期,导致金融发展缺乏实体产业的强有力支撑。二是香港金融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频繁。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尤其是体量较小的港币容易成为外资攻击的对象,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并对其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三是香港金融业过度依赖外资金融机构,本地金融机构的规模偏小,不利于掌握金融的主动权。
本人提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实现四大转变:
一是由缺乏统筹的散点式布局 向系统性、全局性布局转变。我们不能局限于一些互联互通以及简单搭建一些保险、债券方面的跨境服务或合作中心,不能局限于依赖、服务外国资本、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而是必须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创新上有所突破。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香港的发展问题,试图以飞地模式或者双轨制并行的思路解决香港发展的内在问题,而是要将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看作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真正实现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全面产业融合、市场融合、规则对接,使香港在大湾区延链补链强链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大湾区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
二是由离岸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 向人民币产品和定价中心转变。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简单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这一点,港币做不到,也没有意义。
三是由服务外资为主 向吸引全球资本和中国海外资产回流转变。当前,全球财富的安全性正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找到相对安全且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以此实现资产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巨额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受到严峻挑战,需要站在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思考境外资产回流问题,而香港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
四是由外资机构主导 向培育大型本土金融机构与外资机构并重转变。香港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不利于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根基。外资金融机构具有逐利性,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较少关注社会效益、人民福祉、国家利益。
除此之外,本人一如既往地坚持建议:发挥香港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大胆探索“一区一园”的新型跨境合作模式。即,“一区两园、分灶做饭”的双轨制模式向“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新合作模式转变,其核心就是 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充分借鉴香港在税收、法律等方面的经验,进而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率先破局。最最要的是迅速形成生产力,创造GDP,产生税收,福祉香港民生。本人一如既往地坚持建议,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打造全球资本集聚的首选地。在当前全球资本亟需“避风港”的背景下,香港应当刻不容缓、发挥优势和抢占先机,利用其立法优势,迅速推动资本领域立法和制度建设,参照瑞士的模式,探索出台专门的资产保密和保护法,对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保护,进而吸引全球资本尤其是中国境外资产向香港回流。此外,可以探索港交所与深交所交叉持股,加强对港交所经营决策的影响,使港交所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当然,在“推进大湾区建设座谈会“上,我还冒昧地向中国太平集团公司王思东董事长建议:中国太平集团可以借鉴中国平安集团发展路径,向中央申请在香港打造中国在香港的金融航空母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