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殇（之四）

朱海燕

八

不久，对姑父的第二次“运动”开始了，他们要我参加。姑父说，孩子尚小，能不能不去？他们说，不小了，上五年级了。你一个大老粗，揭发你的事，能记住吗？让他去，给一条一条记下，好写交代材料。我说，我去，我不怕丢面子。

姑父的高帽子比上次又高了半尺，行走时，要扶着帽子，还要扶着胸前的牌子，稍有不正，就遭拳打脚踢。走三五步，有人领呼“打倒”的口号，从打倒上面的人开始，直至喊到打倒姑父。游两趟街后，他们把姑父拉到台子上。开始让他站在地上，后来又让他站在板凳上。会场一角，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地上趴在板凳上作记录。有人跳到台上发言，没等姑父回答，“打倒”的口号响成一片，根本无法回答所提的问题。接着，第二人上台揭发，未等姑父回答，口号再次响起。他们说，姑父像牙膏，挤出一条讲一条。约有半个小时，我发现姑父的腿有些发抖，生怕他从板凳上摔下来。这时，镇北头有位我叫四爷的人，在台下高喊起来：“他平日高高在上，斗他还能让他高人一头吗？让他下来。”这时，姑父只好从板凳上下来。又过一会，四爷又喊：“这样开会太便宜他了，给他灌尿。”说着，他端个碗跳到台上，把一碗黄澄澄的水灌到姑父嘴里。

台上有人领喊“大海航行靠舵手”，台下也跟着喊。喊“万物生长靠太阳”，台下又呼“万物生长靠太阳”。偏偏在一片口号声中，有人喊出“万贯家产靠太阳”。这时，他们不再关注台上的姑父了，而是寻找那个喊“万贯家产靠太阳”的人。找到后，把他拉到台上，说他是反革命，结果批斗转移到那个人身上。那人苦苦哀求：“我不识字，没文化，俺农民就是盼有万贯家产啊。”没等说完，那帮人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听清了没有，是万物生长，不是万贯家产。”对那个人边打边骂。

由于是临时抓来的“现行”，没有高帽子，也没有胸前的牌子，他们就给那个人的脖子上挂个尿罐子，里面还有半罐子尿。几个年轻人按住他的脖子，让他向那个秃子副主席认罪。这场批斗会，成了一场闹剧，台下赶集的观众哈哈大笑。“运动”完了，叫那个喊错口号的人滚下台去。那人走后，台上的人，你问他，他问你，问他是哪里人？结果他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有人说，是东门李寨的，是个极老实的乡下人，赶闲集，凑热闹，说错了一句话，被“运动”了一场。他和姑父不仅不是一个大队，连一个公社都不是，距小镇有十几里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遭受如此侮辱，对他来说，无疑是锥心蚀骨之痛。

我不理解，并不是王朝更替，平时被视为地痞流氓的人，怎么一夜之间成为那个时代的红人，而一大批好人被打倒。在这样内心的疼痛里，夹杂着惊惧、彷徨、诧异、不解、疑惑与沉思。从制度到人心，从礼俗到期许，从变革到毁灭，新与旧，人与鬼，好与坏，亲与朋，恩与仇就这样纠结着，缠绕着，剜割着，撞击着，矛盾着，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歌颂与打倒，好人庶几同调，诅咒好人亦与顶礼膜拜大致互彰。百忧难忘，令人匪夷所思。在这期间，多少人处于一种含糊的情感与狂热的反应？多少人处于没有功利之心掺杂在信仰里，保持着理性的追求？那些优良的民族传统与人性的光辉，湮没在无人格的群体性混乱中，人格、人性皆呈现了破裂的状态。

夜深人静之时，姑父悄悄对我说：要记住北头四爷的恩德啊，要不是他让我从板凳上下来，我可能会跌下来。他给我灌的不是尿，而是红糖茶。原来四爷在会上的所作所为都是语恶意善之为，似更具一种直抵人心的良知与人性的抒发，也是对横世邪恶的勇敢挑战。在那个朝不虑夕，人人自危的乱世，不少故人对姑父总是避之尤恐不及，而这位一辈子不正干也不正混的四爷，却能独守一片善心而送去深藏的大爱。

四爷叫李思明，因排行老四，又是麻子，镇上人皆喊他“四麻子”，李思明这个名子似乎与他的人生已失去了任何联系。他是小镇的阿Q，又不全像阿Q，他一辈子调皮捣蛋，不着调，搞不完的恶作剧。开玩笑，不论辈份，但谁都不认为他是“坏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人不敢惹，人人不敢碰的人，一辈子却对姑父言听计从。

我与姑父说话间，听到大街上有人敲锣，“当！当！”是四爷在敲锣。他那洪亮且有点沙哑的嗓子高喊起来：“你们那群王八蛋听好了，别干亏心事，干亏心事遭天打五雷轰。我们这个镇谁给老百姓干好事，老天爷有眼，看得最清。你们干坏事，就是砸大家的锅。王八糕子听好了，不讲良心不得好死……”

“当！当！”四爷敲着锣，从镇东头走到镇西头，从镇北头走到镇南头。锣声响彻天空，他的声音也深入人心。大家都明白他在骂谁，人们也都清楚他在为姑父打抱不平。但无人敢出来阻拦他，都知道他是一辈子不论理的人，是浑不吝的人，谁惹了他，他敢到谁家里闹三天三夜。他年龄大，辈分高，且一帮搞运动的人，也有他那个家族的人。谁敢惹他啊！

“当！当！……”铜锣在深夜里响着，他在深夜里骂着……从那一刻，我感到夜虽然很黑，但正义与良知并没有全部被天空偷去，它在有良知的百姓的心里……

若干年后，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回家探亲时，在小镇东面的大路上遇到四爷，他还是那么精神诙谐，发现我后，交谈两句，便飞身骑上自行车向镇上飞奔，边骑边向小镇报信：“我的北京吃皇粮的孙子回来了！”由于高兴，没注意眼前的路，自行车跌进小镇东边的河里。那年四爷已是84岁的老人了。

第三次对姑父的“运动”和前两次不同，他们把平时那些与姑父关系不错的人，从镇上或乡下拉来几位，让他们站成一排，给每人挂一块“狗腿子”的牌子。台上是济济一台“牛鬼蛇神”，台下是黑压压一片“革命群众”。虽说台上是“一小撮”，一排人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姑父站在中间，也并不觉得孤寂。这些陪他被“运动”的人站在台上也不怎么害怕，他们都是诚实忠厚的农民，相比较一下那些“运动”他们的人，大都是农民中的“老赖”，所以他们也无丢人现眼之感，老赖一发言，他们就喊他的小名：“你小子是大葱插到象鼻子里——充好，你那年偷人的东西被抓住了，书记批评你，你就借机搞报复。”弄得他灰头土脸。另一个刚发言，台上的人又揭他的老底：“你爹闯关东那阵子，你娘跟着戏班子的人跑了，今天说说你到底是谁的种。”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也没人喊口号了，台下人笑着听台上人给“运动员”们扒粪。

这时，一位年轻人跳到台上，会场上无人认识他。他指着姑父问那些“运动员”，他是什么角色？你们这个集镇有组织部吗？有人事局吗？有财政局吗？他这个农民书记能给你们解决商品粮，安排工作吗？他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权力，是个农民，只有让你们种好地向国家缴公粮的权力，怎么成走资派了？你们这样斗争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农村干部，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这位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顿时，会场一片哑然。那些“运动员”连个初中生都不是，除了喊口号骂人以外，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此刻，谁也没有勇气与那位青年对阵。而那位青年，不仅具有语言魅力，且有超强的气场，因为背诵毛主席语录较多，如何说话他有了底气，既能拿捏好分寸，又表达的十分得体，把镇上那帮“运动员”驳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好让姑父和那些陪斗的人下台回家去了。

而那位解围的青年，没和姑父打一个招呼，跳下台来，便扬长而去。

这个插曲，简直像说大鼓书的艺人说某某立擂台，七七四十九天，此前四十八天擂主屡战屡胜，突然在四十九这天，不知从何方来了一位艺外高人，三下五除二便把擂主废了一样。那位青年走后，小镇上的人纷纷议论起来。他们说，从当时的场景看，不像是姑父搬来的“救兵”。即便是“救兵”，此人从何方而来，又到何方而去？

小镇人总有打探事物的高手，第二天有人传出，那位年轻人叫赵德杰，是东城公社赵楼生产队人，现是王人区邓寨中学的学生，学生组织的领导。他这种身份自然比农村小集镇的人知道的东西多，在辩论中当然能够审时取题，以新奇取胜，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虽然高谈阔论不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一群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真理的人说，高谈阔论也确实可让他们一时郾旗息鼓，退兵三舍。那年，赵德杰19岁，十年之后，他任阜阳地区农委副主任。

小镇上的“运动员”知道他的底细后，立即来了劲头。他赵德杰是哪根葱，不一个公社，不一个区，你凭什么到我们这里乱咋呼？凭什么到我们这里干扰运动。另外，姑父的姥姥家是赵楼的，赵德杰喊姑父为表叔。这样便被他们抓了把柄，说姑父乘月黑风高之夜，到姥姥家找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向姑父宣布：“从今天起，你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闭门思过写交代材料。何时“运动”何时到场。否则，在劫难逃。

在现实的黑屋与岁月的牢笼里，姑父渐渐消瘦下来，他终日沉默不语。偶尔在我掺扶下走出院子，在河边屋角那棵百年老槐树下，眺望着东方。黄昏薄暮中，寒风抖落树上的最后几片残叶，那时的心情，被后来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两句歌词诠释的十分透彻：“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仿佛这时我才注意到冬至已过，凌厉的严冬已经不长了，接踵而来的则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我时常望着姑父那举目东望的身影，心中隐隐掠过一阵莫名的意绪，是哀怜痛惜？还是尊仰佩服？也许各种意绪都有。

小镇上，有一位叫李世明的人，因一场恶作剧的比赛中，此人尤物承受重量最大，因此得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的称谓，从那晚比赛开始，李元霸这个名字伴他一生。他与姑父一个辈分。他对我说：“你家每月若支付我28块钱，30斤麦面，我代你姑父戴高帽游街，被运动再丢人，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轻松吧。”想不到，世上居然有这样的人。有人说，人性是永恒的，甚至是永远不变的，然而文化与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的人格，个人的人格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的永恒和人格的互变性，体现在人类的原欲与原恶，以及社会生活中人类的元精神层面上，但人性使人类和每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巨大的矛盾体内，因此，有的人成为鲁迅，有的人永远是阿Q。有的人会立在鲁迅的此岸，有的人则永远跪在阿Q的彼岸，思想不会跳出此框，人格、文化以及处境与心境都会发生互为置换。

对姑父的打击，就是我的伤痛；我的伤痛，就是对姑父的打击。虽然每日相见，我与他之间都尽量不去触及那些让对方伤心的东西。一次，他让去街口的商店为他买酒，途中与一位地主相遇，他找茬欺负我，一脚把我踢到濠里，嘴里不停地说：“想不到你家也有今天啊！”无疑他代表他的阶级，向姑父所代表的阶级倒算了。他与他，他们与他们都是朴实的农民，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绑在各自的战车上，互为成了敌人。

打掉牙朝肚子里咽，我只能忍着。回到家，姑父见我一身泥水，问我怎么了？我说走路不慎，掉到濠里去了。我不想让心身负载巨大伤痛的他再添伤痛。我也在思考，革命革到别人的时候，总感到自己无比正确；当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时，才会更多地思考革命的意义与许多过激的行为。

他们不许姑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怕和支持与同情他的人搞串联。那年春节过后，因这个问题，生产队的社员与“运动员”们大吵了一架。原因是生产队下“红薯母子”。这项农活充满着复杂的技术性，如果垒好的池子，牛粪铺的多了或是少了，日照、透风、浇水、温度把握的不好，红薯就会烂掉，就会影响春红薯的插秧，而姑父则是这方面的能手。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劳动？生产队的生产难题他为什么不能参与解决？他不参加解决这些难题，你们能为生产队解决吗？社员们一系列质问，让那些人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姑父参加这项集体生产劳动。家虽不是牢狱，也是囚禁姑父的一方斗室啊，能够参与劳动，春风总算给他打开一扇阳光的窗子。姑父的话少了，语调也很低，交代别人怎么做时，他就说那么关键性的一句两句话，多余的一句都不说。社员们对他一如往常，甚至比往常更亲近于他。那时，他在支部书记位上，人们对他敬而远之，而现在呢，他们以一种沉淀已久的敬重与亲情去抚慰他内心的巨大伤痛。这个喊大哥，那个喊大叔，他们总想让亲切温柔的话语伴着早春的阳光，融化他心中的冰层。

他还是那么体贴社员，中午收工时，他让他们全部回家吃饭，他一人留下看守值班。他说，他们年轻没经验，浇水呀，温度呀，把握不准，怕伤了刚下池的红薯。他还说，红薯下池后像孕妇进了产房，稍有不慎红薯会发烧烂掉。一年之季在于春，红薯一春之季又在头三天，若收拾得好，红薯的生产就有了保障。

那天的中午饭是我给姑父送去的。他顾不上吃饭，下河挑水，一池一池地浇水，水洒得是那么温柔，那么均匀。忙完之后，吃了饭，他躺在麦桔上，头枕着一捆高粱杆晒太阳，他让我躺在他身边，反复揉摸着我瘦嫩的小手说：“我什么罪都没有，为了你，我会坚强地活下去。”那个时候，遭批斗的人，经常听说谁谁自杀了，亲友们怕他出事，总是叮嘱姑妈和我，把他看好，生怕他想不通走上不归路。姑父这句话的吐出，让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姑父，我心里清楚，你心正人正，真诚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从不阿谀奉迎、落井下石、趋炎附势，身上没有丝毫虚假造作的痕迹。你为人处事，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精神纪念碑。他活下去，就是同那场邪恶风雨的搏斗。我相信最终姑父不会有事的，若他是坏人，天下就没有良心、良知与正义可言了。他也决不会抛下我与姑妈远去，他如果那么自私的话，他就不会以他的人品与道德贏来那么多的尊重。他是我精神的支柱，我也是他精神的支柱。我对姑父说，如果我要大几岁，我就跟他们拼了。他无力地苦笑一下，说，你拼不过他们，全国的好人也拼不过他们。中国人该遭这一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悟到了这话的深刻含意。

从那场风雨开始，我们这个家彻底败落了。原来每年能收入上千元的苇塘，被当作牛行，牛马的践踏使一根芦苇也长不出来，树木也被人砍去不少，家庭的副业经营全部被限制，到我上高中时，每星期两块钱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我看见姑父常常望着天空发呆，他在思考，作为他的孩子，我能不能走进如花似锦的明天。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