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稼十年的收获与感悟

                   毋东汉

       我在王莽中学(当时叫樊川一中)读书时，加入了共青团，我曾响应党的号召，写申请提前毕业，回乡务农学稼当社员，那是1961年。校长仲刚老师和我谈话，他不批准。我参加升学考试，没考上，也没补习，径直当了农民。而且要“以农为荣，以农为乐”，当“长安的王老九”。全国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是我的楷模。

       我当时是大偏分发型，头发黄、眉毛淡、脸庞瘦，我把制服穿里面，上衣袋插着两支水笔，红、蓝水各一；我把对襟袄笼在浮上，左胸前戴一枚团徽，裤子是有兜的制裤，勒一条廉价的皮带，脚穿军用鞋。有时嫌衣服不贴身，勒一条稻草绳腰带。这就是当时标准的青年农民形象。

       订婚那天，我正在村北砍玉米，没换新衣服，祖母拿木梳，母亲拿镜子，我在屋外把蓬乱头发梳了一下进屋，竟被未婚妻和准岳母面试过关。

       我拜贫下农为师，学习农活。实际上所谓“师”者多是同龄人，有的比我辈分低，有的比我年龄小，多数比我识字少。我跟着他们学割草，小小的担笼，打抚子，就能盛装超容量数倍的草。我和他们一起上山砍柴，学会了合捆、扎担子、换肩，我们去过终南山上的鸡上架、猴洗娃、观天景、鹤场、弯沟等坡场。每个坡场都有摔死人记录和流血的故事。我去鹤场拉大柴下山途中，因惯性大，弯没拐过，我扛着柴捆子从屋檐高的石坎上飞下。因地虚，石头架住柴捆而未受伤。屈指计算，我学稼十年中砍柴至少二百余担，每次多少都有凶险。有一次在土门峪坡上，我把胳膊粗、浑身苔藓的蟒蛇当作枯藤，用笨镰勾到第三下，它竟缓缓移动，我夺路退逃。我在《樵夫小记》中说：“从那时起，我在后来的几十年生涯中，遇到过不少凶险和艰难，却不觉得凶险和艰难，我想，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曾经是樵夫！”

       乡亲们对我寄予厚望，我当上了团支部、民兵连和生产队的重要干部及农技员、保管员、出纳员、记工员。我管思想、管技术、管粮、管钱、管工分。不到二十岁的我，啥都想学。曾学医，给人开过药方，治愈过病人。曾学木匠，我家单扇后门、简易书架就是我做的。曾效法米丘林，把洋芋同蕃茄嫁接、向日葵和洋生姜嫁接，皆成活。学写诗著文成绩最大，多次参加县文化馆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参加了市作家协会和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参加省作协、中国毛诗会、散文诗研究会等，则是后来的事。

        我20岁结婚后，遭逢1963和1964年社教，我戴上“四不清”帽子，因为我潜心写作，分散精力，成了“混账”。事后回头望，我向工作组组长王丕祥诉苦鸣冤，王老师说：“你就当缴了学费啦！”此后，我的职务(如保管员、记工员)由我的妻担任，她忙不过来时，由我代理。说明群众仍然信任我。我的职务不降反升，如当政治队长和大队广播员等，这是后话。社教运动给我的启示是：

      “模样不孥嫑唱旦，

        劳力不硬嫑担炭。

        数学不行嫑管钱，

        防鞋湿嫑在河边站。”

        社教中，邻村有位老干部，蒙冤含愤自尽，用剃头刀割断了自己喉管。看的人多的很，我嫌太惨，没去看。我想：你死了，谁为你申冤？

       过了两年，我刚得意，斗私批修运动开始了。这回，工作组跟我谈话说：“这次运动整的文化人，咱村，你算有文化的，不整你整谁？”不服不行。

       村里群众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我是“写过不好作品的人”，是团结教育对象。另一派认为我性格软弱，斗争性差，不够格。在工作组鼓动下，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就成了“黑作家”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想，多亏我年龄仅二十多岁，否则，“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捂来也是可能的。当时，两派互相打“语录”仗，都打着红旗反对方。武斗也有，规模不大，听说某团队把对方一位骨干塞到桥眼底下，云云，没有伤亡情况。

        我把书藏在墙洞里，洞囗用《梁秋燕》年画捂住，小将们“破四旧”时没搜出来。我桌面上一本《三家巷》，被工作组某同志借去“批判”，至今未还，也不知批判毕了没有？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们村没死人，也没听说邻村死人。我和其他几位所谓“反革命分子”都活到了“平反”以后。至少至今，我健在，正写这篇文章。

       这次运动，我的收获是经受灵魂洗礼、意志考验，然后光荣入党。我弄清了什么叫有信仰，什么叫坚强。

        我学稼最后几年，响应公社党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上小峪水库，成为一名水利战士。

       我头戴柳条安全帽，肩上围戴护肩，脚登高腰胶靴，颇有点气宇轩昂。

        我抡过洋镐，抬过土筐，打过钢钎，掏过河砂，扛过定向爆破的炸药袋，编印过《水利战报》《战地黄花》。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羊楼——在房东的羊圈屋内搭建的临时简易阁楼。在水库工地，我体验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境界和践行。

       这时期，我在省市报刊发表了革命故事《胆大艺高》《新老干部》《棉花与西瓜》《银铃和铁牛》《新兵小燕》，散文诗《风雨灯》《洗料石》《领夯员》《书记的身影》，叙事诗《迎春》。我写了长篇小说《水有源》，只在《战地黄花》连载小部分，后因不合时宜而流产。

       再后来，由于眼睛近视，也是工作需要，我参加教育工作，应聘当初中语文教师，结束了我历史上最辉煌的学稼岁月。

        躬耕垄亩的十年，为我成为民间文学作家奠定了坚实的生活积累基础，我的骨髓里充满了泥土，我的血液里饱含了汗水，我的脑海里有数百个鲜活的有名有姓的农民形象，我的眼前幻影中有写不完的春种秋收，我的耳朵里储藏着黄鹂、布谷、秋蝉、喜鹊、蚂蚱、蟋蟀们的鸣叫声。我既是他们的代言，又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与他们同在，共有诗和远方。

       从社教到兴修水利的磨砺，是成就我的历练，虽艰苦而非痛苦，如孵化雄鹰的蛋壳，如飞出巨蛾的厚茧。躬耕垄亩的十年，为我坚定公有共富信仰，起到了健脑、明目、补血、补钙的强心健体功效。我是回乡学稼文化青年，祖祖辈辈面向黄土背朝天，我务农学稼似乎理应如此，但我不会写“伤痕”文学，觉得太矫情。

                 2025-3-12-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