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淮阴人胡抱一生前照片
虹口公园爆炸案真相考辨
周 翔
193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官兵麇集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阅兵，为“一.二八”淞沪战争祝捷。“祝捷”开始后，检阅台一声爆炸，日军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身中204块弹片，后不治身亡，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场殒命，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驻华公使重光葵重伤。投掷炸弹的韩国志士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在日本被杀害。这一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史称“虹口公园爆炸案”。
爆炸发生后，日方断定系中方主使，由韩国人实施，迅速缉捕大批中韩人士。但一方面由于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另一方面由于尹奉吉挺身而出，担当一切，加之战争期间装备低劣的十九路军及后援之第五军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坚守上海33天，致使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战议和，在此背景之下，日方不得不息事宁人，陆续羁押释放人员。“虹口公园爆炸案” 因此也留下许多待解之谜。
如今，九十多年过去了，笔者试图依据新近发现的历史资料，钩沉往事，还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现存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用中韩两国文字镌刻的纪念碑。
一、公园虹口公园爆炸案的不同说法
长期以来，对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谋划与实施，有两种不同观点。一说为韩国志士独立完成。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韩国临时流亡政府国务领（政府首脑）金九公开宣称，此事是他和流亡上海的韩国义士所为。他在回忆录《白凡逸事》里如此描述：“昨天是菜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东宁、李始荣、赵琬（均为朝鲜独立运动成员——笔者注）等几个人能猜测得到。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独自进行的。”金九同时强调，为了保密，在尹奉吉出发后，才到赵尚燮的店里去写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急速转交给安昌浩先生，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另一说指爆炸案系中韩两国人士合作完成。1983年王述樵（王亚樵胞弟）、郭超（王亚樵外甥）在《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发表《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首次披露：1932年初，国民政府要员、十九路军将领与上海斧头帮首领王亚樵密商，破坏日军“天长节”庆祝活动。为此王亚樵找到安昌浩，组织实施了虹口公园爆炸案。此后1986年和1989年，作者又先后在《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刊发类似文章，重复虹口公园爆炸关键情节的描述。按照二人说法，爆炸案显然是由国民政府要员策划，王亚樵牵线搭桥，韩国义士具体实施的。虹口公园爆炸发生后，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
今天考量，以上两种说法，都难以自圆其说。金九之说，对刺杀人选的确定、事发过程的描述非常细致，也很客观，但致命的缺陷是，以在沪韩国临时流亡政府力量，难以独立完成虹口公园爆炸。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的爱国志士早在1919年就在上海建立了韩国临时流亡政府，并开展独立运动。然而十多年来，诚如《白凡逸事》所述，由于骨干分子变节、国内支持被切断、许多人为生计所迫各奔前程等原因，“本来有一千多名的独立运动者，现在连几十名都不到。”临时政府形同散沙，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中国政府也看不上眼。他们没有实际武装、缺乏专业人员、孤悬异国他乡，绝难在日军戒备森严的上海，独立组织、精准实施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爆炸行动。这里有一个鲜活例证，仅在三个月前，虹口公园爆炸发生前的1932年1月8日，金九曾安排另一位爱国者李奉昌孤身赴日，试图以普通的手榴弹刺杀日本天皇，结果仅误伤了一名日本卫兵，李奉昌当场逮捕，惨遭杀害。
中韩人士合作完成说，倒是符合历史真实，也是案发后日方的准确判断。故此爆炸发生后，日军一度羁押了可疑的中韩人士。而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作者在该文如此记述：“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决议捣毁日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w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 (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 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十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4月28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二十余名日酋登台，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计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
这份史料披露了三个要点：其一，密商虹口公园爆炸的召集人是陈铭枢，策划者有蔡廷锴、蒋光鼐，联络人是王亚樵；其二，爆炸是由安放在主席台的定时炸弹引发的；其三，执行者是安昌浩及其指挥的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遗憾的是以上三点无一经得起推敲。
首先，文中提到的几位中方关键人物，一生只字未提他们本人与彪炳史册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有实际关联。陈铭枢先生的回忆录第六章《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和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的《12.8淞沪抗战回忆》（发表于1962年《人民日报》），对淞沪会战前后情势记述详尽，却不曾述及自身与虹口爆炸有关。《蔡廷锴自传》则记载，5月2日——“虹口爆炸案”发生后第三天，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到苏州报告蔡：“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但他们每人也要安家费数千元，成功后，仍要路费数千元，可否与其密商，请你决定？”蔡回复：“现在停战协定已将签字，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这恰恰证明，蔡廷锴事前全然不知会有这次爆炸发生。
其次，文中言之凿凿是安装在主席台的定时炸弹引爆，造成“日酋共死伤13人”，这与当时公开披露的爆炸现场情形迥异。《申报》报道：“后台突然掷来一炸弹，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报》报道：“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掷一炸弹。”而日本陆军司令部则公布：“有人从祝贺台左后，向台上掷炸弹，爆发闪光。”（《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1910-1949》） 可见，行刺人现场使用的并不是定时炸弹。
第三，文中说安昌浩安排三名韩国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直接进入会场，执行爆炸任务，更有违于史实。知情人皆知：被尊为“韩民族独立运动之父”安昌浩，自1921年以后就因为内部派系之争，不再担任临时政府任何领导职务，他不仅没有参与爆炸行动，也指挥不了时任国务领的金九。“金天山”是金九化名，而金九先于当年5月10日在《申报》刊登声明，后在自传里坦言，是尹奉吉只身前往虹口公园的，他本人并没有进入。对刺杀白川大将的壮举，金九应该不会自谦，说自己没有亲临现场。“安昌杰”可能让人联想到安昌浩的某位兄弟，事实上安昌浩并无此兄弟，韩国独立运动史上，亦不见“安昌杰”踪影。
二、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历史真相
那么，虹口公园爆炸案背后的推手究竟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密谋并完成爆炸的？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辛亥元老胡抱一将军生平事迹收集整理，并偶然在胡氏档案中发现，有诸多记载均与虹口公园爆炸案相关。考证这些信息，可以厘清爆炸案的策划过程和实施路径，还原其本来面目。
胡抱一（江苏淮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张溥泉、杨啸天、景梅九等在上海秘密从事讨袁运动，与王亚樵、胡宗南、戴笠在湖州成为结义兄弟。北伐战争时期，任江淮别动军少将司令。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特务处长，首都警察厅督察长。1933年赴任胡宗南部第一师军法处长、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甘肃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1年任陕西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局长，领中将军衔。1943年7月4日在陕西渭南火车站遇袭身亡。胡抱一档案中，有三份涉及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资料。
其一，胡抱一1940年3月填写的《党训班毕业生学籍登记表》（台北国史馆解密档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胡氏自述，“一二八事变后，与胡宗南、戴笠等组织御侮锄奸团体。”
其二，氏生遇难前写有《胡抱一自传》。其中自述：“民二十一（1932）为一二八事变，第二年在沪与胡宗南、戴笠、赵兆文同志组御侮除奸团。更联合韩籍同志金某、日籍同志山本崇信等，为爱好和平之同盟，利用汉奸陈中孚所提供之机会，于日寇白川在虹口举行天长节集会时，饷以炸弹，日寇渠魁白川、重光等受伤达数十人，韩籍同志尹逢吉（即尹奉吉——笔者注）烈士殉焉。”（载1943年9月5日《国风日报》）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庙行英勇杀敌。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遭受日军轰炸的上海闸北。
其三，《胡抱一先生墓志》。志曰：“壬申，一·二八之变，倭酋白川在虹口举行祝捷阅兵式，君密助韩义士尹奉吉挟爆弹入场，白川顿时被炸毙，重光诸酋受伤，人心大快，至今为人所乐道。”（载于1943年10月22日《国风日报》）连载于《国风日报》（1943年9月）上的胡抱一自传。
这三份珍贵史料，从一定意义上，解开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谜团。首先，来源特殊，客观可信。《党训班毕业生学籍登记表》是胡抱一最高级别的档案材料，胡氏曾于1939年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五期党政训班学习，这份保存在台北国史馆的《党训班毕业生学籍登记表》，个人履历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客观真实。《胡抱一自传》是其本人遇难前数月亲手交给辛亥战友、时任《国风日报》主编景梅九的。景梅九在《胡抱一君叙传》里追忆：1943年春日，胡抱一专员来长安，携所撰之传示予，予详而问之曰：“何亟亟于是？”君曰：“最近在职人员受训时，例须自述，率尔为之，自觉烦琐，幸为我删削！”予因浏览一过，见其据事直书，无一饰辞，为改一字句而遗之，并戏语之曰：“君自述极佳，今后即不更努力，亦足以传矣！”由此可见，公开发表的《胡抱一自传》，实为在职人员受训时的个人材料，自当慎而重之，秉实填写。《胡抱一先生墓志》为景梅九亲撰，景梅九是辛亥元老，文章与章太炎并称“南章北景”，孙中山赞其“一支笔可抵十万大军”。他早年曾在北平创办《国风日报》，抗战期间接受中共建议，在西安复刊《国风日报》，宣传团结抗日主张，颂扬抗日将士。以景公资望，为战友作墓志铭，必当实事求是，述、评得当。
其次，去伪存真，解开历史谜团。胡抱一《党训班毕业生学籍登记表》和自传均记述：“一二八事变后，与胡宗南、戴笠、赵兆文等组织御侮锄奸团体。”从而道明，在 “一.二八” 特定背景下，国民党高层秘密组建锄奸团体，目标指向明确。此之谓师出有名。今天考量，这个秘密团体背景深、能量大。胡抱一早年从事地下活动，是国民政府首任特务处长，早期参与策划了暗杀浙江军阀赵璧、北洋政府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的行动。戴笠是蒋介石一手扶植的秘密组织复兴社核心成员、特务处处长，他日后执掌军统，权势熏天，盖得益于此。胡宗南出身黄埔一期，既是天子门生，又是复兴社骨干、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此时他的国民军第一师已由河南紧急驰援上海。赵兆文疑为赵龙文之笔误，此人与胡宗南、戴笠故交，复兴社重要成员，时任浙江警察学校政治指导员，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升任浙江省警察厅长。《胡抱一自述》交代清楚，铁血锄奸团体成立后，即收集情报，寻找机会，策划刺杀活动。此之谓严密策划。第一步是联合韩籍同志金某（即金九）、日籍同志山本崇信等，建立抗日同盟；第二步是依据准确情报，为韩方义士提供炸弹；第三步是联系汉奸陈中孚（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时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与土肥原贤二等日方军政要人过从甚密，1938年参加汪伪政权。故称其为汉奸），协助尹奉吉顺利进入虹口公园，成功投掷炸弹。而《胡抱一先生墓志》则从祭奠者的角度，述则刻画“君密助韩义士尹奉吉挟爆弹入场” 、“白川顿时被炸毙，重光诸酋受伤”之关键情节，评则盛赞虹口公园爆炸“人心大快，至今为人所乐道”之巨大影响。此之谓盖棺定论。总而言之，这些贵重史料厘清了虹口公园爆炸案脉络：在“一二八”淞沪战争背景下，国民党高层秘密成立锄奸组织，建立抗日同盟；在获取日军集会准确情报后，联系金九，提供炸弹，打通关节，让尹奉吉进入会场，完成刺杀任务。爆炸案的演进过程客观证明：整个爆炸事件是由中方秘密策划的，但当事人是政治背景极深的铁血锄奸团体，不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更与王亚樵无关；刺杀行动是韩方执行的，金九是负责人，尹奉吉是执行者。
第三，互为印证，进一步完备了中韩合作说。《胡抱一自述》讲，为实施虹口公园爆炸而“联合韩籍同志金某、日籍同志山本崇信”，这一细节与《蔡廷锴自传》记载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报告“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完全一致。金九《白凡逸志》称，爆炸案发生后“南京（中央）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辗转到了南京后，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和重金支持。南京方面公开场合不动声色，暗中又如此操作，说明国民党高层对中方与金九临时政府秘密合作心知肚明，也是碍于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在即，不想节外生枝而已。胡抱一为人豪侠仗义，与王亚樵一直保持兄弟交好。尽管王因反蒋、刺蒋而死于戴笠枪口之下，但胡抱一也并不回避在《党训班毕业生学籍登记表》中如实报告，曾“联王鼎（亚樵）等击毙徐国梁于上海”。但在述及虹口公园爆炸案时绝口不提王亚樵，可见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记忆缺失，而是王亚樵确实没有参与其中。反观《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对爆炸案始末的记述，既与公开报道相违，又与金九、胡抱一记述相抵，则进一步说明，王亚樵没有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1943年胡抱一遇难后，景梅九先生撰《胡抱一先生墓志（载1943年10月《国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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