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殇（之二）

朱海燕

“土地是财富之母”，这话只说对一半。土地在农民手里可能变成财富，也可能是一个贫穷的摇篮。自古以来，有多少农民流尽一生的汗水，也没有走出土地垒起的困境。有一年，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后，姑父认为无论集体或是个人，有了创造财富的机会了。姑父是善于从土地上寻找通向富裕道路的人，他听说南方有一种火麻，在皖北也能生长，产量高，质量也好，立即从那里买了几千斤麻种，种植了30亩。好家伙，想不到一亩地的收入，竟比种粮多了五六倍。火麻的收入，使集体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改善。

有了第一桶金，他致富的雄心大了起来，购买骡马、车辆，不到两年，小镇东队就有了30多匹骡马。姑父联系区、县粮站与物资公司，农忙季节过后，用马车给他们拉货送货。骡马车队出行时，那是什么架式：四匹马拉一辆车，去阜阳、去蚌埠或去淮南，五辆车一溜摆开，第一辆车上插着红旗，小镇运输队的名字写在旗帜上，铜铃丁当，鞭声清脆，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南村北寨，东庄西楼，这乡那镇，无不羡慕小镇人的生活。羡慕中，自然绕不开对姑父的赞扬。

姑父是“大公”者，也是顾家者。他把家庭副业经营得井井有条，夯实了财富的基础。他在屋后的空地上，种植各种树木，在宅基地的小河里栽上芦苇，把另一处宅基地辟成菜园。秋后，收割芦苇时，请来几位壮实的劳动力帮忙，一割就是两三天。一捆捆芦苇码成大垛，一二里外都可望见，宣示着一种幸福与殷实。编席打篓的人，络驿不绝地前来购买，姑父总是以低价卖给他们。

秋天，菜园的甘蔗砍下后，将其窖藏起来，来年春天，或二月二，或三月三，逢会时，那些经商的人便一车车拉走到集市上去卖。

姑父养猪的技术是名扬乡里的，喂养的三头母猪接连不断下崽，由于精心喂养，又善于防疫，从没有一个猪崽生病。姑父说；“给猪一个干净整洁的生存环境，是预防它生病的重要方法。”到卖猪崽的时候，小镇上和乡下的那些买不起猪崽的人都赶来了，这个叫大叔，那个喊大爷，他们一句“苦穷”的话没说完，姑父就说：“逮一头去吧。”他总是不让人家说出一个“钱”字来，他也从来不提一个“钱”字。他对我说，人要张口求人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难处，让人家说出来“没钱”或“赊账”，会使人家难堪，要把人活着的那点尊严留给他。穷人再穷也有骨头，也讲脸面，也需要自尊。姑父，并不是什么英雄，也没被号召去学习过什么英雄，虽说他是一个最底层的支部书记，说穿了，他不拿国家的一分钱，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不知，他这个原先穷得一无所有的人，从他贫穷的骨头与血液中怎么生出那么慷慨大方的基因与格局？也许是他过去穷怕了，他的眼睛里看到穷人就心酸、心痛，他总是不求任何回报地伸出援助之手。

我家宅基地上，树木生长的旺盛期，有几百棵林木可以做房梁，哪一家盖房需要木料时，他会说：“到我家后院看看，哪棵合适你伐哪棵。”姑父满足了一个人，十个人或更多的人他能满足吗？这个家不是共产主义啊！这个家也需要有一个“私有制”的规范来保障它以后日子的运转啊！姑父从不想这个，他的格局远大于他有限的资产。一个人把木料拉走了，第二个又接踵而来。他们伐树的时候，姑父甚至不会过去看一眼，“放心”得让人心疼。姑妈求他：“你这么把家不当家，孩子将来盖房子还有木料吗？”他说：“现成的房子就够孩子住一辈子的了，想那么多干吗？”姑父在这个问题上，太缺乏远见了。很多人正是借助他的大方与他的慷慨，正在吸干他与这个家庭的财产与血液，穷人不一定都是正义的人，也有贪得无厌的小人，想把他刮得一无所有。在一个良知缺失的时代，他那微弱的一丁点良知，能喂饱充满贫困与贪婪的乡村吗？及至后来，即姑父去世的前一年，他知道在外地工作的我，有了女朋友，婚后将返乡省亲，他深感20多年前盖的房子拿不出手了，想盖一幢新房，可是，这时老宅上经过那场运动与众人无偿的砍伐，树木竟无可用之物。那种无奈，被我看到了，他坐在院子里一片石磨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老房子，眼里闪着泪花，不知道是心酸还是后悔，刚强、无私、慷慨的姑父脸上呈现一种痛苦状。我据此写下一首《凝视》的小诗，开头一段这样写道：

姑父，像一尊沉默的石头，坐在一片

石磨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十几米外黄泥巴堆成的

老屋。从支气管炎的封锁中突围而出的力气

扶着病痛的呻吟，将他起伏的目光托平

凝视，凝视着不屈与欲望，深情的泪花

闪耀着农民一生的光芒

最后，无奈的姑父翻盖新房时，还是用了一些老屋上的木料。他一生帮助过无数人，这时，无人送给他一个温热的眼神。这是这个社会与时代与生俱来的特色吗？

把笔墨还转向姑父那个时代。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姑父养起了两头毛驴，目的是为街邻街坊拉磨磨面。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皖北，农村还没有打面机，推磨磨面对百姓来说，是一项极其繁重而又艰辛的劳动。辛苦一天的农民，本来已十分劳累，还要起五更爬半夜去磨面糊口。姑父养了两头拉磨驴，便把农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有人警告姑父：“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姑父响亮地回答：“我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队有马有驴，能给百姓拉磨磨面吗？它们要干生产队的活。老百姓十天就要推一次磨，推磨至少三个人，两个人推，一个人箩面。每家每户都这样，自然要影响集体生产。我养驴为他们拉磨，可以解放出两个男劳力来，有一个箩面的妇女就够了。难道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受苦，那么，姑父生来就有一种倔脾气与困苦决斗。在决斗的过程中，他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能把群众的困苦解决掉就是他的最大主义。小镇东去马店孜25华里，西去老王人集18华里，北去王市集25华里，南去插花集25华里，通向那里皆无公路，亦无汽车，乡人进城看病或办事，全凭两条腿。这样的交通困境，姑父自然无力去改变它，但为解决百姓脚力的疲劳，他买下两辆自行车，一辆“飞鸽”，一辆“永久”。姑妈是农村妇道人家，不会骑车。我那时尚小，也没有学会骑车，姑父一年到头奔走在小镇的田间地头，几乎不离小镇。两辆自行车成为镇上人的交通工具。看病的骑之，进城的骑之，相亲的骑之，只要不是雨天，一天也没有闲过。姑父闲暇时，总是把自行车擦得油光铮亮，车条系上彩色“毛虫”，车座配上崭新的座套。他认为这是小镇的形象，哪一个小伙子外出相亲，看看自行车就了解了小镇人的精神与生活。姑父仿佛是一个负重的荷载体，接受着来自生活的所有重压，他以自己的负重，减少乡民的忧愁。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几番思忖之后，姑父决定将几年前所盖的几间土房修整一下。他买来几千块青砖，与上千块青瓦，将原房子的墙根从外围剔下一层，然后用青砖包起来。从外面看，房屋像是“砖根脚”房，从房内看，房墙还是黄泥筑就。他又在屋檐前后各挂四道青瓦，东西山墙前后各挂四道青瓦。这种样式的房屋在皖北称为“海青房”。即便是这种半真半假、不伦不类的砖瓦房，那时已属于鹤立鸡群的宏伟建筑了。我家的“海青房”成为十几里范围内的唯一。对这样的住房姑父没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他在社员大会上说：“家家都要大胆地搞家庭副业，在三五年之内，每户人家都要住上这种房子，甚至住上一砖到顶的真瓦房。姑父真的犯了大忌，之后不久的运动，他的这一主张被上纲上线了，罪行就是，不仅不克制自己的致富欲望，而是把自己的欲望推己及人，让广大群众与他一道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如此炫耀的致富理念，他不当那个小镇的“走资派”谁当走资派？他不挨批斗，谁去挨批斗？姑父，一个明白人硬去干糊涂事，那时，贫穷才是社会主义，难道他不知道吗？

五

姑妈是目光短浅的农村妇女，她不主张我读书，她希望我长大后，做一个会编筐打篓，耕地种田的老把式。家里有个大苇塘，河塘之岸长满荆条。当地有句俗语：“编筐打篓，顾住两口”，有这么多的物资基础，学会一点手艺，再找个会织布会纺线的媳妇，一生的日子也就无忧无虑了。而姑父则不然，他鼓励我读书。姑父说：“你看他那个瘦八斤的样子，像是个干农活的人吗？要读书，要走出这一亩三分地。”姑父不识字，但他非常重视教育，当黎明拱出那个黑暗的长夜，姑父成为这个小镇的当家人之后，他对镇上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倾注了如许的心血，家里缴不起学费的，他代缴了，买不起钢笔的，他代买了。有一年，小镇居然有五个学生考上大学，这在方圆几十里区域内，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是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小镇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姑父当然是这一事件的最大推手。此前没有，此后，近70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因为那时，姑父正处于小镇权力的中心，他驾驭着小镇正航行在一条健康的航道上。我尤其记得，每当放寒假与暑假，这几位大学生从杭州、合肥、芜湖等地返乡时，姑父都会把几位学子喊到我家，他亲自下厨，做一桌鸡鸭鱼肉的好菜来款待他们，让刚记事的我给他们敬酒，让他们给我讲大学校园的故事。他鼓励他们，做大学生还不够，还要出国留学。哎呀！在那种场合，我知道了中国之外，还有外国，知道大学生上面还有研究生、留洋生。我想，他们的今天，应该成为我的明天。有这些榜样在前，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说，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喝书”。

姑父教育我，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孩子，不要有忌妒心，不要有虚荣心。小时，我要和哪位小孩闹矛盾，“勾手”不搭腔了，姑父会带我到这个小孩家去主动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姑父说，礼屈赔礼，不是低人一头，而是修炼自己的品格。

上小学时，午收之后，学校动员学生为学校贡献麦草修缮教室。多献麦草者，便在墙上学生的名字后面贴一面小“红旗”。我贡献了两捆麦草，一个星期内红旗一直插在我的名后，我感到非常自豪。突然有一天另一个学生又扛来两捆，他用三捆的贡献夺走了我的红旗，我就非常忌妒他，于是从家里又扛来两捆，把那面“红旗”又夺了回来。

我和姑父谈及此事，姑父问我，贡献麦草是为了修缮教室，不是图表扬，你这争“红旗”的背后，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在作怪，奉献应该是无私的，不计名利的，你要不断学会修炼自己的内心。

这件事之后，姑父找到校长，详细询问维修教室需多少麦草。他说，这么大的需求量仅靠学生奉献是不够的，由大队给学校全部解决算了。虽然说学生不是来自一个大队，但教室是不能分你的我的，那是国家的，也是未来的，修教室就是筑人才的银行。

农历二月二，小镇逢会，小镇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搭起戏台，几个戏班子一唱就是四五天，赶会的从几十里外赶来，人山人海，生意兴隆，好不热闹。就在二月二那天晚上，在戏台口一个六岁的孩子走失了，姑父巡夜时，把这个小孩领到家里。第二天，我醒来时，发现我床上多了一位小男孩。姑父对我说，这是你哥哥，昨天夜里我又捡来一个“儿子”。姑父这位叫“石头”的儿子，即我的“哥哥”，一直和我保持着一生的联系。当我十几年后，离开姑父与姑妈，他常到姑父姑妈那里，喊“爸”，喊“娘”，慰问安抚着两位老人孤独的晚年，也算代我这个弟弟，向他们尽了力所能及的孝心！石头哥哥，我感谢你！我的同胞兄弟在姑父姑妈面前没有喊出的“爹娘”，由你喊了一辈子。说明儿子这个最亲切的词，对于两位老人来说，没有走远，没有湮没，没有沉入河底，也没有随风吹去，随着我的入伍从戎，走向边关，“儿子”的身影，没有随我的身影离去在一夜之间遁入虚无。石头哥代表我，一直追随着姑父无可奈何的沉重与悲凉，给他们以儿子的温暖，无疑充满了人性的伟大与对邪恶的对抗。石头哥不怕政治的高压，因为他不需要理想，不需要志向，不需要走出那片土地，一亩三分地就是他的人生。虽然，在经济上未能给姑父姑妈多大支持，但在他们久病的床头，能够递药送水，从心里喊几句“爹娘”，无疑替我承接下无量的责任与孝心。我感谢我的石头哥哥……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