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科岁月

朱海燕

《文化科岁月》这篇小文，用启斌兄的一段话开头，颇为合适。

“那年周日的上午，灰头土脸的你背着发黄的军用挎包，站在我的面前，这还是那个英俊潇洒的海燕吗？寂静的走廊里我大喊：“科长，海燕来啦！”科长安排海燕与我住一屋，从此，两个年轻的战友聊部队生活，聊文学艺术，办公室里抢活干，吃饭碗里抢肉吃，生活里形影不离。昆仑山下的军营里共同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老科长调走，新科长南下广州负责转业干部安置期间，几个大兵挑起文化科的业务大梁，干的有声有色，得到政治部首长的肯定。”

是的，从那天起，文化科岁月向我翻开崭新的一页。我的33团与17连已隐退锡铁山以北的大漠戈壁之中，生活为我推开昆仑的大门。七师师部驻扎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此地是青海的西部重镇，是一座兵城，一座万车城，在这里终于可以见到水了，可以见到树木了，也可以见到美丽如花的女性了。这是一个新鲜而充满魅力的地方。

此时，关心我成长的文化科长张金城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离开格尔木刚刚两天。新科长是陈浩，干事有朱宝田、章来酉、陈南和与张几林，战士有我与启斌、姚勇。不久，干部退休的退休，转业的转业。调来陈家瑞任副科长，郭华兴、张复兴、江明任干事，时间不长，他们也转业了。

陈科长让我主抓全师的文学创作与基层文化建设，要求树典型、抓样板、出经验。上报上级的所有文字材料，均由我去完成。

在这里，我的视野开阔了，首先有书看，文化科图书室有上万册图书，世界名著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像在33团，没有图书室，在那里呆了两年多，没见谁的案头上有世界名著。其次，在格尔木接触广了。在连队和团里，没有人就文学问题与我交流。到了师部，随时可以与格尔木各单位的作家见面。总后大站，22医院、格尔木农建师，格尔木市等，有一大批作家组成的文学方阵。格尔木市文教局局长陈乙生，原是唐古拉温泉兵站站长，就地转业后，兼任市中学校长和市文联主席，隔三差五，组织格尔木军地作家搞艺术沙龙，讨论问题，切磋文学。倘若外地大作家到格尔木采风，他组织讲座，让本地作家从中听到文坛大家的呼吸，这种昂扬的博大的昆仑文学的主体意识，使得格尔木的作家从肤浅而平庸的生活常态中脱颖而出，有声有色地走向文学舞台的前沿。在这样人为的机遇面前，我认识了韩瀚，认识了刘岚山、李发模、刘祖慈等诗坛名流，且与发模的友谊延续近半个世纪。

在新的岗位上，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35团李良苏退伍的事。良苏是团宣传队的创作员，宣传队解散后，他被下放到施工连队，在师里召开的文学创作会上，我与他相识，并成为朋友。1979年过罢春节，他来找我，说连队决定他退伍，他不想走。我说，既然不想走，我想办法，把你留住。我便以文化科的名义起草一份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点名35团参加者为李良苏，时间3个月。同时，我给35团张政委与政治处副主任陈家瑞打去电话，强调此次办班的意义。这样良苏躲过了退伍，独自一人在师大招待所，埋头创作3个月，其中诗歌《友谊关历史的见证》发表在《青海日报》，《献给周总理的礼物》发表在《人民军队》报，《大漠的脚印》发表在《青海文艺》。凭这三首诗，4月，在文化科的斡旋下，良苏被提为干部，后来成为十七局一处宣传科副科长、十七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铁道建筑报》驻十七局正处职记者站站长。我们之间的友谊，保持近半个世纪，除共同的志向以外，可能与最初同病相连的坷坎命运有关。事实证明，良苏的成功不是浮浅的，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的成绩表上向来不会忽略成功者的贡献。但他成功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创作才能，自然也包含着一次适逢其时的机遇。

与良苏那批提干的，师机关也有几位，文化科提了一位领导的老乡，提起后下放团里，不久就转业回老家了，为部队建设未起到什么作用。而启斌、刘杰与我，一帮任组织搬动的“砖头”，因不是某人的老乡，只能靠边站，默默无闻地继续做“砖头”，该砌墙砌墙，该垒院垒院。

师宣传科长凌静初虽不是我们的科长，但他十分关心文化科的几位战士，对文化科某人的提干颇有微词，一次他提开水，路过我门口，便到我屋里说：“该提的不提，不该提的提了，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那时，我弄清了摆不到桌面上的一个道理：追求高山般的雄峻，不如攀附老乡关系。老乡关系，原本就是一种力，一种充满主动精神与实现理想的外展之力，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印证了它的力量。

1979年的文化工作，主要是围绕青藏铁路胜利铺通到格尔木而展开。为此，撤销的师宣传队重新组织起来。当初宣传队撤销时，干部安置机关或直属单位，战士有的被下放到团里。把这些文艺骨干再组织起来，轮到他们向组织“要价”了，不提干就不去！不提干就退伍！庆祝通车是组织的事，不是他们的事。他们铁心坚持到底。他们大部分来自城市，回家也会安排工作，所以有了“叫板”的勇气。若没有他们，台子搭再大，也唱不了戏。为了唱好铁路铺通至格尔木这台大戏，七师还是把几位文艺骨干提干了。那时干部制度已经改革，没有学历不能提干。但是为了求那几位撑台子的文艺骨干，刚硬的制度一下软了下来。我想，某项政策的制定，不要带有过多的奇幻浪漫的色彩，具体实在，注重效用才是最科学的。师宣传队组建后，直政科干事闫庆民任队长，33团宣传股股长徐建平调来任指导员。

这年，我的创作任务十分繁重，除自己自由创作外，围绕青藏铁路铺通这一主题，要给宣传队写歌词，写朗诵诗，还要创作一个独幕话剧。其间，铁道兵文工团来七师慰问，关于青藏铁路的几首歌词，也由我去完成。

1979年7月间，铁道兵政委、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视察青藏铁路，他一路走来，发现即将铺通的青藏铁路仍有许多缺陷，需要完善。他在文化科办公室东面的小礼堂里（后来改为文化科图书室），召开一个会议，布署任务。那天，启斌和姚勇有事，我顶上去为将军放广播。将军说：“青藏铁路问题很多，尤其是关角隧道的涌水问题十分严重，看来是设计问题，而不是施工问题，按50年代的设计路线走，毫无动改，因循守旧，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他问兰州勘测设计院的领导，计算上有没有问题？如果计算上有难题，需要华罗庚帮忙，我给你们去请。尽管他腿脚不便，为了青藏铁路，我还是能把他请上高原的。”

后来，我接触过许多铁道部与铁道兵领导，而在他们这个领导层面上，吕正操是真正的铁路专家型领导，其他，可称老红军，可称老八路，但难配“专家”这一称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将军，我仰望着他，他并未注意到我，更不可能知道我这个士兵的名字。但历史会安排我们再次相遇的，他在远方，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在1年多后的那一天等候着我。从那时开始，比我大53岁的开国上将将牵着我走向另一条坦途。

吕正操政委离开格尔木不久，铁道兵文化部李武兵干事陪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来到格尔木，一起来的还有铁九师诗人吴成良，他是我的阜阳老乡，因诗写的好，曾到对越反击战前线采访。陪同他们，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燕生老师有些高原反应，我把部队发的复合维生素送他两瓶。在小招待所吃饭时，燕生倒几粒复合维生素吃，被邻桌来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和《青海日报》的记者看到了，他问王燕生老师吃的什么？燕生师说：“是海燕送我的复合维生素。”不料，那位广播电台的记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你们七师就是狗眼看人低，送《诗刊》社的人，为什么不送我们。”这样，燕生老师便和他争吵起来。

我说：“对来七师采访的同志，是对口接待的，媒体的同志，由宣传科接待，文学艺术方面的客人，有文化科接待，你如果需要复合维生素的话，我和宣传科的同志说，给你们送来不行吗？但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说话很难听，说《诗刊》不会给七师发新闻“通稿”云云。

这件事发生之后，《青海日报》的那位记者向铁道兵第一指挥部和七师多次写信告我。我给《青海日报》社长乔迁写信，如实汇报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并要求他们可以向《诗刊》王燕生，铁道兵文化部李武兵求证。不久，《青海日报》派驻海西州记者站站长赵德录到格尔木找我，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如实汇报一遍。赵德录说：“他代表报社向我道歉，并将情况如实向乔迁社长报告。”之后，那位记者再也不告了。

青藏铁路通车的主会场标语，是我和启斌精心构思而成的。主席台两侧的对联，以及主席台正南方的标语，和东西两侧的标语，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后而确定的，目的是要达到时代气息与修路历史和自然环境的高度融合。很大程度上展示了铁道兵七师在奋战高原的岁月中，所产生的时代性格与历史命运。

会场布置好后，原七师政委赛时坤让我带他去看看会场，他说：“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啊。有铁道兵创造事业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象，有莽昆仑博大雄浑的时空感觉。

那段时日，文化科的干部战士没日没夜地干，搭上命的干。但是，那场隆重的铺通庆祝大会，在召开那一天，因农建师知青要返回青岛，把会场冲了。1965年，谭启龙为山东省委书记时，把他们送到青海。现在，谭启龙是青海省委书记，他们要求谭启龙把他们送回山东。背景后的血色残阳照耀下的知青生活的悲苦，他们怎能顾得上你铁道兵荒原与关山的奋战哟。于是，青藏铁路到达格尔木的一期工程，如日中天的辉煌，赫赫扬扬的大场面就在那一天过去了，余下是渐去渐远的历史的涛声……

1979年10月，青藏铁路铺通事宜忙完之后，我探家了，这是入伍4年以来的第一次探家。同时，应《青海文艺》之约，顺便对安徽濉溪临涣进行一次采风，因为淮海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总前委设在那里。

之于我，1979年的工作是可圈可点的，各报刊杂志发诗歌近40首，同时发表了有关铁路通过察尔汗盐湖的报告文学《攻克地下碉堡》，完成了师宣传队庆祝青藏铁路铺通至格尔木舞台演出的所需作品。其中独幕话剧，获兰州军区创作一等奖。政治部领导认可我这一年的工作，并给我记三等功一次。

原师政委赛时坤，政治部副主任刘忠恩，组织科长孙有孔，宣传科长凌静初，司令部直政科长刘来法，以及与我工作不相联系的作训科长黄宝珠等领导，对我的提干问题非常关心，他们从不同角度为我呼吁。那时，士兵提干的大门也不是完全锁死，像一个水库的闸门，时开时关，开时，便提几个了；关时，立刻冻结。政治部为我的提干研究过六次，提干表格填写了三次。填好后，待研究时，业务部门的领导说：“一个人，不值当开会，等各团报上来一起研究吧。”这是在“等等”的过程中，政策变了。呵呵！三次，像是考验我的耐力。属于青葱饱满的生命年华只有这么一小段，只有让“夜长梦多”的烦忧来陪衬。既然命运中有这么一座“麦城”，作为一个大兵，我只能选择无可奈何，选择堂吉诃德式的挑战精神。

1980年抓基层文化典型单位，我选择了33团1营3连。3连连长李铸流是我新兵连的三排排长，湖南蓝山人，虽是行政干部，但他对部队的文体活动却具有巨大的热情，“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爱唱歌的连长，革命歌曲他能唱200来首，他所领导的3连，每个战士平均会唱100首歌曲。

我在3连住了几天，指导员杨慕华在星期天工休日，带我到各班去，拿一个歌本，让我随便点一个战士，随便点一支歌，让战士唱，他都热情熟练地唱出来。12个班走过来，班班如此，人人如此。我感到这个典型是可信的，是有说服力的，也是可学、可以推广的。3连环境艰苦，距团机关约有60公里，周围除一营的几个连队外，方圆百里荒无人烟，他们用的每一滴水，都要从团部拉来。而这些20岁左右的战士，正值人生的青葱之年，也正值青春与事业的成长状态，他们抖擞身姿，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毫无吝啬地泼在荒原戈壁，孕育着傲视大漠的铁路。他们嘹亮的歌声和刺破苍穹的辉煌也达到了极致，变成了巨大的能量，变成了穿越时空隧道的光，令天地万物为之感动。

回到师部，我将3连开展歌咏活动的情况，向陈浩科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刘忠恩作了汇报。他们说，既然你去了，亲眼见了，亲耳听了，我们相信。不必再去考察。于是，师政治部便决定在5月8日在3连召开全师文化现场观摩会，各团参加的有政治处主任、宣传股长及文化干事，还有一些连队指导员。那时，师组织科长孙有礼已回到33团任政委，他陪同与会人员一起到了3连。

全连列队于操场，气宇轩昂，精神抖擞，让刘忠恩点歌唱。刘忠恩点了几支。把歌本交给各团的同志，让他们点。点过各班，点个人。人人唱得是那么嘹亮而精彩。最后，刘忠恩发表讲话，他没有套话，没有空话，皆是山东土话。他说：“革命歌曲是精神食粮，把你们一个个喂成了小老虎，就凭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把铁路扛到珠穆朗玛峰上去！小老虎精神就是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我们就敢探索未来。”

现场观摩会不久，李铸流连长提为一营营长，杨慕华指导员提为一营副教导员。

1980年8月的一个晚间，我正在房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洗衣服，门被推开了，我一看是青海作协副主席白渔先生，在他身后，还有一位50多岁头发花白的人。白渔介绍说：“这是陕西省作协李若冰主席，到格尔木深入生活来了，来了，首先是找你。”

我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李若冰是何等人物，他是中国著名散文大家，50年代一部《柴达木手记》轰动中国文坛，他还是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陕西省作协主席。如此重量级的作家到七师采风，我当然不敢怠慢，急忙给师政委季福鼎打电话。他让我在小招待所安排好若冰主席的住宿，马上赶过来看望若冰主席。季政委对若冰先生说：“你是老革命，你做军宣传处长时，我还是一个小排长呢。过去你写石油，石油工人是你的朋友，现在你来到铁路建设工地，铁道兵就是你的朋友。你在七师活动期间，由海燕全程陪同。”为怕车辆落实不了，季政委亲自给管理科长打了电话，一定确保若冰主席的用车。

李若冰先生在七师待了半个月时间，我陪他访问了慕生忠将军故居。1957年李若冰先生第一次来格尔木时，就是在那里采访了慕生忠与魏承淑等第一批格尔木的拓荒者，23年后重访旧地，若冰先生感慨万端。之后，我陪先生赴34团施工的察尔汗盐湖铁路，在那天采访几天，他写下上万字的《察尔汗盐湖的报告》。在这篇报告文学里，先生把我称为“铁路作家”。

之后，我又陪先生去了南山口格尔木水电站采访，先生写下5000字的散文《昆仑飞瀑》。半个月后，我将先生送至青海西部的冷湖，分别时，他送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下这样的赠言：“我是一个文学勘探者，愿我们相随同行。”

1980年9月间，冉淮舟老师来到七师，他原是孙犁先生门下高足，荷花淀派的著名作家，曾任《天津文艺》副主编。1980年初吕正操将军去天津，让孙犁先生为他推荐一个秘书，孙犁便将淮舟推荐给将军。淮舟不愿做秘书工作，便到铁道兵文化部做了创作组组长。淮舟到铁道兵后，先去了东北，而后去了西北，在长天之下，在大漠之上，我们两人牵手了，这一牵，就是一生的时间，这一牵，就握住了比昆仑还重的情感，这一牵，就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淮舟欣赏我的才华，我欣赏淮舟的博大与仁厚。不出去采风时，我们便在格尔木周围的戈壁上散步，一走就是几十里，不觉得累，不感到渴，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总是说不完，说不够啊。他给我讲孙犁，讲王林，讲梁斌，讲方纪，讲他的老师李何林；我给他讲我的理想，我的憧憬，我的苦与我的痛。我说，我要退伍，决心定了，想回去圆我的大学梦，我不愿在这样待下去，让我的人生逐步沦入平庸。

淮舟对我说：“如果孙犁当年离开白洋淀，去上大学会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历史对他深情的凝视？他的名字会不会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定格？孙犁，王林、梁斌那一代作家把生命拴在裤腰带上闹革命，不知道自己是清早死，晚上亡，他们何曾放下手中的笔？他们历经的苦难，堆满原始的峥嵘，都挺过来了，写作的激情像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悠远的回声。后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所坚守的那块生活之地是何等的浩阔。

淮舟让我留下来，留在铁道兵部队。关于我的提干问题，他会直接向一向爱才的吕正操将军汇报。他坚信将军会以一种历史的主动精神，伸手相助的。淮舟离开格尔木时，带走了我发表的部分文稿，代表我，去面见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新中国铁路的开拓者。

一个多月后，淮舟通知我去太原参加铁道兵文学创作学习班，时间两个半月，参加人员有刘金忠、贺生如、刘屏、崔金生与我等人。学习结束后，我转道北京，到《解放军文艺》拜访了雷抒雁与程步涛老师，对他们编发我的作品表示感谢。再后返回安徽，这是我入伍5年来的第二次探家，并在家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

1981年3月间，我回到部队。不久，在吕正操将军的直接过问下，我被提为干部。我仍记得那一天的情景。政治部的同志在秘书科对面的会议室开会，这时干部干事戎明海走了进来，他向政治部主任张克谏呈上一份文稿，说是铁道兵干部部发来的传真电报。张主任看完电报后，目光扫了一下会场，看到坐在角落的我说：“海燕，祝贺你，你提干了！”

下午，直政科长刘来法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一句话没说，便从文件柜里抽我第三次填写的提干表格，“啪”地一声盖上鲜红的大印，高声说道：“再也不会今天变，明天变了。结束夜长梦多的恶作剧。”他没说大道理，只是说：“海燕，以后探家不再坐硬座受罪，可以坐卧铺了。”

后来我到北京，将军的夫人刘沙同志告诉我：“政委（刘沙一直吕正操的称呼）任铁道兵多年，在干部问题上，只过问3人的事，一是淮舟，把他从地方调入部队，二是王端阳，作家王林的儿子，把他从昆明军区调到铁道兵，三是你朱海燕，把你从战士提为干部。”而我们3人，又都是很不会来事的穷秀才、穷作家。也可能因为文学，我们3人进入了将军的视野。

淮舟对说：“关于你的提干，将军发出这样的感慨：孙犁有大学学历吗？梁斌有大学学历吗？不要什么事都搞一刀切，还是事实求是为好。”淮舟说：“你的提干，是30万大军中的特例。”

1981年9、10月间，铁道兵在京召开文学艺术创作座谈会，我与朱宝田二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是批精神污染问题。

1981年年底，铁道兵撤销的消息不径而走，基层许多干部陡生出转业的念头，有一个直属单位，为了多转业一些人，给师领导每人送两条毛毯，弄得机关纷纷扬扬，议论喧哗。在政治部的一次会上，我提出部队不应成为滋生不正之风的土壤，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永远加以提防！

我说完后，一位干部马上接腔：“朱海燕的意见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我们科的意见。”这时，朱宝田突然站起，声若洪钟：“海燕的意见代表我的意见！代表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意见！无论你职务再高，权力再大，都不能搞不正之风，贪腐必遭惩处，这是天理！”宝田的声音，如倚天长剑，如春风豪雨，携带正义的伟力与史诗的情怀，使会议室陷入一片安静……

我想，若不是宝田，我会不会穿什么小鞋！我感谢宝田，这种正义的呐喊，不就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有的素质性吗？不就是支撑灵魂的东西吗？不就是天长日久的精神阳光吗？

1982年，文化科的干部全部转业，电影组长蒋新国提为文化科副科长，但他依然住在电影组那边，科里的事基本由我负责。我带着启斌、丹琪、姚勇几个战士出色圆满地完成了政治部所赋予文化科的所有工作。

82年，电视已普及到所有连队，为配合电视机的普及，文化科决定派60多名基层文化骨干去上海电视机厂学习电视修理。作为负责基层文化工作的我，在那年5月专程去上海看望这些学员，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路过西宁时，《青海湖》编辑、大诗人王昌耀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访问上海另一个大诗人黎焕颐。到上海，看望了学员之后，对黎焕颐的采访便是一项重要的事情了。关于这次上海与诗人的会晤，黎先生发表在《羊城晚报》的“仗笔昆仑”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我永远难忘：1982年的春夏之交的一天，正是黄昏时刻的华灯初上，你来到上海闸北公园对面的我的蜗居，一阵剥喙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英俊年轻的不速之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于是你自我介绍：你来自青藏线上的铁道兵部队，在刊物上读到我《日月山》那首诗，很感动。借从青海返江南探亲的机会，转道来沪专门访我。又说，在西宁看王昌耀，方知我在上海。但到了上海将昌耀给你的我的住址失落。只记得我是住在闸北公园的附近，什么街？什么门牌号数？全茫然。最后只得向派出所求助，这才找到我的新居。如此真情，我异常感动。于是我们一见如故。这故，有两层意蕴。一是对诗的信仰有共同的语言。二是对青藏高原拥有不解的山水之恋。尽管在年轮上我比你大二十多岁，人生经历不同。然而，诗恋，山河恋，则使我们的心灵声息互应。你认同我的苦难出幽愤，幽愤出诗情。我认可你的青春要磨砺，磨砺出人才。就这样，以诗作中介，以青藏高原作情境，我们在上海订交。不久，你评论我的作品的文章《诗的亮色》发表在《青海湖》上。当时，昌耀在《青海湖》当编辑，他来信告诉我：你的评论恰到好处，在青海引起良好的反映。应当说，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对我创作的首评。”

1982年8月，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平反解放出来之后，第一次重返格尔木。我接到格尔木文联主席陈乙生的电话后，赶到格尔木大站，聆听了将军的报告。当天下午，在格尔木大站招待所，我对将军作了一个下午的采访，没想到此次采访，为青藏铁路的二期工程埋下了极其丰厚的伏笔，使我成为天路二期工程建设中唯一见过慕生忠将军的人，成为报道二期工程媒体人唯一采访过慕生忠将军的人。从那天开始，我与将军这个家庭结下了40多年的情缘，这是我的人生之幸。

1983年3月初的一天清晨，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吵醒，淮舟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我起床没有？因为北京与格尔木有较大时差。他说，赶快起床，急切赶赴北京，参加引滦工程报告文学的写作。于是，我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乘飞机飞抵西安，旋即转火车赴京。第二天早晨8点半，我出现在铁道兵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朱振声副部长、淮舟在那里等我。振声部长交待几句后，淮舟带我9点钟从北京出发，赶赴引滦工地，连一口水都没顾上渴，甚至忘记了那天的洗脸。

在引滦工地，我住在38团的工地广播站里，连天加夜地采访写作，没有桌子，我趴在床上写作，20天时间，完成了《三百二十级石阶》《实验之光》《带兵人的情怀》《梁腊月》等四篇报告文学。恰在此时，天津出版局局长宋五川到工地审察报告文学集《地球上留下的痕迹》的文稿，他看了我的《三百二十级石阶》与《实验之光》，兴奋的波澜，满意的情愫喷涌而出，他对淮舟说：“铁道兵即将脱下军装，你把海燕交给我吧，我让他去百花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

淮舟说：“我无权放他，海燕是铁七师文化干事，实力在七师，在青海的格尔木。能否去百花文艺出版社，我需要请示。”

我和宋五川局长仅见过一面，并未交谈。但我感到，他是把直觉和智慧，艺术与眼光结合得恰如好处的这种人，是有胸怀的人，闪耀着历练老到的智慧之光。虽然我未能成为他麾下的一员，但就我天生的有感恩生命本色的平民来说，我感谢他，这种难以卸下的感谢，愈到后来就愈成为一种做人的力量。我想，倘若几年前我生命的途中遇到这样的人，也许生活中就不会轮回前一段的人生。

报告文学事宜忙完之后，我又一次返回故乡，并转道上海。其间，接到淮舟由北京的来信，让我抓紧赶回部队办理调京手续。事情原委还要回到去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这件事上。我离京后，淮舟向吕正操将军汇报了天津要我的问题。将军说：“天津能要海燕，为何北京不能要呢？他向秘书交代，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调海燕进京工作。”淮舟信中说：“我想不到如此之快，上午11点将军发话，下午两点你的调令便到达七师了。”

我感谢将军，那时他以79岁的高龄，在我的人生路口等我这个26岁的士兵，于是，我走进他晚年的生活，走进他人生的夕阳之光。他对我的光照，是一种超越情感性的超越，是一种充满神奇色彩的情节组合，是一种人生进程骤然缩短或拉长，使我的人生悲哀、惆怅和欢乐一次性定格的机缘，充满了一种解释不清的戏剧性。后来，很多朋友，是的，很多朋友，都这样说，对你人生应该有另一种解读，关于你的成长、提干及调动，那是开国上将的事，别人不好插手啊！你前期那段时间，必须走完那段路程，踏完那些坎坷。这种现实之外的精神空间，无法深入体味，它竟有那么多的必然的朦胧的意蕴，更具有必然的确定性的神秘色彩。令我不解，又令我喟叹！

6月，我赶回格尔木，我的老领导毛佑斌，此时已升任七师秘书科科长。6月25日，当我离开七师到北京报到时，他把我送到格尔木的火车上。是这样的巧合，7年前，他在新兵连发现了我，那年的6月25日，我到达了33团，到达17连——我与他共同的连队。7年后，又是他送我进京，让我走向更加昂奋和阳刚的生活。再见了铁七师！再见了文化科！再见了启斌、刘杰我的好兄弟！

望着披雪的昆仑，广阔的大漠，与佑斌分别于高原的瞬间，我流下两行热泪……

2025年3月6日写于北京素心山坊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