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放“龙子”

作者：张铭玉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人周逸群（湖北省赤壁市人、黄埔军校二期）、贺龙等1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鄂西石首地区到达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听说贺龙回来了，家乡父老欢呼雀跃。有“马上将军、马下诗人”称谓的贺锦斋喜不自禁，赋诗“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转故乡。”湘西特委决定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下辖两个团，分别由贺桂如、李云卿任团长。工农革命军的组建，为桑植武装起义做好了组织准备。4月2日，起义爆发。为建立红军第4军和创建湘鄂边苏区奠定了基础。

1930年2月5日，按照鄂西特委的指示，鄂西中央独立师（师长段德昌）两个纵队于监利汪家桥会师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改编后红六军下辖三个纵队、七个支队。

7月，红六军和红二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二军团。旷继勋任红六军军长，柳克明任政治委员，刘仁载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一个警卫团。王一鸣任第十六师师长，王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任政治委员；秦桂林任警卫团团长，吴协中任政治委员。

7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贺龙领导的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

1930年，红六军建立，壮大了革命力量。4月中旬，鄂西苏维埃五县政府成立，开启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随着红六军和红四军的胜利会师，红二军团成立，洪湖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0年10月上旬，湘鄂西特委正式成立，12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1年1月，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在3月派夏曦到洪湖根据地，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段德昌，曾在1925年7月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转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北伐期间，他参加围攻武昌的战役，升任了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的主编。1927年，段德昌在贺龙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任二团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年5月，他率领游击队渡江东下，初创了洪湖根据地的基础。后来，段德昌与周逸群、贺龙一道，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在游击战争中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1931年1至5月，国民党先后调集五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段德昌回洪湖后即率领新六军和赤色警卫总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不胜不打，要打必胜”的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了洪湖苏区，新六军也发展到2000余人。

3月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派夏曦主持湘鄂西工作，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德昌任师长。周逸群牺牲后，段德昌成为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然后移兵“围剿”中央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7月中旬，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属的国民党左路军共12个师；另有4个旅：新三旅和独三十四、独三十七、独三十八旅。开始对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左路军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编为六个纵队，向汉水以北红军进攻，尔后再转进至南岸作战；以5个师又3个旅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这时，红三军正遵照中共临时中央“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汉水以北发展，配合红四（方面）军消灭徐源泉、萧之楚主力”的命令，以主力再次进至汉水以北，围攻京山城。

7月15日，国民党左路军向京山地区的红军实施合击，红三军被迫转移至荆门东南及潜江地区。8月上旬，何成濬、徐源泉开始实施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的的第二期作战，集中主力向洪湖苏区围攻。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夏曦等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拒绝红三军首长转移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夏曦率领在苏区内构筑碉堡，分兵把口，用阵地战阻挡敌军的进攻；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再去汉水以北打击敌人。

8月24日，据守阵地的红军第七师反击进攻府场等地敌第三纵队失利。31日，依托阵地进行防御的红军，经一日激战，损失1个多团，师、团主要领导干部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战斗。至9月3日，洪湖苏区除福寺、太平桥等周围仅四五十里的地区外，其余全部被敌占领。红军仅伤员就有2000多人落入敌手，隐藏在湖区的数千支枪和一些迫击炮也被敌人搜去。医院、兵工厂全被烧毁。进入汉水以北的红军，在敌军围攻追击下，只好时合时散、忽东忽西地与敌周旋。

至10月初，洪湖地区全部丧失，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被敌占领，整个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

1932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第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段德昌率领红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在“肃反”中，段德昌遭夏曦诬陷被捕，在囚禁的时候，他将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抄下，贴在了自己被关押的地方，以此来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1933年5月1日傍晚，在湖北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段德昌被五花大绑带到邓家湾庙包两棵松树前准备行刑。主持行刑的夏曦问道：“段德昌，你临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段德昌面不改色道：“有三个要求，一是杀我用刀，节约一颗子弹好打敌人；二是让我吃碗红烧肉，不做饿死鬼； 三是我死后把我埋在金果坪乡，我离不开那里的人民。”对段德昌最后的要求，夏曦并不打算实现，他用眼色示意执行枪杀任务的小战士准备行刑，但这名小战士怎么也不忍心杀害心中最崇敬的师长，手抖个不停。一旁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政务科长江器，一把夺过小战士手中的枪，扣动了扳机。段德昌被害时年仅29岁。

1932年5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不久李济深辞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

1931年湖北大水，汉口市内水深没过腰。沔阳更是灾情严重。直到1932年5月，湖北省政府才委派范一侠任沔阳县县长。但是，因为受灾过于严重，多日来，范一侠在武汉竟聘不到一个人愿意给他当秘书。张难先知道后，主动表示给他当秘书。范一侠不敢相信，刚从浙江省政府主席退下来的封疆大员能屈居县长秘书，一笑了之。没有想到，25日张难先自带行李催范一侠去上任。26日，张难先就和范一侠动身，坐船溯汉水而上，一路上只见灾区荒凉不堪。灾后沔阳城几乎无立锥之地，只得到仙桃镇一个破庙建县政府。

正忙于协助县长范一侠动员农民恢复生产，忽然接到蒋介石来信，找他回武汉有事。

杨永泰，一九二八年投靠蒋介石后，献上“削藩策”，深受蒋介石信任，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采用了杨永泰的谋略，一举打败桂系；在蒋介石准备第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时，随同参与戎机，提出一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计谋，这一计谋的核心是争取民心，蒋介石称许“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在思想上，杨永泰建议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为蒋介石采纳，他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剿匪”要“攻心为上，易俗为归”。杨永泰的上述计谋，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中加以实施，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建议的被采用，使他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一时权倾朝野。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攻心为上，易俗为归”中，其核心之一是争取民心。老百姓最为痛恨者，莫过于贪官污吏，若能在惩治贪官污吏上，有一、二作为，让老百姓能看到，无疑会有较大反响。但若不是选一不贪不污之人，是万难办好此事的；只有任一位疾恶如仇者，才能不辱君命，于是张难先成为理想人选。将张难先从沔阳召来汉口。要成立一个“党政委员会”，对豫、鄂、皖三省各级党政机关、人员有监察、纠举大权。由张难先主持。他以为只要张难先与出此计谋的杨永泰秘书长好好合作，是不难有所反响的。

张难先听蒋介石说明将赋予他的职权后表示，“监察”本是监察院的职责，这件事交监察院就可以，没有必要再搞一个“党政委员会”。蒋介石不是要在全国搞惩治贪官污吏，只是在豫、鄂、皖三省搞惩治贪官污吏，以此获取民心，为此，蒋介石坚持要成立一个“党政委员会”，由张难先主持。

蒋介石为实行杨永泰的计谋，坚持原意。张难先三思以为，虽然“监察”本是监察院的职责，不过在政治还未上轨道的时候，监察院很有些鞭长莫及的感觉，作为一种临时补救方法，成立党政委员会，并在其下设监察处，还有其相当意义。既然如此，张难先为了以后做事方便，不与监察院产生碰撞、不将自己的权责外溢，建议将“党政委员会”置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之下，以总司令部名义开展工作。得到蒋介石同意。

张难先历来痛恨贪官污吏，在其权力所及的地方，打击贪官污吏是毫不迟疑，蒋中正让他主持党政委员会，对豫、鄂、皖三省各级党政机关、人员有监察、纠举大权，自然是要认真负责，以图为桑梓父兄做一二件事。因此在就职以后，很想在监察方面有所成效，体现出他负责整饬风纪。一开始即访查贪污，进而检举之。

鸦片吗啡，流毒匪轻。有交通部长王伯群偕同他的亲戚、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双清的妻，夹带大宗烟土吗啡，由重庆乘轮船东下南京。经过汉口时，有人密告。张难先亲率警员上船检查，搜出烟土数十斤。人赃俱获，上报蒋中正请求严办。双清本人还在四川，是他的妻子押运毒物东来，蒋中正批令：拘押他的妻子；并发电四川，令刘湘扣留双清，立即押解到总部；毒物则予以没收。王伯群到总部拜会秘书长杨永泰。双清的妻子就被送到汉口一家旅馆住了一、两个月，然后就恢复自由，烟土也不知下落。

而杨永泰自恃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设计者，党政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要服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攻心为上，易俗为归”的需要。对于张难先经手的案子，处理的轻重缓急，杨永泰自恃最有取舍之权。他要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张难先打击团长级别以下的贪官、贩卖毒品的人员，甚至枪毙，杨永泰还能不过问；但是，对于王伯群偕同他的亲戚、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双清的妻，夹带大宗烟土吗啡一案，杨永泰极力保护。此案的处理惊动了徐源泉。

1931年，徐源泉任国民党十军军长后，威加故里，他打算成立一个“仓汉轮船局”。后来轮船局共辖有轮船十一艘，即“仓汉”、“仓兴”、“武湖”、“永安”、“兴运”、“正源”及中南银行五艘。1932年，徐源泉控制了沙市、宜昌至汉口的长江两岸，亦即控制了川、黔、滇的鸦片由长江运往汉、沪的必由之路。

徐源泉认为，张难先断了他的一大财路，心中不满。

张难先、杨永泰两人做事的不同出发点，必然引发矛盾，难以合作。

夏季，对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左路军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副司令官。

一天，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来武汉报告，捕获贺龙的家眷，其中有贺龙的儿子，并已经将他们押解到武汉，目前关押在汉阳，移交“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法办。这就是武汉一些报刊报道、轰动一时的所谓“龙子”案。徐源泉也一时成为风头人物。

蒋介石十分看好这个战果，将贺龙的家眷捕到，就掀起新闻界兴趣，待审理到违法罪证，再予以严惩，可以鼓励将士‘剿匪’士气；可以打击红军士气。至于主办的人，张难先在办理肃贪、禁毒大案中的表现，是公正不阿、成绩斐然。把这案交监察处、张难先办理这个“龙子”案，必定达到预期目的。

张难先知道国民革命军有夸大战功的习惯，更怕有人草菅人命，接到蒋介石的交代后，立即过汉水到汉阳，去前清的旧镇台署监狱亲自审问。

徐源泉报告的捕获贺龙家眷，有妻儿亲属十二人。其中还有女孩、男孩。报告说，龙子八岁。

张难先到监狱，让人把先前的审问档案拿来，仔细翻阅。档案记录的是，徐源泉部队把一个村里人围起来，没有抓到红军，就要村民把红军家眷举报出来。经过一阵威逼利诱，有人举报贺龙家眷，妻儿亲属共十二人。徐源泉部下见这十二个人就是“乡巴佬”，怎么看都不像贺龙这个军长的家眷。在审问中知道，前不久，军长贺龙到过这个村，直接到他们家，嘘寒问暖，有人看见，临走时，在门口，军长贺龙对那母子三人特别亲热，还留下几块银元。遂坐实他们就是贺龙的家眷，妇女身边依偎着的女孩、男孩是贺龙的子女无疑。

张难先让人将其余九人分别带来，一个一个询问，乡下人见张难先一口沔阳人口音，那时，洪湖大部分还没有从沔阳划分出去，（1951年5月，政务院决定将沔阳县东荆河以南区域，以及监利县东部、嘉鱼县长江北部、汉阳县西南部的毗邻区域划出来，新建立洪湖县。）是同乡，询问中态度和爱，慢慢的就不紧张，对张难先的询问就有问有答。出乎张难先预料的是，几个男人都不姓贺、有的人说是姓段，和那两个孩子的关系，是他们的伯、叔、婶、姨。问过后，九人都分别在口供上签字画押。张难先十分疑惑，徐源泉怎么会搞错呢？必需从那母子三人中寻找答案。

经审问，女人名叫肖知娣，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时，就参加游行集会，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听到这里，张难先回想这一年，正是自己投身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爱国、救国之时。听她述说，她的男人是黄埔四期，张难先想，我们张家有三个人曾在黄埔，其中侄子也是黄埔四期；那时自己还在梧州，有些关心黄埔四期的；1927年2月，她男人随军北伐到武昌，两人结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她受组织安排，到宜昌参与组建了宜昌妇女协会。“四一二”以后。1927年12月下旬,鄂西特委在宜昌学院街小学秘密召开“鄂西地区党团员积极分子代表会”,除她夫妻二人、还有近百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依据肖知娣的供述，联想到是贺龙去看望他们，才被村民指认是贺龙亲属，他们又都不姓贺，有几个姓段。贺龙能去看望他们，肖知娣的男人一定和贺龙的关系不一般，多半是红军里的有名人物。仔细分析，这些人中，只有段德昌姓段。他们应该是段德昌的家眷！她说，一直依偎其身边的女孩叫段传珍；男孩叫段传新。我们真的不是贺龙的妻子儿女，不姓贺，姓段。看向两个孩子，若他们真是段德昌的孩子，一旦坐实，就有可能被害。一个怜悯之心隐隐产生。审问后，录供画押。

如实向蒋介石报告，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怎么处置这事？

张难先带着审讯的录供画押文书及“龙子”，向蒋介石报告说：“徐军长所说的龙子，是一个八岁儿童。其余的兄、婶、侄辈都是乡下人，他们无一人姓贺，大都是姓段。”蒋说：“徐军长办事极端负责，他说是贺龙的家眷，不会随便的。”张难先说：“如此重要的案子，我万万不敢随便，尤其不敢随声附和，以欺瞒总司令。这里有一干犯人的口供，都是他们画了押的，请总司令审察。我还把徐源泉军长所说的贺龙儿子带来，现在门外，请总司令亲自询问。”蒋介石接过口供看了一会，一言未发，沉思一下后点了一下头。徐源泉原是张宗昌的旧部，1928年整编部队时，有传闻徐源泉部不稳，蒋介石也很怀疑，有撤换的想法，是何成浚保下来的。张难先见蒋介石未说什么，就请他提问那小孩，蒋说：“不问了，你把他带回党政委员会去，交人看管，以后再说。”为防止“龙子”被人暗害，死无对证，张难先把“龙子”段传新安置在党政委员会里，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支一张帆布床给他睡，办公室门外，安排两名贴身人员看守。第二天张难先到办公室见“龙子”哭，问他哭什么，他对张难先说：“他们两个打我。”问为什么打他，两人把张难先请到一边低声说：“他高声唱共产党的歌。”张难先一听，吓了一跳，立即带段传新过江到武昌，安排在自己家中，嘱襄勤夫人照管，买点好东西给他吃，但不许他出门。过了两天，蒋介石打电话把张难先找去询问办案情况，张难先说：“这两天，我把徐源泉军长所说“龙子”带回我家，嘱咐老妻好好照看。她们一老一小，有吃有喝，东拉西扯，“龙子”高兴，对老妻没有了警惕，又不受他的家人影响。我总想，这样环境下，若以前审讯中有什么不实，小孩会露出马脚。但我找不出他是贺龙儿子的根据，我可负完全之责任。”蒋介石说：“那——你看该如何处理？”张难先想到肖知娣，也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心生保一下的想法，也没有点破他们是段德昌的妻、子。就说：“杀之何益？！解回原籍，交地方官约束他们就可以了。”蒋介石没有再问什么，沉思一会点头说：“好，你就这么办。”张难先怕徐源泉得到消息，事情发生变化，急忙囬办公室办理公文，亲自送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在报告上批“照办”，并用印。张难先得到蒋介石的亲手批示，急忙到汉阳监狱提出段德昌的妻儿亲属十二人，自己资助他们生活费一百元，并派人押解去原抓获地，交县政府收押。

杨永泰已经不喜欢张难先在这里了，还想湖北人自相倾轧，坐收渔人之利。他得知张难先否定“龙子”说法后，对徐源泉说：“军长俘获贺龙家属，立的功可谓伟大，不想被张难先说成捏报邀功，全都放回原籍。”徐源泉心中恼恨张难先。

不久，又为一桩涉及高官贪腐案子，杨永泰告状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知道他们两人很难合作下去，就把张难先叫去，派他到外地“办一个大案”。张难先厌倦这种处处被杨永泰制肘的处境，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同意后，回武昌家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贺龙同志很关心段传新他们的安危，设法将段传新接到延安。段传新他们一直不忘张难先的援救之恩。母亲肖知娣曾经告诉他，在他们已经准备被害时，是一位叫张难先的人救了他们一家。他对蒋介石证明他们不是贺龙妻儿、隐瞒了他们是段德昌妻儿的事。那时，不论是贺龙妻儿、还是段德昌妻儿，都是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妻儿，必是难逃危运。1950年在四川工作的他，由报上见到张难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次到北京开会，就计划，利用开会后回川的机会，弯道去武汉看望张难先。在汉口赫德路张难先家中，段传新见到襄勤夫人，连声喊“老妈”（沔阳当地，孙子称祖母是“老妈”）。三人共同回忆当年故事。这才确定，他虽然不是贺龙儿子，却果然是段德昌的妻儿亲属。他们被押解回去后，县长立即升堂审问，审毕收监。县长及当地乡绅都认为，既然在武汉没有把他们怎样，现在送回来，也就没什么大事，关了半年，取保释放。张难先个人送的一百元，出狱后用它请了几桌客，以酬谢保他们出狱的乡绅，余钱用完后，生活没有来源，他就给一家地主放牛，流浪中，贺龙派人找到他们。现在是刚组建不久的西南空军司令部航空处的一名团级干部。他坚持要认张难先为祖父。张难先说：“你是烈士之后，又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何必那样呢。”

1952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段德昌的亲属颁发了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主席”二字下面的签名是毛泽东亲笔写的。

作者说明：由于时间久远，本文介绍的段传新一家被捕、获救的时候，还没有我。但是，解放后段传新从北京回四川时，专门绕道汉口拜访祖父母时，是我、妹妹在旁边听他们说笑的；后来我的姑妈、叔叔等人知道后，从武昌来汉口一同畅谈往事。段传新在汉口住了几天才离开回四川。1955年祖父到北京工作后，断了书信来往。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