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新意又有高度的中华上古文明研究著作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第三版）读后感

贾小建

最近到朋友家做客，在其茶几上看到一本书，光就书名就引起我的兴趣——《黄河文明上古史话》第三版（张基温著，线装书局，2024年1月出版）。关于中华上古文明的书，迄今还为数不多，于是开始翻阅起来。朋友见我这样，就说：你难得来一趟，应当与我好好叙叙，你却看起书来了，搞得我好失望哟。喜欢这本书，你就带回去看吧。

这本书所透射出来的写作思想给予我很大启发。总结起来，它让我为之一震的东西，大约可以归纳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文明的概念，二是关于多个历史事件和遗存的独到见地。

一、关于文明的定义

这本《黄河文明上古史话》有一个“冗长”的前言。它分为六大段。其中的前五段讨论了文明的定义。由这五大段的标题已经可以领略到作者对于文明一词定义上的独到思想：

（一）汉语中的“文明”是作为原生文明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沉淀出来的社会积极因素的概括。

（二）英语中的“Civilization”一词本来是早期西方社会学家们为其次生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阶段所起的名称。

（三）考古学者们为如何判断次生文明进入Civilization阶段而提出的条件，被不恰当地当作了所有文明开始的条件。

（四）在原生文明史中寻找次生文明史中的阶段，起码是不科学的 。

（五）基于熵定义文明，可以充分体现有限世界中文明概念的本质性及其含义的丰厚性。

二、书中对于上古时期重大事件和发现遗存的独到见地

中华上古文明史是由许多历史事件和遗存组成的。在这本书中，对于多个历史事件和发现的遗存有着与主流观点很不一样的说法或结论。下面是该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1.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特别赞成王巍等人将生产力发展作为文明的一个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负熵增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影响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这两个关键因素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考古研究不能把精力集中到，陶、石、铜、玉以及房屋建筑的发掘上，还应当投入大量精力到科学、技术、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上，来挖掘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目前它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金属的发现和加工技术的发明是一个重要的历程碑。通常，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铜器的出现遭遇铁器，并且认为金属的发现源自森林大火或制陶。《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否定了这一结论，认为金属的发现及其加工技术的发明源自女娲炼石补天，并且认为铁器的出现早于铜器。书中的列举的理由，也确实让人感觉比西方的理由要科学、实在。然而，我们的考古学却在这方面基本没有做什么工作。

此外，对于观斗授时和观日授时、黄帝历和夏历形成与演变的研究也重视不够。

2. 上古早期，跨部落的人际交流极少，所以基本不需要名字。偶然的跨部落交际，都以部落或氏族名代之。后来，特别是部落联盟建立之后，部落之间交际增加，但这种习惯一直保留，直至今天还有。今天流传下来的上古早期的人名，可能是其部落或氏族名的同音通假字。例如，伏羲（也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可能是古时肤施氏族的通假字，而轩辕可能是古代猃狁氏族的通假字。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中，指出肤施和猃狁都曾一同活动于称为黄金纬度（北纬38度）北侧。这就为伏羲政权由向轩辕黄帝继承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为研究石峁文化和红山文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

此外该书还认为，在上古早期，中华大地上的人们还处于游猎时期，处于居无定处，迁徙无常的生活状态；到了全农业状态后居所才逐渐相对稳定下来。此外，这本书中还强调，许多上古时期的人物传说，特别是关于女娲和伏羲的传说，并非具体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可能是人们在传说过程中对于类似人物故事，经过一次次地整理、加工、改编而成的，并且是在千百年之后，才形成文字记载。因此，强调上古早期的氏族领袖人物的故里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科学的。基于这一思想，该书主张变“故里”之争为文化建设共荣。

3.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认为，中华上古文明是在与水患进行较量中形成的。因此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崇山小河文化，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河文化。提大河仅用于还没有地名时期粗略地指示地理范围。

4. 通常，人们把“炎”“黄”解释为来源于炎帝和黄帝二位上古时代的领袖。《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不这样认为。它认为“炎”“黄”是来源于上古时期分别活动于秦岭及其以南和黄土高原的两个部落联盟活动地区的土壤颜色。因为当时文字还没有广泛使用，人们的词汇也极其有限。但是已经可以分辨颜色，所以就以居地颜色自称或互相称呼。同时，也就将这两地的部落领袖称为了“炎帝”“黄帝”。我们觉得这样的解释很有道理。

初炎黄二地外，在上古时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还有东部青地（海洋之色）的人群。历史上多将其称为夷地（似乎是“异”的同音假字），，也有“青地”支称。《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将女娲伏羲之后的时期称为赤黄青时代。这样，一方面以环境颜色称呼三方，除了可以有科学根据外，更可以体现三者都是中华民族先祖的平等思想。

4. 长期地与洪水搏斗，还使天人合一、人天互补、人间和睦相处、不断扩大一统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民族之心中。 中华“文明”是对社会积极因素的概括，善良和追求协作就是这些积极因素中的重要内容。为此，《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认为被人们炒得过火的“涿鹿之战”实际并不存在。

该书发现。关于“涿鹿之战”有许多历史记载，这些历史记载的情况是互相矛盾的。此外，书中还当时的战争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认为当时既没有进行一场战争的条件，也没有进行战争的必要。并且认为，在夏之前，人间处理纠纷的主要手段是祭祀，而不是战争。流传的“涿鹿之战”情节，是后人、特别是战国时期的人们，以战国时期之情，度上古早期之景的结果。为此，书中对把本来不存在的“涿鹿之战”为了某些利益，而描写得血腥、残酷的作品表示非常反对。认为这些写中华民族的先祖，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为中华先祖们的“善良”本性所不容。

5.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中提出了基于熵的文明概念，认为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自觉的有序。在上古时期，国家机构还不存在，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祭祀就是建立自觉有序性的有力机制。黄帝就是采用祭祀封禅、合符会盟，实现了赤黄青三色归一，建立起黄河流域大一统的部落联盟的。尧认真总结了黄帝治理天下的经验，认为“天下大事唯祀”就是使社会安定的金科玉律。为了使祭祀规范化，尧开始建立国家级的祭祀中心——陶寺。这一思想，也为舜、禹、夏所继承。

尧的“天下大事唯祀”思想和其轰轰烈烈建设陶寺的行动，使得祭祀成为当时以至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帝王们的统治秘籍，并在当时形成热潮，使祭祀业繁荣，并衍生出占卜业、催生出记载占卜案例作为占卜术传授“教科书”的甲骨文。同时，陶寺就成为了尧、舜、禹、夏时期最神圣之都邑，用现代词汇可以称其为“圣都”。而后来的舜、禹和各夏后处理具体事务之地，随所处理事务的需要或其他原因而设，呈现出流动性。用现在的词汇可以称为“行都”。显然，不了解尧舜禹夏时期的这一二元都邑特点，单纯地用现代概念来寻找这个时期的“首都”，一定会使考古和文明史研究陷入死胡同。

基于陶寺的意义和作用，也可以认为尧舜禹夏是一个关系密切的时代。这就是《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进行时代划分的基本思想。

该书在讨论陶寺的意义的同时，还顺便提及了石峁。认为石峁是伏羲和轩辕族人在得到尧建陶寺的消息后，也开始修建以伏羲和轩辕为主要纪念对象的祭祀建筑。

《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书中还比较深刻地分析了陶寺被毁的种种原因，并认为陶寺之殇并非有人猜测的为石峁人南下捣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书中的有关部分。

该书在给出基于熵的文明定义的同时，提出了有限世界与无限世界的概念，认为有限世界中的运动规律并不一定适合有限世界，就像宏观世界中的运动规律不完全适合微观世界一样。

6. 夏朝的建立，实现了由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转变原因：社会变化是这一转变的间接因素——农业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由此提供了私有化的土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是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大规模的治水需要有组织、有训练的人力。这个人力群体是由大禹的儿子（启）征召与组织的。书中设想：大禹与大益在治水现场具体指挥，并将这个治水人群的征集、生活以及年老以后的安排等交由启负责。这样，夏启就控制了这个人群。后来治水告一段落后，在征服三苗以及甘之战时，这个人群就自然成为了由启指挥的军队。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也解释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可以追溯到夏朝”之说，也解释了启是如何变禅让为世袭的。从此，由尧向舜的交代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再传到禹就结束了，“天下大事唯祀”也就转变为“天下大事唯戎与祀”了。

7. 通常，人们都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文字的君主。《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则认为，黄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文字的君主，并把这个工作交由仓颉执行。所以，仓颉造字，实际上是对字的改造，也添加了部分新字。

8. 在《黄河文明上古史话》一书中，还看到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如“霍泰山”“女娲”“伏羲”“轩辕”“公孙”“唐尧”“夏”等的来历、洪洞县赵城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凤凰城、“伏羲”与“太昊伏羲”的关系、古杨国和杨姓的来历、炎帝与河洛地区的关系、“坂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来龙去脉、陶寺毁灭的原因、夏朝灭亡的原因……

三、后记

读完这本书后发现，还有其他朋友也读过这本书，感想基本类似。都觉得，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正能量好书，希望有更多从事相关专业、或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也读读这本书，最好都能在留言界面中发表一下感想。此外，我们感觉得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者，甚至很可能是一位“门外汉”。这也是我们几位朋友热议的一个话题，并且大家异口同声地提到了毛泽东主席于1956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感觉到，我们的考古研究、文明史研究以及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应当贯彻这个方针，集思广益才能更深入、更有成效。

张基温，江南大学教授。知名学者，计算机教育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第七届、第八届委员、常务委员。

曾任北京大学博雅方略城市发展与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顾问、山西省紧缺人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课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