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瞬间；同时，我们是某种不能被降低成那些状态的东西，无论这些状态如何制约我们。”

我们研究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同样需要明白这一点。就白居易的整个创作来说，他正是真正融会并且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从而在本质上形象化地展示出了这样一种“我们的景况”。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有现代人文主义色彩的就是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民生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观点，《孟子·尽心下》就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白居易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民生思想。他于晚年以七十三岁高龄创作的《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并序》，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再去长安，打算回少年时代就心向往之，青壮年时代多次往还逗留过的洛阳隐居。心中所想很快化作行动，他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两年后的宝历二年(826年)他邀请刘禹锡结伴归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密切。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8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从此脱去官累，长期悠游于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过着悠闲的生活，直至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

白居易做官30多年，始终以清贫自守，而且始终坚持深入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会昌四年（844），他看到洛阳龙门深潭南边的八节滩和九峭石经常撞翻行船，造成船毁人亡的严重灾难，心里非常难过，决定进行治理，使险道变通途。

想到就做，年已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倾自已多年积蓄，募集地方士绅民众，组织起一支在当时来说规模很大的民工队伍，开始开凿“八节滩”，以利船运。完工时他作了《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题刻于石上。其诗二首如下：

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西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为纪念他的功德，今洛阳龙门东山修有白园，以供人们瞻仰。

白居易当年对这件事真的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一诗中，还有这么两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在《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的“序言”中，白居易更是不无骄傲地写道：

“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会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于戏!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因作二诗,刻题石上,以其地属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见志。”

考察古代诗词与地方民生的关系，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通过那些优美的诗词作品，我们意外的可以获得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的象征性和视觉性的直观体验。依据这些作品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某些地方历史上的地理地貌特征和时代特征，同时还可以想象性的复原它们。

即如这两首诗一个小序，我们在阅读赏析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中唐时期洛阳的一些情况。白居易的民生思想，则透过字里行间清楚明白地透射给了我们。

马克思非常重视和认同文学作品的审美、认识作用。他在1854年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学作品能够以自己独特的形式传达出深邃的时代精神，从而生发出伟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成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早在清末民初时期，梁启超就曾经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小说的启蒙教育作用，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对于促进社会变革、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化功绩和历史意义，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还在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德国思想家阿多诺是一位心胸博大，视界宏阔的思想家，他在其对现代艺术史影响巨大的《美学理论》一书中，将人类精神提升到了人类生命和艺术创造本源一般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艺术作品的精神是其增值或盈余……精神将艺术作品（物中之物）转化为某种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仅凭藉保持其物性的方式，使艺术作品成为精神产品。……精神不只是灌注艺术作品以生气的呼吸，能够唤醒作为显现现象的艺术作品，而且也是艺术作品藉此取得客观化的内在力量。”因此，“如果不显现出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与龙门八节滩的皓首之约，他创作的《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并序》作为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也充分展现了出来。具体来说，通过这一组作品，白居易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的“把土豆装起来”的闪射着奇光异彩的民生思想。

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过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他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集成的那样。”而这种经济形态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毋庸讳言，贱民意识在长期浸润下，已经深刻地溶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某报曾登载过一个农民被错判数年监禁，后被改正无罪释放，不仅不起诉法院，反而给法官下跪感恩的事迹，便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现。在这方面，中国人似乎比法兰西民族奴性更足，更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委实教人“哀哉可怜”。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比如白居易生活的唐代社会里，要想为民众作一点有益的事情，如白居易曾经费心运作的那样，就必须先站出来为他们设想、谋划，然后把他们切实地组织到一起，凝聚成一股力量。也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把马铃薯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土豆装起来，装进一个袋子，才能形成一股真正可以做点事的力量。

作为向以匡时济世、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文学艺术家们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的富于理想化色彩的精神启蒙，在我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甚至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白居易捐出自己的积蓄，把民众集合起来，组织成为一个能够战胜自然为民造福的集体，有效地治理了世世代代危害人民的八节滩，正是一种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关注民生、爱护人民群众的方式。为国为民，方可称侠之大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对于白居易老夫子怀着一份最崇高的敬意。

开凿龙门八节滩两年后，即唐会昌六年八月，白居易长眠于松柏长青的香山琵琶峰上。直至今天，他墓前的泥土，还总是由于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经常来洒酒祭奠而芳香湿润，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知识分子得到的最好的回报吧。

李少咏，自号小木匠，逍遥镇人。能熬胡辣汤，会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喜欢读书写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虚妄与迷惘，都是半瓶子酱油水准。一生不敢或忘少年时代做木匠学徒时候师傅的一句话：想做一个好木匠，就不能用一根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