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社会小说《世外》

——欧阳如一

第三十章、在路上

经过繁琐的验身份证和“健康宝”，过有人脸识别和测体温‌的安全门、把随身携带的用品放进有透视系统的传送带、再让人用手持的仪器对全身上下做一次扫瞄、中国高铁的防疫与防恐级别已经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就让高见岭想起了一位曾经与他同行的“北工大”的王教授，那次他们从十堰坐火车回北京。

“你们凭什么查我的身份证？”王教授说，那时候还用纸质的车票。

铁路警察说：“不让查？不让查你就别上车。”

高见岭就劝王教授：“给他们看看又能怎么样？再磨蹭就上不去车了。”

王教授仍强势：“美国警察都无权查公民的身份。”

高见岭说：“这不是中国嘛。”

王教授说：“我们是市长的客人。”

王教授说上面的话高见岭还算佩服，中国公民是得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力，他说后面的话他就不佩服了——这就是一些中国人的特点，既要特殊化又要公平，或假如自己能享受特殊待遇就不主张公平，他就帮他拿出身份证让警察查验才过了关。后来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警察有权在依法执行职务时查验公民的身份证，这才让警察的这种行为有法可依，也说明以前不乏拒查身份证的人。高见岭每次被查身份证都会想起王教授，今天的警察权力之大，不但能查你的身份证还能查你的手机信息——这是违法的，还不让你在他们执法时拍照——这也是违法的，还会让你举证你没犯罪——这就更违法了。警察不知道自己违法吗？知道，那为什么还违法？就因为你不知道或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力，这是中国式执法很难改变的问题。此行高见岭看到有的人在进站口因为不会找手机里的“健康宝”急得跺脚，却得不到捂着口罩就看不到表情的工作人员的帮助，而邢台东是个小站，开往北京的动车只停留两分钟，他出了检票口就得跑，好久不运动的他就感到心跳气短得厉害，这才上了车，至于有没有人因为过不了那几关上不了车他就不知道了。防疫高于一切，就有人以此为由断路、封门、做一些侵害公民合法权力的事情，中国人啥时候能让法律让步于人权？就又对上次同行的王教授由衷佩服。

高见岭买的是二等座，坐的却堪比一等座，高铁已经减少了车次、车组还只卖相隔的座位，也就是乘客必须隔着坐，当然得戴口罩，如果有人咳嗽就会吓坏一车人。中国的高铁堪称世界奇迹，在总里程和科技水平上，却自成立那天起就亏损，而且不打算挣钱，因为它算的是大账——带动了多少产业、搞活了多少地方的经济，在疫情期间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卖票的方法肯定亏得更多。可就中国亏得起，也只有中国亏得起，不因为中国有钱，而因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国家有权决定某个地方、部门和行业赔钱，因为它同样有权决定某个地方、部门和行业挣钱，于是中国高铁就越亏损发展得越快。

车速将近300迈，一个半小时就会到北京。高见岭有时想：中国的交通要这么快的速度吗？他曾给海南提出不要搞高铁的建议，因为从海口到三亚两站就到，中间会略去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这些美丽的城市，实际上开通高速公路后海南环岛已经压缩了好多景点，开通高铁后又压缩了好多景区，这就像有了电报、电话人们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可有了手机人们的办事效率反而降低，因为刚决定的事情就能改，人的信誉程度也大大降低。于是高见岭就提出，把海南岛旅游做大的办法是放慢人的流动速度——尽可能留住人；加快货物的流动速度——保持城市的现代化，却遭到了反对。可这不影响他奇思异想，现在他又想，除了国防国家没理由让任何一个行业政策性亏损，比如有的国家就是不上高铁，除了有办法盈利。

这时候有电话打过来：“高博，你到哪儿了？你不是想找石根花吗？我给你找到了。”

是老李书记，他知道石根花却不告诉他，高见岭说：“是嘛，把她电话给我，或加我微信。”

“加啥微信呀？她就等你回来。”

“你不把她的电话告诉我我就不回去。”

“你回来我再把她的电话告诉你。”

高见岭知道这老头跟他好，也是工地离不开他，可他决不会放弃一个舒服的家和北京的大市场，说：“我总不能让火车调头往回走，您要管好工地、照顾好苏晓。”

对方咧着跑风的嘴笑了，说：“苏晓这女人真不错，工地的事和家里的事儿想得可细了，我又多了个负担——把她嫁出去，哎，袁世凯、蒋介石都娶过这种女人你知道吗？”

苏晓一直没给高见岭打电话，让他有点奇怪，他说：“您这是扯到哪儿了？”撂下电话他又想起了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也出身娼门，却是一代女杰，可他还是不能接受苏晓，并会尽快忘记她。

车到北京南。

高见岭乘14号地铁到大望路站，在站内换乘还得坐两次安检；他上了地面的816路公交车安检就简单多了，只在上车口有一台小型测温仪，他却发现了一种新生事物——穿着深蓝色特警服的“公交协管员”，全是人高马大的男士。他已经好久没坐公交车了，中国公交的一大进步就是取消了乘务员——她们的工作司机和检票系统兼了，降低了多少成本？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有了“公交协管员”，这得养活多少人哪？一路上他没看到此人做任何事情，不查票、不扶老携幼、不搞车内卫生、不讲解有关公交的任何问题、当然也不会为外地旅客提供北京的出行建议，他们的出现可能只因为出现过一些“不稳定事件”，可全国公交的文明程度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北京的情况更好。高见岭又想到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就应当像超市，在商品被偷被损和多设服务员中做比较，损失的商品肯定比增加的服务员价值低，而让顾客自由的购物体验比什么都重要。

车到燕郊行宫花园站。

高见岭下车打了辆出租车，是个女司机，不多见。这回不用安检和测温，十分钟就能到家，他问：“师傅，北京封城多久了？您的生意怎么样？”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新闻人，她说：“嗨，别提了，时封时开，我就干干停停。”

城市的所有公交——汽车和地铁都亏损，这是政府的一大负担，也是市民的一大福利，而出租车这种“私人投资的公交”却是政府的一大盈利项目，因为通过“运营权外包”就赚钱，这也是交通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实现了政府、车主、市民三赢——真方便，也大大地促进了汽车和燃油产业的发展。

“如果没有疫情，开出租车挣钱吗？”

“也就挣份工资钱。”

这是高见岭每次坐出租车都要问的问题，答案他知道。北京的出租车刚开放出租车市场时真挣钱，那时候满大街跑的都是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一台车就是一个大买卖。司机的收入由当年的每月上万，到现在每月四五千；而那时候北京的平均工资才一两千，现在北京的平均工资已经五六千。出租车司机就成了工作时间最长、最辛苦、风险最大的行业。他说：“你们也是公交，真应该和公交一样享受汽油补贴。”

司机看看乘客的着装和气质，说：“我们自己出车、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才挣五六千块，还不断受到平台的盘剥，您能不能向上级替我们反映反映？”

“你们有自己的工会吗？”

“有，嘛事不管。”

按照章程，工会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的社会组织，它在诞生之初也确实如此，比如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好多声势浩大的罢工，上海的“黄包车”大罢工几度造成城市瘫痪，让政府和资本家不得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可现在中国的工会已经不为工人说话了，却不能没有，于是就“工会工会，吃了就睡”，只要工会不管事，社会就稳定了。

车到家门口，高见岭付了车钱并谢了司机。他想，王教授和夏青这样的人是讨厌——夏青也不断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可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他们这种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